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獨應等。是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

　　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運動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並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五四運動」之後，與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與魯迅、林語堂、孫伏園等創辦《語絲》週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曾經擔任北平世界語學會會長。

　　早年經歷

　　1885年1月，出生在浙江紹興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壽，字星杓。後因應考，改名奎綬。周作人幼年在家鄉的私塾書屋(三味書屋)裡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

　　1901年，受國內新學風潮影響，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校間，根據「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名為作人，號樸士。在管輪班(輪機專業;輪機科)讀了6年，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了相當的英文基礎，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

　　1903年，入江南水師學堂學習海軍管理，畢業後考取官費留學日本。

　　1906年，到達日本後先補習日語，後攻讀海軍技術，最後攻學外國語。他以學「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國，抵日後先讀日本法政大學預科，後入東京立教大學修希臘文，研讀《遠征記》(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的著作)等文學經典，課後也到神學院學福音書的希臘原文，課餘和魯迅翻譯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說集》一、二部分，這兩部譯作以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為主，也包括王爾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賣出20多本。雖然胡適曾說這個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譯外文作品的失敗(《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但是《域外小說集》無論是古文的文采還是譯者對外文的理解都很傑出。周氏兄弟、許壽裳、錢玄同等人曾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學《說文解字》，並相互結下友誼。另外周作人在日本還短暫學習俄文、梵文等。

　　留學回國

　　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

　　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視學(督學)半年，後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教了4年英文。

　　1917年，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後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該系師資還有張鳳舉、徐祖正等，後來因中日戰爭爆發而停辦。

　　周作人還廣泛參與社會活動，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後頒行全國。

　　1922年，與錢玄同、陸基、黎錦熙、楊樹達、胡適、沈兼士等會員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共16人)。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他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支持進步學生，與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連署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並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員。

　　抗戰時期

　　留平教授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馬裕藻、馮祖荀)，受校長的委託看守校產。北大校長蔣夢麟後來在回憶錄(《西潮》和《新潮》)裡談到：「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於是，他果然沒有走，後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來關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記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說法庭要我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結果如何，因後來我離開南京時很倉促，沒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沒有去打聽。」

　　神秘槍擊案

　　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兇手逃逸後未被捉獲。有關槍擊案的殺手是誰一直眾說紛紜。周作人始終堅持是日本軍方的陰謀，日方則說是國民黨特務所為。戰後有人在美國撰文，自稱當年是學生，不滿周的親日行止而下手。

　　實際上，以時間點來說，周作人當時並沒有出任傀儡政權的任何行政職務，他先是應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委託，在家裡翻譯英文和古希臘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輾轉搬到香港。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學(美國基督教背景)國文系每週授課6小時，客座教授職稱。行刺後日本憲兵進駐周作人家，在客觀上加速了其「落水」的進程。

　　周作人還廣泛參與社會活動，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後頒行全國。

　　1922年，與錢玄同、陸基、黎錦熙、楊樹達、胡適、沈兼士等會員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共16人)。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他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支持進步學生，與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連署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並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員。

　　抗戰時期

　　留平教授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馬裕藻、馮祖荀)，受校長的委託看守校產。北大校長蔣夢麟後來在回憶錄(《西潮》和《新潮》)裡談到：「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於是，他果然沒有走，後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來關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記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說法庭要我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結果如何，因後來我離開南京時很倉促，沒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沒有去打聽。」

　　神秘槍擊案

　　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兇手逃逸後未被捉獲。有關槍擊案的殺手是誰一直眾說紛紜。周作人始終堅持是日本軍方的陰謀，日方則說是國民黨特務所為。戰後有人在美國撰文，自稱當年是學生，不滿周的親日行止而下手。

　　實際上，以時間點來說，周作人當時並沒有出任傀儡政權的任何行政職務，他先是應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委託，在家裡翻譯英文和古希臘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輾轉搬到香港。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學(美國基督教背景)國文系每週授課6小時，客座教授職稱。行刺後日本憲兵進駐周作人家，在客觀上加速了其「落水」的進程。

　　出任汪精衛政權職務

　　經過槍擊案的身心衝擊，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衛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

　　1940年11月8日，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衛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通過「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

　　1943年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

　　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道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

　　建國前後

　　1945年12月，抗戰結束後在北平以漢奸罪名被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逮捕，並押解南京受審，監禁於老虎橋監獄，周作人的朋友和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在美國辦外交的胡適寫了封長信，請求胡適為周作人說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認識的周作人》(1967年7月發表)一文寫到「理學院仍設景山東街前北京大學理學院原址，文學院因為沙灘紅樓被日本憲兵隊所佔據，乃在馬神廟北大圖書館邊新蓋三層大樓一座供用;這兩個學院在淪陷期間，不但絲毫沒有受到破壞，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設備，所以周作人勝利後在法案受審時，供稱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當漢奸，是蔣夢麟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這樁事有蔣前任校長去函法院證實，而新任校長胡適之也替他證明有保全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之功，所以法院寬大為懷，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鄭振鐸說「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給了他不好的影響」。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坐火車到學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暫住。

