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洛夫(中國名字曰孫平)的《延安日記》是上個世紀蘇聯的觀察員的一本類似回憶錄的作品，在它出版後一度成為人們研究延安時期中共內幕活動的一項文獻參考資料，特別是近年來這本書更加受到黨史研究者的關注，互聯網上的一些人很以擁有此書或者通讀此書為榮，四處宣講、言必稱之。然而，令他們失望的是，這本喧囂一時的《日記》系出偽造，偽造者就是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和蘇共中央國際部。實際上從《日記》出版那天起，中共正牌黨史研究者就沒有斷了對它的質疑，很多黨史專家和研究論者紛紛撰文指責這本日記的荒誕和無知，任弼時的秘書師哲曾經指出「孫平,一個老黨員,怎麼能寫出這樣的東西?!這樣的東西只有偽君子、兩面派、沒有良心的人才寫得出。」(師哲著《在歷史巨人身邊》)《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高向遠著文《弗拉基米洛夫和「延安日記」》認為「此書既然不是弗拉基米洛夫當年的著述,它的嚴肅性和真實性就值得懷疑。」但是，類似這樣的指責因為只是立足中共自己的立場，越到近期越是容易引起一部分人心中的逆反心理的泡沫，在當今這個「言必稱希臘」的時代中，似乎美國人、日本人甚至香港人、台灣人說的都要比我們中國人自己說的動聽，那麼，好吧，就讓我們看看原偽造者是怎麼陳述這麼一本《日記》的出台真相的吧。

　　事實上，早在弗拉基米洛夫日記出台後的幾年中，國際上就已經有一些比較瞭解中共歷史的外國人士表達了對這本日記的異議，美國人約翰·謝偉思就曾經在同貝爾納德·格維茨曼的談話中指出這本日記是「主要是為反華而偽造的」，這番談話載於《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76年2月13日。此外，《東歐》雜誌1991年第一期發表的Peter M.Kuhfus的文章《重新看待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記》一文也對日記提出了較於當初一邊倒的不同看法。然而，在蘇聯解體之前、在蘇聯有關檔案解密之前，這些個異議還不能受到冷戰氣氛的敬畏，相反準備群毆中共的國際反華勢力對日記的吹捧也達到頂峰。1990年作為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尤里·弗拉索夫開始道出這本日記的偽造的前後工作中的點滴，他在《論據與事實》雜誌1990年第18期撰文《關於父親的真相》，和在雜誌《遠東問題》1990年第六期、1991年第一期的文章《關於父親的故事》中對《延安日記》炮製的全過程做了追憶。適時，蘇聯的政治空氣早就對這些東西開始淡化，而取證類似的史料也不再是什麼難上加難的事情。作為弗拉基米洛夫日記的主要編造者的尤里·弗拉索夫，他說，這本日記的另一個編撰者或者說指導者就是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副部長奧列格·拉赫曼寧(一作蘇共中央國際部)。日記的資料來源主要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面。1.弗拉基米洛夫用密碼發給莫斯科的無線電電報。2.蘇聯情報部門提供的其他信息資料。3.和弗拉基米洛夫一起住在延安的另外兩個人的提供的信息資料。4.弗拉基米洛夫在1948年到1953年和尤里·弗拉索夫的談話。

　　從上述四個來源我們可以看到，弗拉基米洛夫本人並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如果說這些個資料都是來自於弗拉基米洛夫一人所為然後再以日記體的形式出版或許可以理解，但是，事實情況並非如此。尤里·弗拉索夫披露的一些史實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的39號全宗、1號目錄、31號案卷中的電報來往中得到了足夠的證實。(也就是人們一直懸疑的弗拉基米洛夫之死的謎團)而參閱過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的德國著名學者、德國聯邦東方學與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兼亞洲部主任的迪特·海茵茨希博士也在他的專著《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中對於弗拉索夫取證的原始資料給予肯定。尤里·弗拉索夫承認，這本日記形成的過程中受到了拉赫曼寧來自蘇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加入了相當部分的杜撰和修飾，對於弗拉索夫的坦誠的披露當時蘇聯黨史學界就有積極的回應，著名漢學家康斯坦丁·謝維列夫、傑柳辛等人都曾以訪談或者撰文的方式詳細的談了這樣一個過程，其中傑柳辛的《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過去》發表在《論據與事實》1990年第五期。

　　上面我提到的關於弗拉基米洛夫日記的資料的四個來源除了尤里·弗拉索夫的提供披露外，德國學者迪特也在他的書中給予交待，(該書32頁)這本《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是新華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發行的，此書屬於內部發行，在書的扉頁上明確寫著這樣一行小字說明(內部發行，限省部級以上)，但是，這本書在我們香港的辦事機構的內部圖書館中就可以借閱到，看來並非難事，如果有興趣對這本日記的偽造與否做進一步瞭解的朋友可以找來一看，這本書從29頁到36頁都在集中介紹這本日記的真偽，迪特認為「只有通過其他材料或證據證實後，或者從總的歷史關係看是可信的，書中的有關陳述才能被使用。」(該書33頁)，我們認為迪特的這個觀點還是比較有道理的。該書由張文武、李丹琳等同志編譯，文字通俗、閱讀起來不比其他外著那麼生澀。

　　說偽書，是因為第一，孫平根本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也就是說，實際上不存在作為原本的手寫日記;第二，這部」非日記「也不是孫平本人根據回憶寫出的」日記體回憶錄「，這本」偽日記「是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奧列格·拉赫曼寧直接指導下寫成的，可以說拉赫曼寧才是真實作者。拉赫曼寧打著孫平的名義編造一本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日記「，這不是偽書是什麼呢?

　　這部假」日記「的實際編纂人，孫平之子尤里·弗拉索夫在《論據與事實》雜誌1990年第18期撰文《關於父親的真相》，在雜誌《遠東問題》1990年第六期、1991年第一期又發表《關於父親的故事》，兩篇文章對《延安日記》炮製的全過程做了坦白，主要內容有：

　　一、這本日記是1968年開始，在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副部長奧列格·拉赫曼寧指導下寫就的，是一項」政治任務「。拉赫曼寧直接干預寫作每一進程，甚至親自動筆修改，尤里本人並沒有多少自主權。

　　二、日記的資料來源主要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面：

　　1.弗拉基米洛夫用密碼發給莫斯科的無線電電報。

　　2.蘇聯情報部門提供的其他信息資料。

　　3.和弗拉基米洛夫一起住在延安的另外兩個人的提供的信息資料。

　　4.弗拉基米洛夫在1948年到1953年和尤里·弗拉索夫的談話。

　　這上面的論述既有國內文獻可以佐證，也有國外文獻可以佐證，應該比其他走狗之類的隊伍所說的更有說服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