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戊戌變法失敗，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躲避追捕逃出北京城，自此開始了他長達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16年間，康有為效「耐苦不死之神農遍嘗百草」，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經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後遊歷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緬甸、巴西、埃及等42個國家和地區。在當時，沒有哪個中國人能像他這樣足跡遍佈全球。他開公司、辦實業、做股票、炒地產……經營的生意五花八門，為的只是籌措經費，「保救大清皇帝」，實現他君主立憲的政治理想。

　　然而，時代在悄悄改變。歷史的量變，積累到了發生質變的臨界點上。那已是辛亥革命前夜。

　　十一死中求一生

　　1898年9月21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發動宮廷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宣佈重新垂簾聽政。至此，剛剛實行了103天的維新變法倉皇落幕。

　　在囚禁光緒皇帝的同時，慈禧調集三千兵馬，關閉京師九門，停運京津鐵路，發誓要把維新派一網打盡。其中最讓她恨之入骨的就是始作俑者——康有為。可是，當步軍統領崇禮率兵踢破康有為的寓所南海會館大門時，卻不見了他的蹤影。

　　其實幾天前，康有為早已悄悄離開了北京。這並非康有為有什麼神機妙算，而是得益於光緒皇帝的一紙詔書。

　　戊戌政變發生的前四天，身為工部主事的康有為接到光緒的上諭：

　　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甚詫異……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任職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光緒皇帝的上諭看似尋常，其實別有深意。當時康有為只是一個區區六品官，皇帝下發明詔，說的又是出京辦報這樣芝麻綠豆大的事。明眼人一看便知，身陷政治漩渦中的光緒皇帝已感到形勢緊急，宮闈之變恐怕就在眼前了。為了保存維新力量，他不得不有違常理，發明詔催康有為出京。

　　果然，次日一早，軍機章京林旭便拿著光緒皇帝的「衣帶詔」來見康有為。密詔中寫道：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驅使，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

　　雖然自始至終光緒皇帝只召見過康有為一次，但對他的倚重之情躍然紙上。康有為讀罷「衣帶詔」伏地大哭，當晚便離開了北京。

　　當榮祿帶著大隊人馬風風火火追到塘沽碼頭時，康有為已經乘「重慶號」起航了。康有為不知，此時慈禧太后的緝拿令已一路從北京追到天津、煙台，直至上海。在塘沽碼頭，榮祿派航速比「重慶號」快一倍的快艇「飛鷹號」出海追趕，但「飛鷹號」起航倉促，追至中途便因燃料不足，無功而返。

　　密令發至煙台，恰好手握電文密碼的道台不在衙門裡。等道台回來，「重慶號」早已從煙台出發了。而茫然不知的康有為竟還優哉遊哉地在煙台海灘撿了一袋彩石，買了6簍煙台蘋果。不過，上海的情形就沒那麼樂觀了。政變當天，緝拿密電便傳到了上海道蔡鈞手中。蔡鈞買了許多康有為的照片，發給捕快，只等著「重慶號」一靠岸，就上船抓人。

　　可「重慶號」是一艘英國客輪。為保險起見，蔡鈞決定照會英國駐上海代理總領事白利南，請求英方配合緝拿欽犯。可沒想到，白利南卻以涉及外交主權為由，一口回絕了。其實，白利南早就收到康有為的朋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電報，請他無論如何要保護這位中國維新變法的領袖。白利南一邊拒絕上海道的照會，一邊秘密派出通曉中文的手下濮蘭德乘快艇到海上營救康有為。當濮蘭德拿著照片找到康有為時，他尚不知已危在旦夕，正在與一名浙江貢生高談闊論呢!

　　自以為布下天羅地網的蔡鈞撲了個空。康有為卻在英國人的保護下，順利逃到了香港。

　　後來，康有為在回憶這段逃亡經歷時，曾將其總結為「十一死裡逃生」：

　　吾先到上海辦報，則上海掩捕立死。皇上無明詔、密詔之敦促，遲遲出京必死。榮祿早發一日，無論在京在途必死。無黃仲韜之告，出天津必死。從仲韜之言，出煙台亦必死。搭招商局之少晏船，英人欲救無從必死。是日無重慶之輪開或稍遲數時行，追及必死。飛鷹快船不因煤乏還，必死。萊青道非因有事往膠州，則在煙台，必死。上海道不托英人搜，則英領事不知，無從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無所濟，而曲線奇巧?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其茲，中國不亡，大道未絕耶?

