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萬曆皇帝沒能帶領大明朝走進資本主義?
關於萬曆外派礦監稅使的行為,有人拿它跟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做比,因為礦監稅使是從工商業下手,是因明末工商業迅速發展而應運而生的舉措,而一條鞭法也是因為當時商品經濟發展、貨幣流通加快而產生的。從經濟角度看,似乎都是合著進步的節拍,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想,這是截然不同的。張居正的條鞭法是很溫和的,他利用了生產逐漸商品化的規律,簡單來說,無論是農還是工商,貨幣都要比實物更加方便,這樣的改革雖然也會造成一定的顛覆,但是基本上是社會可以接受的,它本身的經濟改革度不是非常大。
而萬曆的礦監稅使可就不是這樣了,他的尺度要大得多。有人說萬曆這樣拿工商業開刀,是為了彌補明代稅收的畸形,因為明代稅收規定依然倚重農業,在工商業方面很欠缺,萬曆大哥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才高瞻遠矚地準備把國家從倚靠農業的大坑中向工商業(類比下西方近代的情況)的光明方向引去,但是卻受到了滿朝尤其是東林黨的猛烈抨擊,只有宦官朋友不離不棄地陪伴著他在這條孤獨高冷的路上走著,一個叫田口宏二郎的學者甚至說:「宦官們在徵收各種稅目時的態度,與其說是暴虐恣睢,不如說是作為官僚的負責努力。」我記得有一句話說,和眾人想法步調一致的是普通人,比眾人的想法晚一步的是蠢材,比眾人想法早一步的是天才,但若比眾人想法早兩步,那就是神經病了。萬曆在明末就能用以稅收的方式刺激,從倚重農業轉到倚重工商業發展,開啟我國近代化歷程,不得不說是早了兩步。而且居然還帶領著一批「憂國憂民」、同樣高瞻遠矚的宦官天才進行經濟改革大業!呵呵,如果他不是穿越過去的話,無論如何也說不通。
一些經濟學家為萬曆喊屈,說他的增收礦、稅其實是總體商業稅的增收,是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因為在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末,改倚農而重工商是大勢所趨。這樣所謂的重視工商的行動,在經濟角度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人類社會,人文環境,並不是像公式化一般單一。我有一位導師曾經大批過某經濟學家「不懂歷史」,因為他們在改革經濟措施的時候,沒有把人文和社會整體因素考慮在內,這也就是問什麼歷史學家大多對萬曆的礦監稅使采反對意見了。事實上,作為一個長期怠政、連張居正改革都能說扔就扔的君主,這傢伙真的不大可能有「增值商業稅」這種意識,最多有一些朦朧的感覺,也是建立在因為工商業興起、有利可圖的不正當出發點上。
我可以試著為大家分析一下當時的史實,我們就知道他的礦監稅使究竟是福音還是災難了。明末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因為生產力高度發展,生產產品除了供給生活需要,還有結餘可以作為商品來交易,這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甚至在一些更發達的地方,出現了專門為生產商品而運作的部門,典型的就是東南蘇浙一代的紡織業,明代著名小說系列「三言二拍」裡就體現了這種部門,因為紡織技術純熟,逐漸擴大規模,並僱用人員來為其生產,形成「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現象,這種僱傭關係和生產現象,就被定義為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另外,因為航海業的進步,我國沿海一代也常有前來做生意的外國商人,有了外來的交易。因為這些變化,就連農村也不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古老狀態了,相互交流變多,貨幣也在社會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君子愛財的利益概念也更加盛行,商人不再是一個末等地位的少數人群,手工業、商業,躋身入行,這樣的大勢之下,就連皇帝也忍不住萌生幾分對金錢的熱情。他就是在這個時候派出礦監稅使,為他在這些新興的礦業、工商行業開闢新大陸的。這樣看來,蠻符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求的,我們的萬曆大哥還是很有遠見卓識呢啊。
一些經濟學家為萬曆喊屈,說他的增收礦、稅其實是總體商業稅的增收,是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因為在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末,改倚農而重工商是大勢所趨。這樣所謂的重視工商的行動,在經濟角度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人類社會,人文環境,並不是像公式化一般單一。我有一位導師曾經大批過某經濟學家「不懂歷史」,因為他們在改革經濟措施的時候,沒有把人文和社會整體因素考慮在內,這也就是問什麼歷史學家大多對萬曆的礦監稅使采反對意見了。事實上,作為一個長期怠政、連張居正改革都能說扔就扔的君主,這傢伙真的不大可能有「增值商業稅」這種意識,最多有一些朦朧的感覺,也是建立在因為工商業興起、有利可圖的不正當出發點上。
我可以試著為大家分析一下當時的史實,我們就知道他的礦監稅使究竟是福音還是災難了。明末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因為生產力高度發展,生產產品除了供給生活需要,還有結餘可以作為商品來交易,這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甚至在一些更發達的地方,出現了專門為生產商品而運作的部門,典型的就是東南蘇浙一代的紡織業,明代著名小說系列「三言二拍」裡就體現了這種部門,因為紡織技術純熟,逐漸擴大規模,並僱用人員來為其生產,形成「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現象,這種僱傭關係和生產現象,就被定義為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另外,因為航海業的進步,我國沿海一代也常有前來做生意的外國商人,有了外來的交易。因為這些變化,就連農村也不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古老狀態了,相互交流變多,貨幣也在社會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君子愛財的利益概念也更加盛行,商人不再是一個末等地位的少數人群,手工業、商業,躋身入行,這樣的大勢之下,就連皇帝也忍不住萌生幾分對金錢的熱情。他就是在這個時候派出礦監稅使,為他在這些新興的礦業、工商行業開闢新大陸的。這樣看來,蠻符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求的,我們的萬曆大哥還是很有遠見卓識呢啊。
不過,萬曆應該不是穿越回去的,他腦海裡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發展的概念,他只是帶著一點隱約的感覺,覺得民間這些變化應該是可以給他的財政收入做些貢獻的,他也沒敏感到用什麼改革手段給他的龐大帝國脫胎換骨,不然就不會派一群宦官折騰百姓去了,這些只曉得撈金告密心理扭曲的宮奴,就更不可能是抱著社會轉型的目的去做變法大計的。本是順應時代潮流的舉措,這樣一來就變成了我們上文提到的人神共憤的景象了。不是說出發點還是很有遠見的嗎,這具體是怎麼回事呢?如果這樣不對,那應該怎樣呢?
