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中國歷史，但凡一個大一統王朝初定，總是希望四夷賓服。朱元璋也不例外，明朝開國伊始，作為開國皇帝，公元1368年即位之初，朱元璋就派使臣下國書到日本，表達兩個意思，一是希望他們來朝拜，二是責令他們解決擾明倭寇。

　　結果，國書送達日本後，日本不僅沒來朝貢，而且還砍了朱元璋使者腦袋。

　　泱泱天朝大國被小小島國羞辱，朱元璋惱羞成怒，揚言出兵，征服日本。

　　針對朱元璋的開戰威脅，日本「攝政王」懷良親王針鋒相對，寫了一篇著名回信：

　　「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褊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

　　夫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昔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

　　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差。

　　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

　　這封「名書」，顯示了懷良卓越的漢文功底，寫得不卑不亢，綿裡藏針。表面上給了「天朝」面子，實際卻暗藏「奉陪到底」的強硬。

　　小小日本，為何敢殺大明使臣？

　　這首先與兩場歷史巨變有關。其一，兩宋滅亡；其二，日本抗元。

　　兩宋滅亡前，中國是日本的榜樣。南宋滅亡的時候，日本「舉國茹素」來哀悼大宋的滅亡。可見日本「中華情結」何其深厚。蒙元建立後，元世祖忽必烈因「倭主不來朝貢」，造大船7000艘兩伐日本，結果船隊均被颱風所摧毀，日本人將此風稱為「神風」。

　　雖然百年後漢人復國成功，但繼起的明王朝在日本人的眼裡，已經失去「正溯地位」。中國自宋以後就不再是他們崇尚的正源華夏文明了。這不僅是日本史學家的認識，不少國外史學家與日本所見略同，均將宋朝覆亡視為古典意義中國的結束，即所謂「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

　　借助「神風」，日本兩次橫掃蒙元遠征軍。通過抗元，日本大大提振了戰勝亞洲大陸軍隊的信心；另外對中國也不再崇拜。蒙古可以滅宋，但卻無法滅日本。

　　雖然朱元璋鄙視日本由來已久。在他眼裡，日本就是個「國王無道民為賊」的小丑國。但日本卻認為本國比這個明國更有資格繼承中華大統，他們以中華正統——上古人自居。針對大明皇帝對日本的鄙視，日本也進行了回應，日本學者寫了一首詩《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詩》，描述了日本國現狀：

　　「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儲清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

　　這就是即便在今天，「唐宋在日本」之說仍流傳的原始出處。

　　話說回來。大明與日本劍拔弩張，戰爭呈一觸即發之勢。然而，面對朱元璋步步緊逼，日本當政者還是寸步不讓。他們的「底氣」除了上述兩個原因，還有沒有更「撐得住」的原因？

　　追尋歷史的深處，發現還有一個日本當政者的「戰略」眼光原因，甚至佔據日本對抗中國的「底氣」更大比重。

　　這要與日本內部變化聯繫起來。當時日本雖處「南北朝」時代，但執掌南朝的懷良親王正值「起勢」時期。南強北弱，大有江山一統、吞吐八方之勢。殺明使、回戰書，使懷良王聲名遠揚，此後，日本向明朝下書，很多都假托懷良王之名，以壯行色。而懷良親王的底氣，一是來自日本抗元「神風」的信心，二是他的戰略眼光獨到——斷定朱元璋「不敢征伐」。

　　懷良王的判斷依據，是中國自古以來，作為一支大陸力量，對外張力極其有限，從未有征服海上島國的記錄，自宋以來，中國基本處於頻繁應付外侮侵略中，更何談海戰勝利經驗。

　　所以，這個執掌日本大半江山的王者，雖承認本國實力沒有強到戰勝中國程度,，但料定大明皇帝不敢做蒙古遠征軍都做不到的事，朱元璋的「戰爭威脅」，不過是「說大話」而已，自己也不妨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放出「大話」——放馬過來，俺不怕你。

　　果如日本所料，儘管日本一再不敬，朱元璋只是大話壓人，始終不敢輕舉妄動。不知他是忌憚「日本神風」，免蹈「蒙古之轍」，還是「韜光養晦」，總之後來「沒和倭寇一般見識」。

　　再後來，朱元璋在留給接班人的鐵券丹書中，明確規定日本為「不征之國」。他竟從日本的應戰書的字面中找回了面子——既然日本稱我為「天朝」，自稱為「臣」，朕也就寬懷大度，不再究日本殺使者的事情了。

　　朱元璋此舉，看似大度，實則無奈——我不打你了，你也別惹我。大明時期，中日力量雖然仍不對等，大明國力明顯高出小打小鬧的倭寇幾籌，但從對抗之「國家氣勢」上，已呈「均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