　　死裡逃生的康有為，從此開始了他的海外流亡生活。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1899年4月中旬，康有為一行到達加拿大域多利(今維多利亞)。故國已遠，流離有日，但碼頭上只有一名當地華人前來迎接等候，康有為不禁大失所望。

　　逃出中國後，康有為本想到英國避難，但英政府卻不想招惹他這個是非之人。無奈之下，康有為轉而求助於日本。可剛在日本住了半年，支持中國維新的大隗重信內閣又倒台了。新上任的山縣內閣認為康有為在日非但無用，反而會妨礙對華外交，不久便對他下了逐客令。

　　帶著不多的門人弟子，康有為經過了半年的顛沛流離和20天的海上飄流，已汲汲如喪家之犬。

　　可沒想到，這名迎候的華僑一通電話，一下子招來數百華人。原來，當地華人組織早知道康有為要來加拿大，但由於通訊不便，不知道船具體哪天到港。為了不錯過迎接康聖人，他們專門派了一人在港口死等。從四面八方趕來的華僑，前呼後擁地把康有為迎到中華會館。此時，會館中已聚集了上千人。

　　流離多日後在幾千里外的加拿大受到同胞如此禮遇，康有為的激動之情難於言表。在《遊域多利、溫哥華二埠記》中他描述道：

　　(華僑)鹹言淪落海外、不能齒列國之齊民，西望宗國，睊睊憂悲。故聞維新而蹈躍大喜，聞政變而憂憤交作，聞吾被逮而憂念惴惴……鹹慮無國可歸，無家可歸，其情至可悲也。

　　漂泊海外的華人身處異鄉，因為祖國衰微而受盡了洋人的歧視。他們是最希望祖國變法自強的華人群體，對於康有為也就愈加熱情。康有為抓住這個大好機會，剛剛登上加拿大的領土，就開始宣傳自己變法維新的思想。

　　從文獻記載中看，不得不承認康有為是一位極具魅力的演說家。

　　他先是說到光緒皇帝被困瀛台的窘境：「(皇上)所(索)雞粥而不得，珍妃冬月單衣。」華僑們聽後都唏噓流淚。說到西太后迫害變法時，他說：「三十年來之積弱，我四百兆同胞兄弟之塗炭，皆由西後一人不願變法之故。」華僑們聽後無不切齒痛恨。而說到未來前途時，他說：「外之合海外五百萬人為一人，內之合四萬萬人為一人，其孰能凌之?」華僑們又感到無比振奮。

　　在當時，即便是漂泊海外、見識過西方民主政治的華僑，也擺脫不了忠君的思想。他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皇帝的中國。而康有為正迎合了這一思想。保華僑先要保中國，保中國一定要救皇上。康有為把遠在海外的華僑與瀛台中受困的光緒皇帝，緊緊聯繫起來。

　　演說最後，康有為起立高呼：「願齊心發憤救中國否?願者拍手。」與會數千人無不應聲鼓掌。他又問：「大眾願齊心發憤，救我皇上否?」聽眾中又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會場上的氣氛被推至頂點。面對這熱血沸騰、萬眾一心的場面，就連在場的外國人也忍不住鼓起掌來。

　　在加拿大，康有為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追捧。此時，他感到應該建立一個組織把華僑們團結起來。

　　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聯合加拿大華僑領袖李福基、馮秀石等人，攜手創立了「保皇會」。

　　康有為之女康同璧後來回憶，「保皇會」的定名頗費周折。起初他們想為這個組織取名為保商會，因「華僑十九皆商，保商即保僑」。但有人說：「保皇乃可保國。」於是定名為「保皇會」。而保皇會的全稱令人忍俊不禁——「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既然叫「公司」，就說明它不單是一個政治組織，還是一個經濟組織。在「保皇會條例」中明文規定，凡入會者須繳會費2元，作宣傳、通訊、辦報之資，並集資開礦、興辦工商。

　　隨後，康有為派遣門人弟子分赴美國、墨西哥、南美洲、澳洲、東南亞，甚至南非，共建立總會11個、分會103個，會員多達百萬之巨。保皇會總局設在香港、澳門，康有為任正總會長，梁啟超、徐勤任副總會長。可以說，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保皇會。

　　海外華人們參與保皇會的熱情頗為高漲。梁啟超曾在文章中這樣描述：

　　自己亥年此會設立以來，至今蒸蒸日上，溫哥華入會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則殆過半，紐威士綿士打幾無一人不入會者。會中章程整齊，每來復日必演說，每歲三埠合同大敘集一次。近集數萬金建總會所於溫哥華，儼然一小政府之雛形也。

　　對於「保皇公司」如何運作，康有為有著詳細的計畫。在一次演說中他對聽眾說：

　　若海外五百萬人，扯算計之，每人能以煙酒之餘，人捐美洲銀五圓，合中國銀十圓，則有五千萬矣。先開銀行，印銀紙行之，可得一萬萬零二千五百萬矣。以三千萬辦輪船，以三千萬辦鐵路，以三千萬開礦，以五百萬辦雜業。他日礦路輪船有股份者分利無窮。以三千萬辦一切救國事，以養才能之士、忠義之人，立國體以行之，則中國立可救矣。

