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國學會是怎麼成立的?
導讀:歷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個最慘淡、最苦痛的人間,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揮灑、最意象寥廓的青年。「少年中國學會」的幾千名中國少年,其中包括毛澤東、李大釗、鄧中夏以及被多數後人遺忘的王光祈……後來成為整整一個世紀的歷史主角。
1919年7月,王光祈、李大釗等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圖為1920年週年紀念時部分會員在北京岳雲別墅的合影,右三為李大釗。
1918年冬天,23歲的李璜出夔門、經上海,跋涉大半個月來到北京。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鴨店,北大教授李大釗設宴為他洗塵,同時在場的還有分設中學堂同學王光祈,北大學生鄧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釗的密友陳淯。李璜記得,六個人剛剛坐下,又有兩名青年冒雪而來。王光祈介紹說,他們也有意到法國勤工儉學,「聞我將往,甚喜,願一談」(李璜《學鈍室回憶錄》)。
此時,歐洲大戰已經結束,斷絕四年的中法航線也行將恢復。李璜此來,正是應「留法儉學會」之召、前往巴黎勤工儉學的。後來,他這麼回憶當時的情形:「我注視趙毛兩會友,似較我輩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這一天,與兩位「會友」,李璜稱兄道弟、極為親熱。儘管初初相識,但他們同屬「少年中國學會」(以下簡稱「少中」)的籌備成員。他們年輕、純潔,心中有著無盡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情懷。
幾十年後,李璜說,那個午後他永生不忘。因為在那張小小的圓桌邊,他見證了人生的無常、命運的殘酷以及歷史的分合。那個高個子的「會友」是毛澤東,黑皮膚的是趙世炎。與李大釗、鄧中夏一樣,他們後來都成為共產黨的主要首領。晚年李璜在寫作回憶錄時,依舊稱呼他們為「會友」。
1920年7月,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岳雲別墅集會慶祝「少年中國學會」成立週年紀念時的合影
籌備少年中國學會
「同人等欲集合全國有為的青年,從事專門學術,獻身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間「狹陋不堪」的小屋裡,26歲的王光祈起草著發起少中的計畫書:「……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奮鬥、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儉樸……」這寥寥幾十字,勾勒了一個溫和、漸進、旨在改良社會的青年團體。
所謂「專門學術」,指的是近代學科。晚清以來,分工、專業理念漸漸興起,學制革命更造就了一個基於分工和專業化、包含類別五花八門的新群體,「知識分子」。然而,興辦學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態,乃至「學而優則仕」的舊觀念,無時不刻地籠罩著學界。
清末興學之弊,影響了民國學子。王光祈記得,他從前的先生中,「講理化、數學的教員……淺顯的教科書都讀不斷句」;而以北大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長前,學生們上體育課,教員呼喊的口令是:「老爺,向右轉!老爺,向左轉!」
專門人才的匱乏,使「教育救國」、「實業救國」流於空談;與此同時,民國社會之敗壞、人心之沉淪,更幾近病入膏肓、無藥可治。
正因此,構築「新骨架」、奠基新社會,已成為這個國家的第一急務;也因此,舉凡公會、社團、自治組織、民間團體、輿論機構、工商企業,乃至「社會公德」的培育、契約精神的形成……種種社會的紐帶物、「民眾的聯合體」,無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廢待舉。王光祈認為,少中應成為各種社會事業的發動機;他為此寫道:「務使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改革社會之志,循序以進,懸的以趨……」
王光祈斷言,只有造成「中國社會之基礎」,並「基於社會之實力」,才能最後解決作為社會產物的「政治問題」。而在此之前,「勿為無意識之犧牲,宜作有秩序之奮鬥」。
顯而易見,王光祈的這些思考有著深重的、梁啟超式的改良痕跡。如果說,作為「支筆橫掃千軍」的天才報人,梁啟超是近代中國的啟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視為「第二代人」的話,那麼,遠離政治、關注社會、力主改良、強調漸進……則始終構成幾代知識者通往現代中國之路的著眼點,也始終左右著幾十萬知識分子的個體選擇。王光祈這一代人登台之初,並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這份長達萬餘字、名為《吾黨今後進行意見》的計畫書。他將它寄給遠在東京的曾琦,「商榷意見」。
