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才子們為何不能令國家進步?
15世紀以降,以布魯諾與方孝孺為代表,中西世界出現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才子,他們都才華橫溢,不怕犧牲,但是求索方向卻大不同。
當布魯諾受火刑而死,方孝孺已被「滅十族」。為明朝皇帝繼承權獻身的方孝孺,死前曾作絕命詩一首:「天將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賁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乎哀哉兮庶不我尤。」
不能說方孝孺死得沒價值,他的氣節可歌可泣。但孝孺所殉之道,是永恆的思想,還是變換的利益?
方孝孺的死,沒有帶來大明王朝的絲毫進步,無論是生產方式還是上層建築,以及人的觀念,都沒有本質的變化。
而布魯諾則不同,他犧牲之後,神學主導的西方世界被科學打破。由此西方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全面領先東方世界。
總有人問:中國兩千年就有「食色性也」的認識,卻為何沒有發展成為人類學、心理學?中國發明了科舉制,卻為何沒有發展成公務員制度?中國製造了火藥,卻為何不能發明熱兵器?發明了煉丹術,卻為何沒形成化學?發明了占星術卻為何沒有天文學?發明了風箏,卻悟不出製造飛機的原理?
一言以蔽之:先天缺失「求真」精神,從而無法形成系統的科學。
這絕不說明中國人的才智比西方人低,而是因為華夏文明在習慣中選擇了走「倫理」的路而不走「真理」的路,重「德」不重「真」,求生活的合理而不求思想的確實。「漢才」中難以找到科學精神,以及徹底求真的執著,從而不能產生影響世界的大科學家。
包括政治學和法學等等人文科學,除了隋唐發明的文官制度科舉制之外,均無系統性。甚至就連影響東方的儒教,嚴格地說,那不是哲學,而只是一種道德學說。明朝之後,以複寫儒家經典為核心的科考收縮回四書五經的八股籠子裡,休提數理化等自然學科,即便在人文科學上亦無影響世界系統科學產生。
如果說,中世紀之前,整個世界對科學多處於蒙昧狀態,先行起步的華夏文明尚可以蜚聲海內外的話,那麼,中世紀到近代,世界已漸次進入偉大的科學啟蒙時代,只靠道德學說、詩詞歌賦、科舉制、四個零散發明立世的「漢才」,情何以堪?
當西方才子把才情與生命奉獻給真理時,東方才子卻把精力、才華直至生命全部投在了「道德」中。那裡,既沒有「自然科學」,也沒有「社會科學」,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王道」。
方孝孺的絕命詩,布魯諾的宇宙觀。一個求德,另一個求真,造就了兩種文明的不同走向——這大約就是中國近代自明朝開始,中西文明拉開距離的另解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