　　同時，康有為還許諾：「苟救得皇上復位，公司中帝黨諸臣，必將出力捐款之人，奏請照軍功例，破格優獎。」「凡救駕有功者，布衣可至將相。」

　　對當時的海外中國人來說，康有為的承諾有極大的吸引力。許多經商成功的華人富商一方面基於愛國心，一方面也基於渴望成為開國元勳的投機心理，往往對康有為一擲千金。而那些靠賣苦力艱難度日的勞工華僑，也希望能通過投資康有為的「保皇公司」，獲得紅利。

　　當時，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也在海外華人中活動，但革命思想顯然不如保皇主張在華人中有市場，興中會的力量明顯遜於保皇會。據說就連孫中山的哥哥孫眉都曾向保皇會捐過款。

　　1903年，康有為又發起成立了名為中國商務公司的股份制公司，總局設在香港，在廣州、上海、橫濱、舊金山都設有分局，並先後開辦了十餘家企業。

　　不過，康有為本人並沒有投入到具體的商務操作中，而是漂洋海上，開始了他繞地球3周的環球之旅。

　　16年繞地球3周

　　1913年12月，當康有為結束了16年的海外生涯回國時，曾請好友吳昌碩刻了一枚印章，上書「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

　　這枚印章生動地反映了康有為十幾年間周遊世界的經歷。

　　戊戌變法時，康有為雖然主張學習西方，但他從未出過國，也不懂洋文，對西方的認識全都從國人的翻譯作品中來，不免存在諸多誤讀和想像。流亡海外，正好為康有為提供了一個瞭解世界、觀察世界的機會。

　　在16年間，康有為曾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經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後到過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緬甸、巴西、埃及等42個國家和地區。其中，許多國家他都多次出入。在當時，沒有哪個中國人能像康有為這樣，足跡遍佈全球。

　　1908年6月22日(陰曆五月二十四)半夜11時，康有為在女兒康同璧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冰洋那岌島。夜半時分，太陽本已呈下沉之勢，但忽又重升。見到這樣的奇景，康老夫子寫下了《攜同璧遊挪威北冰洋那岌島顛，夜半觀日將下沒而忽升》一詩，並在序中記下了所見奇景。

　　「時五月二十四日，夜半十一時，泊舟登山，十二時至頂，如日正午。頂有亭，飲三邊酒，視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實不夜也，光景奇絕。」

　　通過這段序言，曾赴北極考察的極地專家高登義教授相信，康有為是第一個探險北極的中國人。「康有為到北極看到的午夜太陽如正午的現象，就是極地特有的極晝現象。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是很難描述出來的。」

　　高登義告訴記者，康有為到過的那岌島位於北極斯瓦爾巴德群島中。斯瓦爾巴德群島位於北緯74度至81度間，在北極圈內。

　　詩中，康有為頗有感觸地寫下了「仰觀諸天閱劫餘，壯觀山海蕩目眥」的句子，並在詩中愴然興歎：「寄此懷抱何區區」。

　　康有為周遊世界當然不是旅遊觀光。他在《歐洲十一國遊記序》中把自己比做「耐苦不死之神農」，遊歷世界是為了「遍嘗百草」，尋找能夠醫治中國的「神方大藥」。

　　康有為所到之處，特別關注當地的政治制度、國計民生和風俗文化，並細心地把所見、所聞、所思詳細記錄下來。這些遊記，至今讀來仍使人感到興味盎然。

　　1904年6月，康有為來到英國倫敦。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來倫敦了。1899年5月，他曾經到倫敦遊說，希望能得到英國的支持，推翻慈禧太后政權。當時，他聯絡了英國進步黨黨首、前海軍大臣柏麗斯科子爵，但由於進步黨在議會中席位較少，出兵中國的議案以14票之差被否決了。事兒沒辦成，康有為也沒心思在倫敦遊覽，急匆匆地坐船去了加拿大。事隔5年，康有為再次來到倫敦。這次他才有心情慢慢地品味這座城市。

　　英國是老牌的君主立憲制國家，康有為一直以英國為師，來到英國當然要參觀一下議會。6月23日，康有為遊覽了英國議院。議院位於泰晤士河畔，有600年歷史，室內呈長方形，左右分別設著四行長桌，議長戴著假髮端坐中央。

　　康有為到達時，正趕上議員阿爾蘭因為郵政的問題慷慨陳詞，質詢政府官員。作為首相的巴科也不示弱，面對責難，頻頻起立應辯。這種場面讓康有為看了不禁眼界大開 。

　　第二天，康有為拜會了英國商務大臣。談話中，康有為說，他想學習英法等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在中國實行變法。聽罷康的話，商務大臣發表了一段今天看來仍可稱為真知灼見的議論。他說：「各國有各國的教化、風俗和歷史傳統，決不能照搬他國的政治。我們英國的政治體制是千百年來自然積累形成的，不是效仿得來，而且也絕不可能通過效仿而來。病症不同，一種藥方是不能包治百病的。」聞聽此言，康有為受益匪淺。他在遊記中感慨道：「今之妄變法而專媚歐美者不可不思此言。」

