蔣介石在台灣:敗退孤島蔣介石為何要葬在慈湖?
1949年12月31日,這是20世紀40年代的最後一天。在台灣中部秀麗的日月潭畔,蔥蘢的樹木中,掩映著一幢古色古香的樓宇,因在青山之下、碧水之旁,所以名叫涵碧樓。此刻,剛從大陸敗逃來台的蔣介石與兒子蔣經國正在登樓眺望。蒼茫的暮色中,日月潭波瀾不驚,如鏡的水面倒映著似血的殘陽,周圍青山環繞,樹影重疊,顏色如黛,幽深莫測。面對這如畫的景色,蔣介石半晌提不起興致。他默然無語,悵然若失,望著謎一樣的潭水出神。古人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此時的蔣介石無意於山水之間,而是在思考到台灣後,怎樣收拾殘局,怎樣應付即將來臨的嚴峻形勢,採取怎樣的對策。
台灣孤島目前的形勢,蔣介石是十分清楚的。他敗退台島後,曾希望美國能伸出手來,給予援助,但現在這種希望已經破滅。中共軍隊將隨時進攻台灣,而他手中所能掌握的軍隊已是七零八落的散兵遊勇,怎能抵禦中共大軍的進攻呢?台灣島內,經濟秩序已被搞亂,生產失調,商品奇缺,物價高漲,通貨膨脹,幾百萬人口的生計面臨危機,如不盡快改善,將重蹈大陸時代之覆轍。他必須採取強硬措施,才能維持這最後一塊領地。這天,蔣介石父子在涵碧樓呆到很晚才回,蔣介石心中已經有了一套統治台灣的計畫。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宣佈,他在台灣恢復「中華民國總統」的職務。他自1949年2月辭去總統職務後,僅是國民黨總裁,到台灣後,李宗仁遠在美國,他成為台灣事實上的獨裁者。但以「總裁」名義發號施令,畢竟是名不正、言不順,因此他自行宣佈恢復「總統」職務,當然得加上所謂「順應群情」之類的話。這不過是他經常玩弄的政治把戲而已。
蔣介石復職後的迫切任務,便是安定內部,為此,必須進行新的人事安排。在新的人事安排中,蔣介石確立了一條原則,那就是確保蔣經國的地位穩固、順利遷升。依照這一原則,蔣介石任命陳誠擔任行政院長,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三軍高級領導人也同時易人,任命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周至柔為參謀總長兼空軍總司令,桂永清為海軍總司令。
一切任命完畢後,蔣介石給蔣經國留下的位置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一職,這一官銜雖然不高,但他交給兒子的權力卻超越三軍統帥,即負責「監督籌劃情報業務,對大陸遊擊活動的派遣和指揮」。蔣介石覺得這還不夠,便又在「總統府」裡設了一個「機要室資料組」,也讓蔣經國負責,「舉凡一切黨政特務機構,統歸其管轄、指揮」。這樣一來,逃到台灣的一大批國民黨元老如何應欽、閻錫山、陳果夫、陳立夫、顧祝同、白崇禧等紛紛遭到貶逐,台灣又成了蔣家的天下。
新的人事安排大體就緒後,蔣介石就騰出手來,整頓社會秩序。為了防止共產黨的滲透,他提出「保密防諜」的口號。在此口號下,出動大批警察、憲兵、特務、軍隊,開始了大逮捕、大屠殺。只要行動可疑,經人檢舉,一概列入危險分子,格殺勿論。位於台北市郊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取代了過去南京市郊雨花台的地位,大批的危險分子在這裡遭殺害,屠殺「革命者」的槍聲,不斷從這裡傳出。台北市青島東路的軍人監獄和台東綠島監獄,成為最大的兩個集中營,有「通匪嫌疑」者,一律送往這兩個監獄。整個台灣島上,一片腥風血雨。在經濟方面,蔣介石為了海島上不再發生中共在大陸掀起的土地革命,開始實行「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本來,在大革命年代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曾促使和希望國民黨政府實施孫中山的「二五減租」政策,但都遭到蔣介石的堅決拒絕,如今亡命台灣,為了這最後一塊生存棲息之地,蔣介石忍痛實行了。
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相繼解放了海南島和舟山群島,這等於割斷了台灣的手足。解放軍的下一步,必將是渡海解放台灣,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既定方針。還在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的時評《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中就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鬥爭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台灣、海南島和屬於中國的最後一寸土地為止。」海南、舟山等島嶼解放後,人民解放軍積極做好各種準備,以利在適當的時機進攻台灣。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又一次陷入混亂。
