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重重廣東光復的時候，胡(漢民)作都督，副都督有三人，為陳炯明、朱執信、黃土龍。是時各路英雄集結廣州，胡從香港來，李准、張鳴歧投降。陳從惠州來，收容湘軍洪兆麟部，在石龍與王和順的綠林豪傑會合。廣州城內，土匪民軍甚多，龍蛇混雜，黑白不分，甚至包圍都督府，拿著炸彈要錢，因而被抓到槍斃的很多。總理自海外歸來，借胡漢民赴滬，旋至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胡出任總統府秘書長，陳代理廣東都督。當時有人擁護汪精衛，有人讚成朱執信，也有人推舉孫德彰(字壽屏，總理長兄)。汪、朱皆為文人，無軍隊作後盾，民軍雖擁護孫德彰，但總理不以為然，總理認為他哥哥只能從事實業，不適合做都督，大家擁護他，有失公平，愛之反足害之，其議遂寢。德彰聞訊，甚為憤慨，然亦莫如之何。德彰原在檀香山經營大牧場，有華僑兩千人參加墾牧，後來在香港開酒店，以其雄厚資財，助總理革命，他有政治野心，但乏政治才具，知兄莫若弟，總理不願乃兄捲入政治漩渦，以自毀其聲譽。

　　總理辭臨時大總統職後，胡漢民復任廣東都督，陳炯明憤而走香港，雖被朱執信勸回，但陳、胡之間已深存芥蒂，分裂之機，即肇端於此。及二次革命失敗，黨員星散，總理至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振聲威，李烈鈞亦到日本，謁總理，總理詢曰：「君來此何為?」答稱：「願繼續獻身革命。」總理乃面予責斥：「我將江西一省的重任交給你，你卻剛愎自用，不服從命令!叫你發動，你不發動。不叫你發動，你反而擅自妄動，貽誤戎機，一敗塗地，還有何面目見我?」烈鈞無辭以對，赧然走南洋，與陳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組織水利促成社，與總理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朱執信赴南洋聯絡，碰壁而返。陳炯明自視甚高，夜郎自大，對總理並不忠實，至此竟別樹一幟。加之陳、胡間恩怨重重，裂痕日益加深，所以民國11年陳的叛變，可說種因已久，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叛變的主因陳炯明叛變的主要原因，可分下列四點說明：

　　1)個人英雄主義。陳炯明極富個人英雄主義的意識，大家捧他，南洋華僑也擁護他。他在廣東的勢力很大，軍隊最少有10多萬人。他總想做領袖，不甘屈居人下。

孫中山

　　2)吳(佩孚)趙(恆惕)對陳的聯絡。在一般軍閥的心目中，陳炯明的名氣反在總理之上，因為廣東方面，總理的力量是虛的，陳的力量是實的，總理只有對黨員的影響力，陳卻掌握實際的兵權。所以吳佩孚、趙恆惕都派人跟他聯絡，希望他贊成聯省自治，阻止總理北伐計畫的實施，並詭稱俟全國統一後，擁護他做領袖，適投其所好。

　　3)左派的拉攏。陳是秀才出身，嗣又入廣東法政學堂畢業，嚮往社會主義，當其駐軍漳州時，許多社會主義者前往襄佐政治、宣傳、教育等工作，梁永弦任教育局長，派學生出國留學。陳秋霖主編《閩星報》，炯明親撰發刊詞，倡導社會主義。粵軍回粵後，邀陳獨秀主持教育，言聽計從，相處若師友，因此受毒甚深。鄧鏗常常說：「陳競存的思想最不堅定。」可稱持平之論。