　　康有為與英國大臣相談甚歡，但隨後與意外邂逅的日本駐英大使林董男爵的一席談話卻很不愉快。

　　林董在家宴請康有為父女，飯後他笑著對康有為說：「俄國大使巴蘭德老早就告訴我，如果有求於中國，絕對不能好言好語地跟他們溝通。好說他們不理你，一定要盛氣凌人，必要時還要拍桌子以出兵相威脅。這樣他們就害怕聽從了。後來，德國大使也對我說：俄國大使經常說中國人怯懦，應該對他們厲害點。起初，我不信。有一次試了一下。在外務部拍桌子嚇唬他們要調軍艦，那些開始不理我好言好語的中國大臣，都誠惶誠恐地唯命是從了。這下我才知道俄國大使說的有道理。後來，這個笑話在各國使臣中輾轉流傳，都說這辦法試過管用。今天你不當官了，我才敢跟你說這個笑話。」

　　各國使臣把中國大臣玩弄於股掌之間，便如逗弄小孩一般，而中國官員竟懦弱昏聵至此。康有為聽後，恨不得找個地縫兒鑽進去。

　　在西方的所見所聞，一直刺激著康有為。他總結，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重都府、通道路、速郵傳、立銀行」是四大法寶，而中國的頑固派卻「終日仰屋呼貧」，寧可「鬻官開賭」，也不願意興辦實業。

　　遊歷中，康有為也看到了書本上看不到的一面。1904年他來到義大利城市那不勒斯。繞過那不勒斯宏偉的旅館和車站，康有為看到了骯髒泥濘的道路和低矮的貧民窟，草皮、馬糞堆積如山，衣不遮體的婦人沿街乞討。幾十名行乞的孩子跟在車後哀求討錢，一直追出一里多路，直到車伕向他們揮舞鞭子，才散去。他曾這樣感慨道：

　　未遊歐洲者，想其地若皆瓊樓玉宇，視其人若皆神仙才賢;豈知其垢穢不治，詐盜遍野若此哉!故謂百聞不如一見也。吾昔嘗遊歐美至英倫，已覺所見遠不若平時讀書時之夢想神遊，為之失望。

　　而最令他錐心刺痛的，則是在巴黎博物館中看到的一幕。1905年8月，康有為在巴黎一博物院中看到，從中國大內搶來的奇珍異寶擺滿了幾個陳列架。其中，乾隆皇帝的玉璽就有好幾個，玉瓶、玉山、玉盤、玉磬、玉羅漢……更數不勝數。

　　這些都是庚子之變時，法國人從紫禁城中搶來的。康有為感慨，當年中國強盛時，德國人湯若望、比利時人南懷仁都來中國供職，荷蘭的使者還把量天尺等天文儀器送給中國。而今，清廷昏庸，國力衰弱，竟至於連大內珍寶和皇帝的玉璽也保不住。

　　除了瞭解西方國家的社會文化，康有為也參觀了許多自然和人文景觀。許多遊記至今仍是非常寶貴的資料。

　　眾所周知，水晶宮是1851年英國為舉辦第一屆世博會而建造的主會場。它通體由玻璃搭建而成，晶瑩剔透，堪稱一大建築奇觀。可遺憾的是，1936年一把大火把水晶宮燒了個精光。今人只能對著版畫遙想當年水晶宮的壯麗和輝煌。

　　不過，記者卻在康有為的《英國遊記》中，看到一段他對水晶宮的建築佈局的詳盡描述：

　　入門即有玻廓數十丈，上復籐花，廊外敞地遍綠，小岡顛有亭，陳雜戲，下有圓屋，為普破巴黎影畫。正面憑岡，列級栽花。上為玻璃樓，高三層，左右二塔，高聳天半。登樓，懸英國諸名勝景。再入右樓，遍陳百物。左樓陳雜戲，右樓陳百物，中有列室以陳古物，若博物院。

　　康有為覺得，水晶宮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英人以水晶宮自號之。昔聞甚艷羨瑰異，及到觀……太辜負此名」。在他眼裡，水晶宮不過是一座用玻璃蓋的大樓，門堂污穢，也沒有什麼精緻的裝飾，只是在玻璃之下藏著幾束魚藻，「歐美之俗多誇若此」。

　　但康有為也承認，從功能看水晶宮還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它集戲院、音樂廳和博物館於一身。外面還設有滑冰、戲水等遊樂項目。每隔五天，水晶宮便點起內外百萬盞電燈，吸引許多市民晚間遊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