日本的「學生救國團」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這個時為日本中央大學學生,曾被舊日同學郭沫若譏為「補人」(四川方言,意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歲青年,有著異常複雜、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舊、固執,即使在白話文運動興起後,他也旁若無人地寫文言文、作舊體詩,並且言必稱王陽明、顏習齋;另一方面,他又頗具大時代青年的氣息,他的日記時常出現「生於亂世」、「力挽狂瀾」的字樣。他混雜了新與舊、文明進化與因循保守的諸多色彩。
在幾千名中國留學生中,他有著極廣的人脈、很高的聲望。他也正籌謀創建一個學會。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見書》後,他當即委派同學雷寶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1920年7月,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岳雲別墅集會慶祝「少年中國學會」成立週年紀念時的合影
籌備少年中國學會
「同人等欲集合全國有為的青年,從事專門學術,獻身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間「狹陋不堪」的小屋裡,26歲的王光祈起草著發起少中的計畫書:「……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奮鬥、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儉樸……」這寥寥幾十字,勾勒了一個溫和、漸進、旨在改良社會的青年團體。
所謂「專門學術」,指的是近代學科。晚清以來,分工、專業理念漸漸興起,學制革命更造就了一個基於分工和專業化、包含類別五花八門的新群體,「知識分子」。然而,興辦學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態,乃至「學而優則仕」的舊觀念,無時不刻地籠罩著學界。
清末興學之弊,影響了民國學子。王光祈記得,他從前的先生中,「講理化、數學的教員……淺顯的教科書都讀不斷句」;而以北大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長前,學生們上體育課,教員呼喊的口令是:「老爺,向右轉!老爺,向左轉!」
專門人才的匱乏,使「教育救國」、「實業救國」流於空談;與此同時,民國社會之敗壞、人心之沉淪,更幾近病入膏肓、無藥可治。
正因此,構築「新骨架」、奠基新社會,已成為這個國家的第一急務;也因此,舉凡公會、社團、自治組織、民間團體、輿論機構、工商企業,乃至「社會公德」的培育、契約精神的形成……種種社會的紐帶物、「民眾的聯合體」,無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廢待舉。王光祈認為,少中應成為各種社會事業的發動機;他為此寫道:「務使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改革社會之志,循序以進,懸的以趨……」
王光祈斷言,只有造成「中國社會之基礎」,並「基於社會之實力」,才能最後解決作為社會產物的「政治問題」。而在此之前,「勿為無意識之犧牲,宜作有秩序之奮鬥」。
顯而易見,王光祈的這些思考有著深重的、梁啟超式的改良痕跡。如果說,作為「支筆橫掃千軍」的天才報人,梁啟超是近代中國的啟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視為「第二代人」的話,那麼,遠離政治、關注社會、力主改良、強調漸進……則始終構成幾代知識者通往現代中國之路的著眼點,也始終左右著幾十萬知識分子的個體選擇。王光祈這一代人登台之初,並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這份長達萬餘字、名為《吾黨今後進行意見》的計畫書。他將它寄給遠在東京的曾琦,「商榷意見」。
日本的「學生救國團」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這個時為日本中央大學學生,曾被舊日同學郭沫若譏為「補人」(四川方言,意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歲青年,有著異常複雜、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舊、固執,即使在白話文運動興起後,他也旁若無人地寫文言文、作舊體詩,並且言必稱王陽明、顏習齋;另一方面,他又頗具大時代青年的氣息,他的日記時常出現「生於亂世」、「力挽狂瀾」的字樣。他混雜了新與舊、文明進化與因循保守的諸多色彩。
在幾千名中國留學生中,他有著極廣的人脈、很高的聲望。他也正籌謀創建一個學會。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見書》後,他當即委派同學雷寶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那麼,在曾琦的最初設想裡,他是否計畫以東京為中心、建立學會的日本分部呢?畢竟,還要兩年多時間,他才能完成學業、回到中國;畢竟,三千餘名留日學生藏龍臥虎、人才濟濟……
但,彷彿是他們集體命運的一個隱喻、一種象徵:幾乎是雷寶菁剛剛抵達北京、還來不及安頓下來的日子,在日本列島,一場突如其來的救亡風潮爆發了。它不僅改變了曾琦的計畫,迅速催生了「少中」、「國民」等青年社團;它並以令人悲欣交集的變奏,伏筆著「第三代人」未來的命運變遷。
歐洲大戰爆發後,亞洲的權力真空出現了。此後幾年,日本攻佔青島、拋出「二十一條」、執導西原借款、攫取北滿特權,遠東的新格局逐漸形成。在歐洲遠東艦隊紛紛撤離太平洋後,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舊世界,從此一去不復返,一強獨大、吞併鯨食的可怕前景出現了。