蔣介石復職後的迫切任務,便是安定內部,為此,必須進行新的人事安排。在新的人事安排中,蔣介石確立了一條原則,那就是確保蔣經國的地位穩固、順利遷升。依照這一原則,蔣介石任命陳誠擔任行政院長,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三軍高級領導人也同時易人,任命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周至柔為參謀總長兼空軍總司令,桂永清為海軍總司令。
一切任命完畢後,蔣介石給蔣經國留下的位置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一職,這一官銜雖然不高,但他交給兒子的權力卻超越三軍統帥,即負責「監督籌劃情報業務,對大陸遊擊活動的派遣和指揮」。蔣介石覺得這還不夠,便又在「總統府」裡設了一個「機要室資料組」,也讓蔣經國負責,「舉凡一切黨政特務機構,統歸其管轄、指揮」。這樣一來,逃到台灣的一大批國民黨元老如何應欽、閻錫山、陳果夫、陳立夫、顧祝同、白崇禧等紛紛遭到貶逐,台灣又成了蔣家的天下。
新的人事安排大體就緒後,蔣介石就騰出手來,整頓社會秩序。為了防止共產黨的滲透,他提出「保密防諜」的口號。在此口號下,出動大批警察、憲兵、特務、軍隊,開始了大逮捕、大屠殺。只要行動可疑,經人檢舉,一概列入危險分子,格殺勿論。位於台北市郊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取代了過去南京市郊雨花台的地位,大批的危險分子在這裡遭殺害,屠殺「革命者」的槍聲,不斷從這裡傳出。台北市青島東路的軍人監獄和台東綠島監獄,成為最大的兩個集中營,有「通匪嫌疑」者,一律送往這兩個監獄。整個台灣島上,一片腥風血雨。在經濟方面,蔣介石為了海島上不再發生中共在大陸掀起的土地革命,開始實行「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本來,在大革命年代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曾促使和希望國民黨政府實施孫中山的「二五減租」政策,但都遭到蔣介石的堅決拒絕,如今亡命台灣,為了這最後一塊生存棲息之地,蔣介石忍痛實行了。
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相繼解放了海南島和舟山群島,這等於割斷了台灣的手足。解放軍的下一步,必將是渡海解放台灣,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既定方針。還在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發表的時評《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中就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鬥爭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台灣、海南島和屬於中國的最後一寸土地為止。」海南、舟山等島嶼解放後,人民解放軍積極做好各種準備,以利在適當的時機進攻台灣。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又一次陷入混亂。
5月16日,蔣介石為了給部下鼓氣,發表了一篇題為《軍人魂》的演講,這篇演講重彈「革命軍人」「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調,聲言台灣一旦陷落,他決定以身「殉國」,表面上慷慨激昂、氣壯如牛,實質上色厲內荏、膽小如鼠,讓人一聽就覺得可笑。
在蔣介石的帶動下,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了宣誓儀式,「宣誓效死,確保台灣」。於是,各級黨部也紛紛傚尤,進行「宣誓」,發誓「以死保衛台灣」。5月27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說:「台灣是進入戰時了!」指出「我們國家實在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險時期,每個處在這個孤島上的人也沒有什麼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因此,要求「人人生產,戒除浪費,個個動員,參加戰鬥」,「保衛大台灣」。