其實我們給大家展現的明末的新變化,僅僅是對比從前完全農業、工商比例極小的狀態,有了很大發展,但是如果想做到以經濟基礎帶動上層建築轉型,還差得很遠很遠。資本主義萌芽,顧名思義,所謂「萌芽」是多稚嫩的樣子啊,商品經濟雖然進步,但是並沒有形成市場,沒有集聚效應。明末的工商業發展比例十分不協調,基本只集中在東南,一些大城市才有,而且門類單一,規模有限,廣大的內地農業還是佔有相當大的比例。明代百姓的觀念也只停留在傳統封建意識上,雖然對商人的鄙夷不那麼過分了,卻依然保持著「士農工商」的古老記憶,就連因工商發家的富人,也會想方設法廣置良田,盡早擺脫工商身份。我曾經接觸過一個著名的歷史課題,叫做「李約瑟難題」,大致就是疑問,為什麼古代一直領先世界的中國沒有率先走進近代化,這個問題的解釋有一個很重要的點,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就是外國人甚至說今天的中國人都很難想像,農業自然經濟在中國古代的地位是多麼頑固有力,而因這種自然經濟創造的上層建築,也同樣難以撼動。可以想像明末的經濟發展,有類似於資本主義近代化的變化,在強大的傳統社會下是多麼微不足道!而此時利用這樣稚嫩的新型生產狀態增加什麼商業稅,開始促進什麼資本主義進步,無疑是天方夜譚。這個社會接受不了,發展壓根沒到那個水平,皇帝也沒那麼神話。不要用現代的眼光去思考當時的事情,我們需要還原給史實一個合適的歷史背景,才能有權利給事件一個公允的評價。
如此稚嫩的萌芽,遇到皇帝派出的宦官隊伍搶劫一般的徵稅,無論如何都受不了,這可不是我們今天日漸成熟的商品市場,而且下到民間就又與初衷相背離很多,難保農民、官員不受害。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在這瘋狂的礦監稅使之風下,山東臨清原有的三十八家商幫破產了三十六家,綢緞商三十二家,倒閉了二十一家,各種商店只剩下個別苟延殘喘。而工商發展最欣欣向榮的天堂城市蘇杭,也因稅使大肆壓迫民變突起,暴動頻發。本是懷德治國的萬曆皇帝,卻不知民間疾苦,一味用暴力堅持著他禍國殃民的荒唐搞錢計畫。
萬曆的錯,就錯在他不明白,不清楚,靠著自己的想像下旨,雖說他的「怠政」並不是完全不管朝政,卻無疑失去了一雙真正洞察世事的慧眼,他的大臣言官因為經常誇大其詞,小題大做,也讓他失去了對官員們起碼的信任。我願意相信萬曆不是一個一禍害蒼生為目的的君王,他是懷著給自己修宮殿造陵墓的私心,也準備從商業稅下手搞一個新局面,但絕不是打算放任宦官去毀了他朱家的江山。但是事情下到基層,萬曆就控制不了了,他天真地以為一切還好,沒有言官上書得那麼可怕,而且礦監稅使帶回來的銀子實在是太可觀了,讓他更不願意放手。這個腹黑的皇帝擁有著老練精明,卻被骨子裡無法抑制的貪婪拖得不願挪動。要知道發展商業,資本主義進步的路必須循序漸進,充分考慮到人民和歷史因素,考慮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慢慢推進,想要通過明末的「萌芽」就進軍到西方近代化的狀態,是不可能的。他的礦監稅使,留給後人的,就只有「而今只有屁無捐」的壞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