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統治二百多年時間裡，旗人都有特權，但同時，他們不事生產，也被禁止從事工商、貿易。生活貧困的問題，到後為也就越發明顯。清末朝廷也曾有所改變，讓他們或者務農、或者經商，以能解決個人生計為目標。但是辛亥革命的爆發提前把他們拉進了新時代。在老捨的話劇《茶館》裡很生動地展示出旗人生活的狀況。已經演變到了群體的潦倒了。1920年5月23日，上海《民國日報》登了《今日之旗人生活狀況》一文，將當日的旗族生計狀況略分為四類：貴官派指那些享受《優待條例》的親貴宗室，這批人雖有積產，但入不抵出，亦因少不經事，「眾家丁分肥」，預計「將來不至窮死不止」;謀生派是那些勤求有強，能經營和自立者，「此派為旗族中之尚佳者」，逐漸可與其他各族同化;勞動派以漢軍旗人居多數，普通以人力車為謀飯之計，困頓但尚能自存;待死派則是那些注定「老死牖下」的赤貧者。

　　據考察，北京內城的旗人居民，「殆已由積弱而漸流於乞丐一類。以數十萬眾老幼男女，皆成叫化，於治安、於國光、於觀瞻，皆有可注目之價值。」佔人數最多的「勞動派」，雖仍可勉強餬口，但由於經濟狀況下降、生活費用提高等原因，「可恃之收入，少於前四五年前一倍」，生活愈見窘迫。其實，即便「貴官派」，也未見得都養尊處優。民初報紙上，時常可以看到「世子王孫倒斃城門洞，郡主命婦墜入煙花院」的時聞。入民國後，滿洲王公的貧困化實則很迅速。莊士敦說，當他在1919年認識他們時，其中一些早已不再是富人，許多都「已陷入可悲的境地」。出於「臉面」考慮，他們不可能公開賣古玩，賣也只能得到「低得可笑的價錢」。

　　莊士敦提到一位親王，乾隆五世孫毓朗，光緒時封鎮國將軍三等將軍，辛亥年位至軍諮大臣，算是親貴上層。清亡不過十年，他已經「窮困潦倒」。另一位重量級親貴載澤也在入民國後，迅速「變窮」，一群民國的士兵還搶劫了他存放值錢東西的「庫」，這位曾經「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1920年代末在北京窮困落魄，鬱鬱而終。溥儀的堂兄弟溥澗，家產吃完，靠賣畫為生。莊王的後代餓死在南橫街的一個空房子裡。睿王的後代鍾氏兄弟，因生活無著而私掘祖墳。清末重臣慶王奕劻，家貲億萬，孫子竟沒落為揀破爛的。這些被取消特權的貴族，俸祿也沒有了，家產吃光，便只能流浪街頭，或轉乎溝壑，甚至凍餒而死。

　　一名叫桂順的皇族，因家境貧窮，由京去天津謀生，行至楊村，不幸病倒店中，當賣全無，又無衣無食，無奈之下向溥儀發了一封告急稟文，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賜錢財，奴才好養病度日」。當時皇族有三萬餘口，類似情況，比比皆是，小朝廷也是救不勝救，無能為力。許多人，就在貧病交加中死去了。王公親貴尚且這樣「窮了下來」，一般旗人的貧困更可想而知。清帝宣佈退位，在與新成立的民國政府達成的一系列《優待條件》中，明文規定，保護旗人財產，維持旗人一般生活，其中《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中規定，「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放。」《保護旗人公私財產文》中指出：「凡八旗人民公私財產，應有地方官及公正士紳清查經理，以備籌畫八旗生計之用。」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旗人公私財產不僅沒得到應有的保護，往往以各種原因被沒收。

　　民族大同會會員劉揆一、吳景濂等人專門上書袁世凱，要求禁止沒收旗人私產。呼籲歸呼籲，旗人財產屢被沒收的狀況並沒有多少改變。此外，由於財政困難，許多地方在裁撤旗營後，僅短暫發放過少數幾次旗餉，大部分地方都很快停發。北京是堅持發餉時間較長的，到1924年也停止了旗餉，糧食早在民國二三年就不再發放了。袁世凱死後，餉銀漸有拖欠現象，至民國七八年，旗餉只在正月、五月、八月三大節時發放，成了變相的救濟款(張福記《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會的變遷》)。金啟孮也記錄了民國的「不發餉」：所謂旗兵改編後「餉額如舊」，始終沒有如約履行過，首先生活不了的是營房中的寡婦，清朝規定八旗寡婦有一種叫做「鰥寡孤獨」的恤金。若是男人為國戰死，還有優厚撫恤，這種規定已行之二百多年，現在忽然不發，立刻臨於斷炊、挨餓的慘境。京旗的寡婦和外地駐防的寡婦首先在北京請願(當時這種請願全國都有)，徒勞奔波毫無結果。

　　後來出現了京旗和外三營的索餉，依然是什麼也得不到。於是引起了大規模的請願運動。「請願運動完全是被逼得無法生活下去，而對民國還抱有一定幻想的情況下舉行的。」法國的老捨研究學者保爾·巴迪先生曾引證了一些當時在北京的外籍人士以旁觀者身份記錄的旗人境遇：他們的數量當然相對來說是有限的，但他們的境遇卻相當悲慘，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從富貴與悠然的境地突然墮入貧窮的境地，……任何人今天都可以看到出身高貴的滿人在拉洋車，他們的婦女被人雇為女傭，最悲慘的是，他們的姑娘過著不名譽的生活，其目的只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眾所周知，北平城裡至少有七千妓婦，其中大部分是滿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