為了「保衛大台灣」,蔣介石下令,沿海加建碉堡防禦工事,組織防空演習,組織訓練民眾。他還指使蔣經國傚法日本法西斯的「神風隊」故伎,組織「反共敢死隊」,整個台灣島上,鬧得沸沸揚揚,雞犬不寧。然而,危殆中的台灣,卻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之外,降臨了轉機。
1950年6月25日,蔣介石正吃早飯,蔣經國十分欣喜地進來向他報告,朝鮮戰爭爆發。蔣介石一聽,高興得眼淚直流,這場戰爭,確實給蔣介石帶來了福音。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為了保護它在亞洲的利益,建立整個東南亞防禦體系,便重新把蔣介石揀回來,將台灣納入其戰略防禦體系。美國武裝干涉朝鮮內政,擴大朝鮮戰爭,同時派出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武裝侵佔我國領土台灣。蔣介石重新置於美國的保護之下,成為朝鮮戰爭的受益者。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人民解放軍基於形勢的變化,放棄了武力解放台灣的計畫。蔣介石避免了滅頂之災,在惶惶不可終日中度過了危機。
蔣介石在台灣站穩腳跟後,一心要把權力傳給兒子蔣經國,特別是隨著年歲的增長,這種願望愈是迫切。還在1950年時,蔣介石就宣佈改組國民黨方案,決定成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由16名委員組成,40歲的蔣經國躋身其中,為眾所矚目。
但蔣介石知道,蔣經國年紀輕,閱歷尚淺,需要在中央決策部門磨煉一段時期,因此,一些重要的部門,仍讓一些有能力、可信賴的老一輩人物幫助治理,等告一段落,再讓經國取代不遲。他想在這件事上做得冠冕堂皇。但是,對一些不服蔣經國,與蔣經國有隙的人物,蔣介石則堅決除掉。1952年,蔣經國與台灣省主席吳國楨發生矛盾。因蔣經國操縱特務,常常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就任意捕人,甚至連縣、市議員也隨意捕拿,吳國楨身為省主席不得不出面干預,造成對立情緒。另外,吳國楨對於蔣經國的特務經費開支,往往不客氣地予以拒絕,這樣,矛盾越鬧越深。蔣介石知道後,「愛子之心,勝於愛民」,在蔣、吳衝突中,態度十分鮮明,堅決站在兒子一邊。他甚至派人將吳國楨小汽車的輪子擰松,蓄意謀殺吳。吳國楨一怒而遠走美國,在美國寫出《上總統書》,公開點出蔣氏父子的名字進行批評。結果,蔣介石為太子除掉了一個勁敵。
不久,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因反對蔣經國在部隊設立政工制度,孫蔣矛盾激化。在衝突中,蔣介石再次偏袒兒子,於1954年6月,先撤掉孫立人陸軍總司令之職,再借其部下「兵諫」之事,提出「孫立人兵變案」,將孫立人軟禁,這樣,為蔣經國掃除了又一個強硬的政敵,為蔣經國的順利陞遷掃清了道路。蔣經國的勢力一天天膨脹,逐漸控制了島上各個部門的實際權力。但蔣介石並不急於馬上委以重任。行政院長和副總統仍然是陳誠,給外人造成陳誠是蔣介石的接班人的誤會。實際上,蔣介石內心自有考慮,他知道陳誠對他是忠心的,不會輕易有非份之想,另外,陳誠的身體不好,肯定只能扮演過場人物的角色,蔣介石看重的,就是陳誠這一身病,他的生命不會有很長時間,因此不會成為蔣經國的障礙。表面上,陳誠是台灣島上僅次於蔣介石的第二號人物,實際上,「上焉者,處處要請示蔣先生,下焉者,要向經國低頭」。
陳誠也頗「識時務」,他多次向蔣堅辭「行政院長」之職,但蔣介石認為經國當「行政院長」的時機沒有成熟,總是以「國難未紓,仔肩益重」為由,不讓陳誠辭職。到了1963年,陳誠又一次辭「行政院長」職,而且態度十分堅決,蔣介石考慮良久,才予批准。但蔣仍然認為經國上台的時機不成熟,因此推出財政部長嚴家淦,讓他出任「行政院長」。
蔣介石選擇嚴家淦,是因為嚴為人謙和,沒有野心,到時,陳誠身體不好,可以「一死讓賢」,而嚴家淦則能「自覺讓賢」,這是蔣介石為兒子選的一個新的陪襯人物。