它也化作了留日學生的暗啞呼喊、紛飛眼淚。
5月4日,《中日軍事協定》簽署前夕,在東京神田的一家飯館,46名中國青年聚集著。他們代表了各省、各校的三千餘名留學生。當夜,他們決定全體罷學歸國、「一致對外」。作為與會代表之一,曾琦被推為「先發隊」成員。
一艘艘輪船開往上海。在黑壓壓的人頭中,夾雜了一名叫彭湃的廣東青年,一名叫李達的湖南青年,一名叫王若飛的貴州青年,以及三名四川青年,曾琦、張夢九與鄭尚廉。短短十餘天時間,5月17日,「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餘人」,他們籌集經費、建立機關,決心以「學生救國團」的名義長期活動;截至當年八月,「回國者共達兩千餘人,約占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的三分之二」。
也是在沸沸揚揚的救亡風潮中,6月25日,曾琦與張夢九離開上海、來到北京。
李大釗
「少年中國學會」成立
「予當時所以毅然輟學歸國,尚非僅為一時之外交問題。」後來,曾琦這樣回顧參與救亡的初衷:「而實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正因此,抵達上海後,曾琦事無鉅細地參與「學生救國團」的籌組,張夢九也出任機關報《救國日報》總編輯。而他們前來北京,初衷也不過是遊說梁啟超、蔡元培,設立一所新學校以安置歸國學生。但抵京第一天,王光祈的一席話打消了他的念頭。
幾十年後,在《學鈍室回憶錄》裡,李璜追記了兩人晤談的情形:幾乎剛坐下來,王光祈開門見山地說:「我有一議,思之已久,等著為你提出。……留日學生救國團的主張,明明在反對段祺瑞,要在京津發動,障礙必大。而即使發動成功,也不過是一哄之局,勢難持久。」
換而言之,所謂「救亡」不能指望學潮。在這樣規勸曾琦後,王光祈隨即談到:「應早日集結有志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經過歷練,成為各項專門人才,始足以言救國與建國的種種問題的解決。」這些立足長遠、重在建設的勸告,讓曾琦欣然接受。這一天,在一拍即合後,曾琦建議學會定名為「復興社」;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它最終定名為「少年中國學會」。
也是這一天,包括李大釗、周太玄、陳淯在內,六名發起人「公推王君光祈為起草員」,負責起草《意見書》之後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學會規約》。他們並議定,五天後也就是6月30日,在北京南郊岳雲別墅舉行少中籌備會議。
岳雲別墅位於順治門(今宣武門)外溝兒胡同55號,前身是浙江嵊縣同鄉會館。從6月30日開始,七名發起人在這裡接連會議;他們反覆討論、「修改數次」,終於擬定了共計八章、多達七十條的《學會規約》。在「定名」之後,學會宗旨被歸結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和「轉移末世風俗」。
入會須「由會員五人介紹」,並經評議部認可;會員須研習一種專門學科,不得中途休輟或自行更改;不得嫖娼、賭博、懶惰、浪費;不得「接近政黨」;不得虛偽、冷漠、言行不一、「無悛改之心」;甚至,「介紹會員不加審慎」也或致警告、或予除名。後來,會員易家鉞在《京報》上匿名發表了一篇罵文,被認為「吐詞淫穢」、「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產」,而決議讓其自行出會。
連同不久後頒行的《本會徵求會員之標準》,《學會規約》構成了少中「以傳統之心、行改良之事」的鮮明氣質。如果說,苛刻、嚴厲乃至略顯瑣碎的品行要求,讓人想起傳統儒生的修身進德、慎獨自律,那麼,徵求會員的三大標準,「純潔」、「奮鬥」、「對本會表示充分同情」,以及「須俱備以上三個條件、缺一不可」的要求,則讓人想到原典儒學「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力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易家鉞之外,此後幾年會員違反《規約》、或被評議部警告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一群群中國少年的百侶攜遊、「萬類霜天競自由」,讓少中生活無比清新、令人難忘。一名會員後來追憶說:「在少中最初幾年的會員間,實在沒有給我留下半點不良的印象。」(左舜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
不僅如此。在《會務》一章,少中明確了「發行報章」、「刊布圖書」、「組織演講」、「學術談話」等日常活動;在《機關》一章,學會設立了評議、執行、編譯三部;在《職員》一章,則規定了選舉制度和選舉辦法。直到7月21日,《規約》才最終定稿。後來,王光祈回顧說:「岳雲別墅者,本會成立史中最可紀念之發祥地也。」
也是在岳雲別墅,七名發起人達成了一項意味深長的決議:學會先設立「籌備處」,以王光祈為主任,進行為期一年的籌備,一年之後(1919年7月1日),學會再正式召開成立大會。
尋找少年中國往何處去的答案
1914年,隨著一個又一個國家的捲入大戰,歐洲的心靈也急劇衰老著。大陸這一頭的微茫希望也熄滅了。
這是中國心靈最困頓、最苦澀的時刻:過去的七十年,西風東漸、傚法歐美是這個國家漸行漸遠的一條長路;沿著這條路,它已經走得太遠,已經無法回頭了;而歐洲之燈熄滅後,不僅政制、社會、「新民」的老話題,還有思想與精神資源的新困境:它已經一空傍依;它該走向何方呢?
