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澤東發動「鳴放」運動，懇請知識分子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國古詩，宣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通過爭取知識分子，毛澤東希望能促進新形式的藝術和文化體制的產生，這是他一輩子的熱望。周恩來總理也尋求對中央政府的建設性批評意見。「政府需要人民的批評，」周在1956年的一次講話中說，「沒有這種批評，政府將無法發揮其人民民主專政的職能。」後來發生的事是悲劇性的：自由曇花一現，然後變為「引蛇出洞」與壓制反對派的一種手段。

　　一開始，狐疑滿腹的知識分子認為毛澤東的呼籲是一種計謀，幾乎無人發言。可是，當毛澤東開始批評那些沒有提出「健康」意見的人的時候，許多人屈服於他們壓抑已久的渴望，提出了他們認為對改進管理有益的誠懇意見。可是當提出的意見開始關係到民主和人權，建議黨應該「開放」，當批評信件開始像雪片一樣飛來(在1957年年中6個星期的時間裡，上百萬封信湧到了中央的權威機構)，這位偉大舵手不無理由地把這些批評定性為對他的領導的明目張膽的進攻。毛給反對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並決定把「反右運動」升級。

　　這些所謂的「右派分子」都被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一開始，只有幾千人被清洗，但「反右運動」愈演愈烈，不久被宣佈為「右派分子」的人就超過了50萬。一個「右派分子」可以期望的最佳結局就是降職去「勞動改造」。有些被毆打並囚禁，有些被迫害致殘甚至致死。

　　北京借此機會考驗大家對黨的忠誠。作為動力處的黨支部書記，江澤民收到了需要從他

　　手下清洗出去的「右派分子」指標。江覺得很多知識分子的觀點和批評值得尊重，並且很有用。在身邊的其他單位忙於清洗和懲罰的時候，江充滿矛盾。

　　江向他的好朋友、剛剛入黨的沈永言傾訴說：「肯定是什麼地方出錯了。我們中間怎麼會有那麼多『右派』呢?他們都是從哪兒冒出來的呢?所有這些黨培養和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怎麼會突然變成『右派分子』呢?這不可能。我們應當盡可能多挽救幾個人。」

　　開始時，由於江的猶豫消極，他的下屬中沒有一個人被清除。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比動力處稍微大一點的基建處，有11人被劃成「右派」。隨著時間的推移，江對這一官方運動的缺乏熱情表現得更為明顯，對他自己也更具危險。幾個本來就嫉妒江的成就的狂熱分子開始提出疑問，與他向沈永言提出的問題恰恰相反。一些人在私下說：「動力處有那麼多知識分子，怎麼會沒有『右派』呢?」

　　最終，江迫於壓力確定了兩個人。其中一個有著類似宗教的思想。但江還要勉為其難地再找一個。那時在動力實驗室裡有兩種不同的車床。一種是蘇聯製造的，剛運來不久;另一種是在1949年以前從美國進口的。正是這兩套設備的差異使江找到了第二名「右派」——一個名叫葛冬青的中層幹部，其過錯就是他認為蘇聯車床比美國車床噪音大。

　　受到江的公開批評後，給車床「貼標籤」的葛冬青便被免去了管理職務，貶去從事體力勞動。同時，他被迫經常進行自我批評並出席「批鬥會」。江始終對自己在葛被免職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於心不安。「幾十年來，甚至直到今天，江都非常後悔自己對葛冬青的做法。」

　　「誰會懷疑葛冬青這句話的正確性呢?」多年以後，沈永言不無諷刺地笑著問道。「蘇聯和美國的兩台車床就互相挨著，哪台機器噪音大是明擺著的事兒。只有聾子才會對此表示懷疑。」

　　但在那個緊張的年代，以任何方式讚揚美國的言論都足以毀掉一個人的事業。假如「噪音大」的言論在江報告之前就廣為傳播，江自己的事業可能也會被毀掉。如果想找證據，江只要看看他自己的家庭就可以了。他的姐姐江澤芬當時是江蘇省的一位小學教師。她公開為一名她認為是被錯誤批判的人士講話。為此，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儘管學校另一位老師為她辯解，她還是被降為臨時教師，並被派到一所鄉村學校。後來她被遣送回家，每月不得不靠8塊錢艱難度日。

　　受到江的公開批評後，給車床「貼標籤」的葛冬青便被免去了管理職務，貶去從事體力勞動。同時，他被迫經常進行自我批評並出席「批鬥會」。

　　江始終對自己在葛被免職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於心不安。「幾十年來，甚至直到今天，江都非常後悔自己對葛冬青的做法。」沈永言回憶說。「江向他道歉了好幾次。1962年給『右派』摘帽的時候，江特別關照了他，葛是第一批被摘帽的。」

　　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標以後，江努力保護屬下的其他職工。一個年輕的技術人員輕率地發表了批評意見。江發現後，嚴厲地批評了他，隨後又真誠地與他談心。

　　這位後來移居美國的技術人員回憶說：「我都準備好去死了。我害怕極了，當朋友告訴我，我被定成『右派分子』，江要找我談話時，我甚至想到了自殺。在等著見他的時候，我特別緊張，真是嚇得渾身發抖。」

　　但在批評了這位年輕人之後，江只是要求他承認錯誤並努力工作。要換在任何別的處裡，他早就被清洗了。

　　他說：「江的忠告不僅幫助我熬過了『反右運動』，還幫助我度過了更具災難性的『文革』。江的忠告也許救了我的命。」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後，毛澤東並不滿足，又推動了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對於年輕的江澤民來說，他親身體驗了濫用權力的危害。這也教育他要具有政治敏銳性。

　　「他終於沒有抓到足夠數量的『右派』，」沈永言評價說，「他在對『右派』的批判會議———所謂『批鬥會』——上不大積極。他發言的調子總是太慎重、太平靜。他明顯缺乏熱情，因此我對他可能面臨的處境深感擔憂。不過，江澤民倖存下來了。他的政治直覺肯定特別好。」

　　後來在2000年，在與一汽的老同事會面時，江記起了一個人，此人特別勇於保護他人。「雷文(音譯)同志是個正直的老黨員，」江說，「在政治運動(『反右』與『文革』)期間，他有勇氣區別是非，保護了許多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