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18日，位於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的國民黨中央研究院，一位身穿麂皮夾克和騎馬褲的男子走出了大門，身後還跟著一位活潑可愛的少年。兩人剛剛踏上停靠在中研院大門口的汽車，突然，意外發生了，幾名持槍的歹徒從不同的方向衝過來，向著車內猛烈射擊……

　　楊杏佛，名銓，1893年出生，江西清江人，早年曾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並且加入了由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1912年，孫中山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楊杏佛追隨孫中山到南京，在臨時總統府秘書處工作。

　　孫中山的臨時政府只持續了3個月，孫中山和袁世凱「南北議和」之後，南京臨時政府就解散了，袁世凱表示願意接收臨時政府的所有官員，其中也包括楊杏佛，但他們都不願意到袁世凱手下做事，於是就作為稽勳留學生，去美國留學。

　　稽勳留學生是中華民國的首批官派留學生，也是中國近代留學教育中比較特殊的一個群體，其成員多為原先追隨孫中山打天下的革命黨人，或者是對辛亥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他們由臨時稽勳局以「酬勳」的名義派遣出國留學。這批留學生熱心向學，多數成才，其中楊杏佛、宋子文、張競生、任鴻雋、譚熙鴻、李四光等人更是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在美留學期間，楊杏佛和一群懷抱著科學救國理想的留學青年一起，發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綜合性科學團體——中國科學社，高高舉起了科學的旗幟。他們還創辦了《科學》月刊，這是中國第一個綜合性科學刊物。1917年，《科學》月刊遷往上海，積極致力於「普及科學知識，傳播科學思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起到重要作用，是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最有影響的科學團體和科學刊物，對近代中國科學事業的推進功不可沒。

蔣介石與宋美齡

　　在美留學期間，楊杏佛學習了西方先進的工商管理和金融管理等相關知識。學成歸國後，楊杏佛來到武漢，在張之洞開辦的漢陽鐵廠擔任成本會計科科長。其間，聲勢浩大的「五四」青年運動爆發了，上海等地紛紛相應。作為具有先進民主思想的熱血青年，楊杏佛認為漢陽鐵廠的工程師學會也應該有所表示，響應「五四」運動的號召。然而，令楊杏佛大失所望的是，響應者竟然寥寥無幾。後來，他就到了南京的東南大學去教書。

　　在學生們的眼中，楊杏佛是一名學識淵博、崇尚民主思想的良師益友，備受信賴。然而，在校方領導的眼裡，楊杏佛卻是一個不安分的員工，他時常在校園裡向學生們宣揚馬克思主義，講解資本論和剩餘價值理論，一時間成為校方的心頭隱患，校方幾次企圖將他解聘，卻苦於找不到合適的借口。後來學校想了一個辦法，對學校進行改革，把整個工科都取消了，楊杏佛自然也就無法再教學了。

　　1924年，楊杏佛再次找到孫中山，並隨同他北上，又一次成為了孫先生的秘書。同年，國民黨改組，實行第一次國共合作，楊杏佛追隨孫中山奔走南北，奉行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與共產黨人真誠合作，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付出了艱辛的奮鬥。

　　1925年，上海發生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在宋慶齡的授意下，楊杏佛主辦了《民族日報》，言辭激烈地揭露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和軍閥官僚的媚外醜態，喚起群眾參加反帝鬥爭。

　　這樣一位愛國的仁人志士,究竟為何會招來殺身之禍?這一切還得從風雨飄搖的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開始說起。

　　上世紀30年代初,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非但不抵抗日寇的侵略,反而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投降政策,在加緊對蘇區紅軍進行「圍剿」的同時,更是殘酷鎮壓抗日民主運動,大肆屠殺同胞。全國監獄密佈,特務到處橫行,許多為拯救中華民族於危亡而鬥爭的仁人志士被逮捕甚至慘遭殺害,國內政局令人毛骨悚然。

　　在當時蔣介石的黑暗獨裁統治下,一批滿腔熱血的愛國志士,攜起手來同蔣介石進行了堅決的抗爭。1932年12月29日,楊杏佛與宋慶齡、蔡元培等民主主義鬥士,為了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爭取民主和自由的權利,建立了一個進步政治團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2年12月18日,楊杏佛陪同宋慶齡等人到北京調查監獄的狀況,之後,便在《申報》上發表了文章,明確闡述了中國民權同盟成立的目的:一、為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而奮鬥。二、予國內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援助,並調查鑒於狀況,刊布關於國內壓迫民權之事實,以喚起社會之公意。三、協助為結社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諸民權努力之一切奮鬥。

　　同盟的任務是公開反對國民黨的一黨獨裁統治,援救所有被國民黨關押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爭取民眾的出版、言論、集會和結社的自由權利。而同盟的領導人及其成員又都是當時的社會知名人士,因此,同盟的存在,讓國民黨政府既感到惶恐不安又恨之入骨。

　　作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總幹事,楊杏佛在任期間,全力以赴地協助宋慶齡宣傳反蔣抗日的民主思想,並竭盡所能營救被國民黨逮捕和關押的進步人士。由於楊杏佛鞠躬盡瘁的工作,致使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這一進步組織成為蔣介石極為痛恨的眼中釘。

　　輿論普遍認為,蔣介石要對付的真正目標是宋慶齡。宋慶齡作為近代中國民主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之一,無論其政治遠見,思想深度,還是個人品格和情操,都為世人所景仰。

　　作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主席,宋慶齡是蔣介石真正想要除掉的人,那麼,既然如此,楊杏佛卻又為何成了蔣介石的刺殺目標呢?