從這裡開始,「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最迫切、最重大的時代追問。如果說,在梁啟超、陳獨秀那裡,這一切無須作答、彷彿不言自明的話,那麼,對初初步入歷史的「第三代人」來說,無論李大釗呼喊的「青春中華」,還是王光祈心中的那個「光華」、「燦爛」、「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國,都更多是一種意象,一種氣質的書寫,它遠非具體、切實的社會藍圖。因為他們沒有參照物,他們無法作答。
正因此,王光祈明確表示,十九世紀的少年義大利、少年德意志運動,「在當時視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視之,亦老大義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而「吾人所創造非十九世紀、十八世紀之少年中國,實為適合廿世紀思潮之少年中國也」。也因此,七名發起人一致決議,以一年為籌備期,尋求何為「少年中國」、「中國向何處去」的答案。
無論如何,伴隨著高遠寥廓、充滿少年風華的氣息,少中的第一輪成員發展開始了。在成都,李劼人、胡助、何魯之、李小舫等人入會;在南京,左舜生、黃仲蘇、阮真、謝循初等人入會;在上海,魏時珍、李璜、楊賢江、鄭尚廉等人入會;在日本,沈懋德等人入會。
少年中國學會創辦人王光祈
自然而然地,分設中學堂舊友成為少中的主體了。而在分設中學堂諸生外,以盧作孚為例,這個後來的「中國船王」、民國最傑出的實業家,是李劼人在《川報》的同事;以周曉和為例,他是周太玄的親兄;以左舜生為例,他是曾琦的震旦公學同學。至於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後來的大漢奸周佛海,救亡文藝家、《義勇軍進行曲》作者田漢,則分別是曾琦、鄭尚廉在東京的同學和朋友。
舊友、同鄉、同學、同事,交織出了少中遍佈全國、遠及海外的會員群體。這一天,在南京玄武湖畔,左舜生又介紹兩名被河海學校開除的學生入會。他們是後來的共產黨總書記張聞天,以及茅盾之弟、早期共產黨主要活動家沈澤民。
這一天,在李大釗的介紹下,一個高個子、湖南鄉音濃重的湘潭青年,進入了王光祈的視野。他就是「新民學會」創始人、時為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毛澤東。不久,王光祈這樣評價他,「此人頗重實踐,自稱學顏習齋(作者按:清初儒學大師顏元)之學主實行」。又一些日子後,由趙世炯引薦,一個皮膚黝黑、中等身材的青年也加入少中。他就是趙世炯的弟弟趙世炎。
無一例外地,這些青年處在最清新、最生機勃勃的年齡。古典情懷的滋養,此時尚未消褪;一空傍依的時世與人生,讓他們一方面極目四野、「問蒼茫大地」,另一方面,他們也由此進入了個體與友人、自然、天地無限交融的寥廓情境。
以毛澤東為例,這一年春天,他和一群青年在長沙組成了新民學會。在橘子洲頭,他們讀書、辯論、抒情、詠懷;他們上山砍柴,到很遠的泉邊挑水,以蠶豆拌米飯充當一日三餐;他們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談、登高眺遠,他們到愛晚亭邊通宵露宿、「野蠻體魄」……後來,毛澤東以這樣的詩句,回顧詠歎那無比清新、異常廣闊的日子:「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不僅如此。他還以「萬類霜天競自由」的情懷,化實為虛、兼類而及,將中國少年和自然萬物融入了同一意象,從而揮發出生生不息、深邃高遠的宇宙意識。你看,那萬山紅遍、層林盡染,不就是少年中國旭日初升的景像麼?你看,那鷹擊長空、魚翔淺底,不就是中國少年盡情揮灑、行走人間的比照麼?
這不是一個人的。這是「第三代人」的集體抒發、清新歌唱。在新舊交替、「百舸爭流」的年代,「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讓他們擁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廣闊;作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們又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們盡得新之美、舊之善。歷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個最慘淡、最苦痛的人間,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揮灑、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而就在他們揮灑潑灑、青春放歌的時候,一種光輝燦爛、最古老也最年輕的思潮,一曲無比清新、近乎天籟之音的時代變奏,那美麗的「安那琪」的旗幟,悄然地席捲、征服了「第三代人」。對無數青年來說,它如同新的轉機,如同閃閃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