在蔣介石的悉心栽培下,蔣經國的勢力越來越大,只等老蔣一死,權力交替便是瓜熟蒂落的事了,對此,蔣介石已十分放心,但經國掌權後,能否穩固呢?這又是他所放心不下的。1968年4月15日,是蔣經國59歲的生日,蔣介石先一天從日月潭給兒子寫了一封信來,信中云:「近日在潭上研究陸象山(九淵)與朱晦庵(熹)二先生學術同異之點,尤其對其『無極而太極』之說不同之意見……」蔣介石在信中還講了他研究程朱與陸王兩派哲學的體會和發現,最後,蔣介石教導兒子說:他一生最重視王陽明的學說,認為只要掌握這種學說,「此心存立,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也」,「自不致有今日人類之悲運,而大陸同胞,更無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當以補先哲之缺憾,則幾矣,特此以為爾壽也。父示。」
蔣介石寫此信的目的,就是希望兒子繼承他的哲學思想,去「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使蔣家王朝永遠保持下去。「可憐天下父母心」,蔣介石真可謂用心良苦也。
蔣介石在一心栽培兒子經國的同時,為了鞏固國民黨殘餘政權的統治,搞所謂的「反攻復國」,在台灣發展經濟方面也下了些功夫。從1953年開始,連續實行了為期四年的「四年經濟建設計畫」。1960年1月,又指示陳誠制定了《加速經濟發展十九點計畫》、《1961年至1964年的第三期四年計畫及長期經濟建設綱領》等。在經營台島的建設計畫中,搞了一些令人矚目的重要工程,如石門水庫、台中港、石油化學工業建設,南北高速公路、高雄大鋼廠等。為了加快經濟建設步伐,蔣介石指示修改有關經濟法令和規章制度,調整賦稅、鼓勵投資、開拓島外市場、吸收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等,這些都為台灣經濟的起飛起到了一定作用。台灣是個海島,也是一個多災的地區,對於島內發生的各種自然災害,蔣介石都十分關注,並親自主持一些重大的救災工作。1959年8月,台灣中南部發生了六十多年來未有的大水災,受災面積達12萬多畝,災民達30多萬人。3月31日,蔣介石以總統名義,頒布《緊急處分令》,提出搶救災害,加速重建步伐的一系列措施。如規定,從9月1日起,各項稅課分別附征水災復興建設捐,這些收入均由行政院統籌調撥,要求各地支援受災地區災民,同時下令動用大批軍隊深入災區,搶修和重建各種工程450項等。這些措施都有利於災民和受災地區的重建工作,使台灣政權度過了因受災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危機。蔣介石統治的台灣,處於暫時的穩定之中,蔣介石的臉上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這是自1950年以來他少有的舒心的時刻,他終於可以喘口氣了。
歷史前進到70年代,台灣上空又開始聚集起重重烏雲。剛剛舒口氣的蔣介石又陷入深深的憂慮之中。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斷交;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導致了後來中美建交;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國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訪華,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接著,在數月之中,20多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台灣絕交。蔣介石的駐外使館紛紛關閉,使館官員一個個灰溜溜的,紛紛下旗返台,一派淒淒慘慘慼慼的景象。一個個打擊接踵而至,一個個壞消息聯袂而來,蔣介石比當年丟失大陸還要傷心。他困窘、惶惑、氣憤、傷感,各種情感雜處胸中。他吃不安、寢不寧,不由驚呼:「這世道變了!」
面對這多事之秋,蔣介石束手無策,毫無辦法,為了穩定人心,他只是阿Q似地發表一紙文告,硬著頭皮說:「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為……只要大家能夠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堅持國家及國民獨立不撓之精神,那就沒有經不起的考驗。」空洞的說教,毫無內容的陳詞,除了讓人感到蔣介石內心的恐懼與空虛外,還能起到什麼作用呢?好在,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外交的失敗,還不足以致命,只要沒有內潰,仍可在這孤島上苟延殘喘。這時,政權方面,蔣介石年事已高,經國勢力已大,現在交接,已是順利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