　　作為「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夫人,中國民主主義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宋慶齡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的中國,她所擁有的巨大感召力是任何其他人所無法替代的。蔣介石既然以孫中山的繼承者自居,他就不得不有所顧忌。正是這種顧慮,使得蔣介石對宋慶齡遲遲難以下手。

　　蔣介石心裡十分清楚,楊杏佛其實就是宋慶齡的左膀右臂,只要砍掉了這個左膀右臂,宋慶齡的民權保障同盟也就無法有所作為了。

　　自從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籌備之日起,楊杏佛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威脅恐嚇。然而,楊杏佛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對此根本不予理睬。

　　1933年6月18日清晨,亞爾培路上像往常一樣安寧。時間剛過六點,街上人煙稀少。這時,一輛轎車在街角的隱蔽處緩緩停下,車上坐著幾名神色詭秘的男子,他們警覺地觀察著窗外。突然,四人同時打開了車門從車上下來,快步朝不同的方向散去,一眨眼就不見了人影。他們不是別人,正是蔣介石派來取楊杏佛性命的殺手。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大約7點左右,楊杏佛出現了,身後還跟著一位活潑可愛的十幾歲的少年,他便是楊杏佛的兒子楊小佛。父子倆走到院中,跨上了楊杏佛慣常乘坐的那輛小轎車,然而,上車之後,楊杏佛才發現,中研院用來接待客人的備用敞篷車堵住了通道。楊杏佛沒有多想,就帶著兒子下了車,換到了停在前面的那輛敞篷車上。然而,正是這個不經意的決定,使得楊杏佛父子陷入了萬分危急的險惡處境。

　　汽車緩緩地發動了,正當敞篷車從中研院的門口開出,緩慢地拐到大街上的時候,持槍的殺手們突然從街道兩旁衝出,圍著車身就是一陣猛射,剎那間,槍聲大作。

　　事實上,這場刺殺楊杏佛的行動蓄謀已久。早在1933年的4月至5月間,戴笠就已經接到了暗殺命令,這個老奸巨滑的特務頭子立刻在上海建立了指揮部,親自監督這一計畫的執行。

　　楊杏佛從北平回上海後不久,戴笠便開始了部署。第一個步驟就是監視楊杏佛,以便找出他的行動規律,伺機下手。

　　特務們很快發現了楊杏佛有騎馬的愛好,他們當即認為,在馬場對楊杏佛進行狙擊,機會最多也最有把握。不料,方案卻遭到了蔣介石的反對。

　　蔣介石認為,把楊杏佛暗殺在租界以外的地區,達不到威嚇宋慶齡的目的,他堅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慶齡的寓所附近執行暗殺。

　　楊杏佛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就在法租界內,所以特務們最終決定就在中研院附近進行佈置,準備趁楊杏佛外出散步或去宋慶齡寓所途中執行暗殺。負責刺殺行動現場指揮的是軍統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

　　參加刺殺行動的人員共有六名,實施行動之前,所有人都舉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如不幸被捕,應立刻自殺,決不能洩露軍統的行動計畫,否則將遭到嚴厲制裁。

　　1933年6月18日,趙理君一大早就帶領執行刺殺的兇手過得誠等人來到中研院附近,守候伏擊。

　　當楊杏佛的汽車徐徐駛出中研院的大門時,街道兩旁突然衝出四名身穿短衣的持槍歹徒,圍著車身就是一陣猛射,剎那間,槍聲大作,司機胸部中彈,翻身下車,逃命而去。

　　從聽到第一聲槍響的一刻起,楊杏佛就意識到,這陣槍林彈雨必定是衝著自己來的。千鈞一髮之際,護子心切的楊杏佛立刻趴在兒子楊小佛身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軀保護著年幼的兒子。兇手分別從汽車的左右兩側,繼續向楊杏佛射擊。

　　附近的鄰居眼看著兇手們逃之夭夭,卻沒有人敢上前救助。此時,中央研究院對面三六二號汽車公司的俄國職員培克從樓上飛奔下來,迅速跳上駕駛座,猛踩油門,載著倒在血泊中的楊氏父子向醫院飛馳而去。

　　俄國人培克駕車將楊杏佛父子送至金神父路的廣慈醫院救治。稍作檢查之後,醫生便無可奈何地宣佈楊杏佛傷到了要害,已經氣絕身亡。而楊小佛僅僅是右大腿被子彈擦過,傷勢不重,經過治療,被送入了病房。

　　楊杏佛被刺身亡的消息一經傳出,有識之士無不感到悲慟憤慨,唯有戴笠為此洋洋自得。然而,一個意料之外的小插曲,卻使得戴笠的愉快心情大打了一些折扣。六名行刺歹徒之一的過得誠在行動中中彈受傷,被警方逮捕後送往醫院救治。特務們違反誓約,沒有做到不成功即自殺,戴笠為此感到十分氣惱。

　　戴笠馬上通知了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華探長的軍統特務,叫他帶上一包毒藥,通過捕房的關係去接近過得誠。只是,還沒等到特務動手,住在廣慈醫院裡的過得誠已經因為傷勢過重而死了。

　　楊杏佛被暗殺之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還上演了一出賊喊捉賊的把戲,偽上海市長吳鐵城照會了法租界當局,要求限期破案,緝拿兇手,結果自然是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