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6日，汪精衛在武漢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通過了接受日本停戰條件的決議。

　　1938年1月18日，因日方突然增加苛刻的停戰條件，國民政府發表態度強硬的聲明，汪精衛對日媾和努力宣告失敗，終於走上了叛國投敵的道路。

　　主張「不抵抗」險遭暗殺

　　1932年春，蔣汪再次合流。汪精衛上台任行政院長，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方針，主張中日發生衝突時，中國應該在「盡可能範圍內，極力忍耐，極力讓步，表示我們無意開釁」。

　　在這種思想主導下，蔣汪政府先後與日本簽訂《淞滬休戰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大肆出賣中國主權。

　　《真實的汪精衛》一書記載，面對全國討汪的氣氛，汪精衛的親信陳公博說：「歷代王朝危急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其實南宋秦檜也是一個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無力與金抗戰，就挺身而出與金講和，犧牲自己來換取南宋日後的中興。但我對于先生這種無代價的犧牲總覺得不值得。」

　　汪精衛則說：「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

　　此後，陳公博下定決心跟汪精衛一起「犧牲救國」，這是兩人共同叛國投敵的開始。

　　《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記》一書記載，1935年11月，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召開。開幕式後，除蔣介石外的全體中委合影。攝影剛結束，記者群裡跳出一人，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他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從後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刺客當場被槍擊捕獲，兩天後死於醫院。此人叫孫鳳鳴，原系十九路軍排長，因不滿蔣汪政府對日妥協，本要刺殺蔣介石，因蔣沒來，轉刺汪精衛。

　　汪精衛隨後辭去行政院長和外交部長職務，前往歐洲療養。

　　成為「低調俱樂部」的靈魂

　　1937年底，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主要行政機關遷至武漢。

　　「西安事變」後，汪精衛回國，再次站到了中國政治舞台前沿，繼續堅持媚日「反共」的立場，重新開始他名為「和平救國」實為通敵賣國的努力，日後漢奸政府的班底在此時基本形成。

　　《汪精衛評傳》記載，周佛海在南京溪流灣8號的別墅有間地下室。全面抗戰爆發後，一些國民政府要員常來這裡躲空襲，包括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

　　他們將人民的抗戰呼聲一概斥為「唱高調」，鼓吹「我們能打勝仗是意外的，而打敗仗是必然的事」。他們認為應該停止與日軍對抗，和日本人「互相抱頭痛哭，徹底懺悔和覺悟」，實現中日「和平」與「合作」。

　　胡適給這個小集團取名「低調俱樂部」。周佛海在《回憶與前瞻》裡說，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

　　「低調俱樂部」的主張與汪精衛不謀而合。毛磊介紹，當時日本年鋼產量近1000萬噸，中國只不過十幾萬噸，汪精衛等人被敵人暫時強大的表面現象所嚇倒，他們的「亡國論」實際上代表了一個階層，有一定的社會基礎。

　　此時，汪精衛的「求和」願望越來越強烈。《武漢抗戰史要》記載，1937年10月，李宗仁拜訪汪精衛時，汪一再問李「你看這個仗能打下去嗎?」說時搖頭歎息，態度很是消極。

　　同時，汪精衛還不斷向蔣介石施加壓力，給蔣寫了十幾封信，大談處理對日關係的「和平」思路，妄圖阻止抗戰。

　　《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記》中說，周佛海與汪精衛不和已久，曾互相罵對方「不是東西」，都發過誓不再與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張將他們推到了一起。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周佛海也成了汪精衛的心腹。

　　「藝文研究會」的活動

　　1937年底，南京淪陷，國民政府主要機關遷到武漢。1938年初，在汪精衛、蔣介石授意下，周佛海、陶希聖等人在漢組織了一個以反共媚日為宗旨的文化團體：藝文研究會。

　　陶希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藝研會」根據蔣介石「面命」成立，受汪精衛「指導」，宗旨是要樹立獨立自主的理論，反對共產黨的籠罩;還要造成一個輿論，使政府可戰可和。

　　《武漢抗戰史要》記載，「藝研會」曾指導過幾十份報紙雜誌，出版了幾十種書籍，並在香港設立國際編譯社，創辦蔚蘭書店。

　　「藝研會」「四大金剛」之一的朱樸在《憶蔚蘭書店》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一時間，許多人聚集於兩間小房之中，躋躋蹌蹌，極為熱鬧。」

　　「藝研會」成立後，「低調俱樂部」有了自己的話語平台，活動更加頻繁，他們的「亡國論」在戰時首都甚囂塵上。在「藝研會」的輿論推動下，汪精衛從鼓吹「和平」轉為明目張膽反對抗日。

　　對日媾和失敗

　　1937年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方面透露了日本講和的條件：(一)內蒙成立自治政府;(二)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三)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警察管理;(四)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減低日貨關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武漢抗戰史要》記載，12月3日，汪精衛在漢口民眾團體代表會議上演講時，對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公開表示歡迎。他說：「如開始講和，不可失此機會。」

　　12月5日，汪精衛接受《新聞報》記者採訪時說：「若日本真願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條件，則中國亦可考慮從事停戰。」

　　次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日方停戰條件。會議通過了接受日本停戰條件的決議，委派孔祥熙向蔣介石匯報，作最後決定。

　　但日本的侵略野心並未因為汪精衛的「誠意求和」有所收斂。12月13日日軍攻佔南京後，日軍以為中國的抵抗已到窮途末路，於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項苛刻的條件：(一)在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設立特殊機構(親日政權);(二)承認滿洲國;(三)中國向日本賠償戰費。

　　中國政府拒絕了日方的條件，並發表了強硬態度的聲明。1938年1月18日，中國撤回駐日大使，兩國外交關係正式斷絕，陶德曼的調停以失敗告終。

　　走上叛國投敵路

　　1938年初，蔣介石以加強軍事為由，提出國民黨中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最高決策機關，取代以前的最高決策機關中政會。

　　國防最高會議的《組織條例》規定：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由軍委會委員長擔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擔任，蔣介石是軍委會委員長，汪精衛是中政會主席，所以蔣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衛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修改黨章重新確立國民黨的領導體制，規定國民黨設總裁1人，副總裁1人，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

　　這樣，蔣介石借戰爭的理由，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汪精衛長期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汪精衛意識到國民政府已沒有對日媾和的可能，於是決定「暗中努力」，以便在適當時機「接洽停戰」。

　　《武漢抗戰史》記載，1938年2月，在汪精衛、周佛海的推動下，蔣介石派外交部亞洲司代司長高宗武從武漢去香港，與日本政府取得聯繫。由於此時日本誘降的對象已從蔣介石轉為汪精衛，高宗武此行，實際是為汪精衛日後的叛變開闢了道路。

　　廣州淪陷後，武漢的汪精衛等人更放肆地公開討論「和平」。《武漢抗戰史要》中說，汪精衛鼓吹說，「和平」只需要看條件，條件如果有利於中國，為什麼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當時，汪精衛以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議長的身份，大放屈膝求和之辭。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乘飛機從重慶逃往昆明，經越南河內潛赴上海，走上叛國之路，拉開了汪偽國民政府醜劇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