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時代，即明嘉靖至崇禎帝亡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非常獨特的歷史階段。這一時期，農業經濟作物廣泛種植，賦稅向貨幣轉化，手工業品種增多，規模擴大，商品經濟發達，工商業城鎮興起，尤其是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使歷史發展呈現出新的情形，頗似西歐社會出現的變化。但是，這種經濟發展卻未能實現真正的突破和歷史性跨越。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一、專制皇權的強化使商品經濟發展缺乏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

　　終明一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極端強化，從朱元璋廢丞相權分六部，宰相制度壽終正寢，有效的分權和制衡機構喪失，專制皇權達到頂峰。其後，大多皇帝較少專注國事，而是重在協調政事，統一政令，或較多地依靠特務統治和宦官操柄。尤其是明嘉宗時，魏忠賢之流大權獨攬，通過廠衛特務機構造成的慘烈局面更是令人髮指。儘管晚明時代書院比較興盛，東林書院及東林黨人不斷地聚眾講學，評議朝政，抨擊腐敗，產生了很強的輿論影響，但是他們的結局再一次說明晚明知識分子力圖以書院為講壇，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醒省皇權的幻想是不現實的。即使存在著士大夫集體意識的覺醒，在當時條件下，他們的力量也難以對抗宦官的腐敗和扭轉政壇上的頹廢局面的。晚明專制體制與自由民主政治是完全相悖的，大大地束縛了正在萌芽的資本主義。社會現狀體現的依舊是自給自足，背棄市場和扼殺貿易、閉塞流通。

　　二、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使商品經濟發展缺乏強大的動力。

　　晚明時代，一批又一批從事紡織、制瓷、冶鐵、販運的地主、商人、官吏和工場主獲利後，沒有繼續投資手工業的擴大再生產，不願意積累資金，活躍市場，擔當風險，而是買田置地，興業購房，以不動產的數量規模顯示自己的富貴。這種財富遠比商業資本獲利豐厚，且週期短，安全可靠。此外，放貸盤剝獲利甚厚，不少人在放貸時收土地做抵押，因為土地永遠是值得信賴的抵押物。所以市場經濟的外向性、靈活性、進取性在傳統重農抑商政策下就顯得軟弱無力。況且，繼續投資工商業，風險大，週期長，限制多，易虧損，無保障。可見，傳統重農抑商政策下的財富遠遠超過了市場經濟下的利益。晚明時期國家貨幣制度的混亂，無疑也影響了商品流通，更增添了一些工場主、大商人、地主和官吏的疑慮。

　　儘管，晚明朝廷對於某些方面，如糧食流通等，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需要，還是鼓勵的。對於國家需要但又不願直接介入的銅、鐵、鹽等行業，朝廷鼓勵商人介入，但又無止境地對他們敲詐勒索。例如在萬曆和天啟年間，各大工商業城市發生多起反稅監、礦監的鬥爭，就是因為官府看到紡織、制瓷、工礦等行業豐厚的利潤，於是指派太監、官吏徑往蘇杭等地，徵收重稅，由此引發鬥爭，涉及面遍及商人、工場主、手工業者和僱傭工人。

　　三、封閉的海外政策阻滯了經濟的海外聯繫和變革

　　明初為防範農民起義餘部，繼而為防範倭寇，明政府實行了海禁，除朝貢貿易外，嚴令禁止私人外貿及船舶製造。海禁政策在嘉靖中後期有所鬆弛，此後的東西方海上貿易也活躍了一些，但總的來看，仍未突破自然經濟的形態，而且這種貿易缺乏市場因素的作用，充其量僅是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隨著殖民者的入侵，這種鬆弛的海外政策也顯得力不從心了。

　　此外，晚明時期整個社會依然在不斷調整與修補中緩慢而艱難地向前發展。科技沒有太大的突破，大多是對前代科技的整理與總結，缺乏創新。同時傳統觀念濃厚、理性精神缺乏、舊生產方式束縛、體制的阻礙、文化上的浩劫都阻礙了社會經濟的跨越。儘管晚明時期有傳教士來華，西方科技傳入，但其影響僅僅局限於宮廷或朝中的某些上層人物，沒有引起廣泛的社會影響，更談不上對經濟的作用。理性的科學精神在古老凝重的土壤中很難產生近代科技成果。西方傳入的算學、天文、地理成果相對於《農政全書》《天工開物》《本草綱目》等總結性技術來說，確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