　　他曾通過尤炳圻聯繫以前教過的台灣籍學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灣，1948年起在台灣大學教書)表示有意到台灣，在北京大學修過周作人先生2學期2學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在《所認識的周作人》一文中回憶：「周作人知道將被釋放，叫尤君寫信給我，說他想來台灣，問我有沒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醫師，向他借用北投的別墅供住，郭君滿口答應，我於是立刻回信給尤君，告訴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費用，我和老友張我軍可以負責設法，可是他出獄後沒能即刻來台，後來就斷絕消息了。」

　　他不到台灣與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灣大學校長不無關係。

　　胡適從上海要到美國前，曾托王古魯遊說他離開中國，他反托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見《知堂回想錄》)。

　　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澤東與周作人文》中說周作人：「給周恩來寫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作了一些檢討，也為自己的過去作了一些解釋。周恩來將這封信轉呈毛澤東，毛批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但「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這樣的批示，學界目前尚有爭論」，但毛澤東很早就與周作人來往卻是事實，同文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記》：「毛澤東君來訪。」君常用於老師稱呼學生。(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旁聽了許多課程，並造訪了多位老師，《胡適日記》1920年1月15日有記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

　　周作人的學生在台灣的有許世瑛(許壽裳大兒)、張我軍(板橋人)、鄭騫、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張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來往。

　　新中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

　　上書毛主席

　　周作人在1951年給毛寫信，毛的秘書胡喬木1951年2月24日給毛澤東書面報告說：「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不當他是漢奸。」「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

　　毛澤東批了：「照辦。」翻譯周作人從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制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

　　反右運動中，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讓他的經濟負擔大增，只好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在康生和周揚的過問下，稿費從1960年1月起，調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幣。

　　1964年9月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其稿費又減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幣，當時他的愛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他曾通過尤炳圻聯繫以前教過的台灣籍學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灣，1948年起在台灣大學教書)表示有意到台灣，在北京大學修過周作人先生2學期2學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在《所認識的周作人》一文中回憶：「周作人知道將被釋放，叫尤君寫信給我，說他想來台灣，問我有沒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醫師，向他借用北投的別墅供住，郭君滿口答應，我於是立刻回信給尤君，告訴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費用，我和老友張我軍可以負責設法，可是他出獄後沒能即刻來台，後來就斷絕消息了。」

　　他不到台灣與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灣大學校長不無關係。

　　胡適從上海要到美國前，曾托王古魯遊說他離開中國，他反托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見《知堂回想錄》)。

　　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澤東與周作人文》中說周作人：「給周恩來寫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作了一些檢討，也為自己的過去作了一些解釋。周恩來將這封信轉呈毛澤東，毛批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但「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這樣的批示，學界目前尚有爭論」，但毛澤東很早就與周作人來往卻是事實，同文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記》：「毛澤東君來訪。」君常用於老師稱呼學生。(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旁聽了許多課程，並造訪了多位老師，《胡適日記》1920年1月15日有記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

　　周作人的學生在台灣的有許世瑛(許壽裳大兒)、張我軍(板橋人)、鄭騫、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張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來往。

　　新中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

　　上書毛主席

　　周作人在1951年給毛寫信，毛的秘書胡喬木1951年2月24日給毛澤東書面報告說：「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不當他是漢奸。」「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

　　毛澤東批了：「照辦。」翻譯周作人從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制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

　　反右運動中，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讓他的經濟負擔大增，只好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在康生和周揚的過問下，稿費從1960年1月起，調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幣。

　　1964年9月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其稿費又減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幣，當時他的愛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文革之後

　　1966年5月，文革開始。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

　　1966年8月2日，他被紅衛兵查封了家，並遭到皮帶、棍子抽打。其後周作人兩次寫了短文讓兒媳張菼芳交給當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藥安樂死，都無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時突然發病去世，享年82歲。

　　成就貢獻

　　翻譯經典

　　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周作人受到剝奪政治權利 (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決)的處分，在首都北京的家裡專事翻譯和寫作，但不允許以本名出版。

　　這段期間，他翻譯日本古典文學和古希臘文學作品多部，同時應邀校訂別人的譯稿。有些沒有結集的日本文學中短篇譯作散見中國和香港傳媒。

　　他每個月開銷頗大，在寫給香港曹聚仁的信件裡面曾說：「人民文學社派人來說，每月需用若干。事實上同顧頡剛一樣，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說四百。以後就照數付給」。「因為負擔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這是我拮据之實情。」

　　中華人民共和國交給他翻譯希臘古典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這項任務(胡喬木提議，毛澤東主席批准)，產生了一批高質量的日本文學和古希臘文學經典漢語譯本。

　　包括古希臘喜劇《財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臘神話》、《伊索寓言》全譯本、古希臘悲劇《歐裡庇得斯悲劇集》(與羅念生合作翻譯);日本現存最古的史書《古事記》、滑稽短劇《狂言選》、平安時代隨筆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風呂》)和《浮世理發館》(日文《浮世床》)等。

周作人書法

　　他應邀校訂北京翻譯社的《今昔物語集》本朝部譯稿和豐子愷的《源氏物語》全部譯稿(與錢稻孫合作)。

　　他覺得畢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譯作是用古希臘語(和羅馬帝國希臘化地區當時流行的新約希臘語;通用希臘語不同)寫作的古羅馬敘利亞作家、哲學家路吉阿諾斯的作品選《路吉阿諾斯對話集》。

　　周作人精通日語、古希臘語、英語，並曾自學古英語、世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