　　4)封建思想。陳炯明為廣東陸豐人，該地甚為偏僻，與外鮮交通。陳氏見聞不廣，不懂現代政治，不會國語，滿口的海陸豐土話。他雖一度贊成君主立憲，但未曾接受康梁思想，轉而參加革命，又不瞭解總理的學說和主張。所用部屬親信，亦多海陸豐人，非親即友。如鍾秀南、鍾芾農為其表弟，陳達生、陳伯華為其族弟，陳炯光為其堂弟。其智囊馬育航則為同母異父兄弟。將領如葉舉、洪兆麟、楊坤如、鍾景棠、黃強等，多不學無術，其中以黃強比較有知識，陸軍小學畢業，後留學法國，但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到大元帥府，向不稱總理，只問「中山在不在?」其驕悍可知。此外諸將，率皆缺乏遠見，毫無知識，滿腦子封建思想，把廣東當成自己的天下。這種封建觀念的作祟，是促成陳炯明叛變的主要原因。

　　當天中午我與孫哲生如約到達霞飛路底黃宅。進入客廳，陳炯明、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系黃大偉有意之安排，俾使雙方言歸於好。當時情形甚為尷尬，彼此寒暄後，陳囁嚅而言：「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臨終時，也沒有機會見他最後一面，解釋誤會，實感衷心難安。」言下不勝傷感。

　　總理主張北伐，以武力統一全國，徹底肅清軍閥餘孽。陳則受吳佩孚、趙恆惕愚弄，持相反的意見，號召「模範起信」，建設兩廣，聯絡西南。當時鄧鏗周旋雙方之間，頗盡緩和疏解之責。民國11年3月21日，鄧鏗被刺於大沙頭車站，傷重身死，不久，陳達生亦被刺殞命，因此雙方疑忌日深，終至不可排解。4月20日，總理下令准陳辭去粵軍總司令與廣東省長職。陳即離廣州赴石龍，轉惠州。22日總理抵達廣州。此時陳將親信部隊，佈防於石龍、虎門各地，其駐桂軍隊，由葉舉率領，自南寧還師廣州，5月6日，總理離廣州抵韶關，9日在韶關誓師北伐，全力注意北伐軍事，而陳部主力則集中省城及白雲山等處，已顯露謀叛跡象，粵垣人心，一夕數驚，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6月1日，總理令胡漢民留守韶州大本營，自率衛士回廣州，以資鎮懾。未料竟發生16日陳部炮擊觀音山之變。

　　叛變經過6月14日，我得工會密報，葉舉偵探長黃福生連日積極行動，葉部機關鎗隊，已密佈交通要道。下午2時，我去觀音山粵秀樓晉謁總理報告，總理不以為然。下樓時，往吊橋，遇廖仲愷，告以葉舉、洪兆麟、李雲馥等，調兵遣將，甚為頻繁，有一觸即發之勢。廖故示鎮定，但已顯露恐懼之色。並對我說：「萬不可聽信謠言，自相驚擾，妨害大局。」

　　15日，居正、馬君武去白雲山訪葉舉，傳達總理推誠相與之意，葉舉佯允服從。當日下午，秘書長謝持已知陳部密謀，秘書林直勉兼廣東電報局長，亦檢獲陳部密通北政府證據，同時報告總理，恐粵軍有不軌行動，宜速離公府，以防反側，總理拒絕。夜間3時(16日晨)洪兆麟已率隊包圍總統府，總理仍堅持不去，經林直勉、林樹巍等數人強挽出府。

　　此時各重要街口皆已佈滿步哨，不能自由通行，總理單身走至財政廳前，恰遇洪部大隊，乃雜入隊中同行。總理臨變鎮靜異常，從容不迫，洪部以為同事，亦不查問。至永漢馬路才脫險至長堤，安抵海珠海軍總司令部，與海軍總司令溫樹德等同登楚豫艦，召集各艦長，決意戡亂定難。

　　營救孫夫人當天夜裡，我得到陳部叛變的消息，即偕余妻沈慧蓮女士趨往粵秀樓營救總理，雖衝過叛軍數條防線，然終被阻，不能進入。天亮後，我打電話給總統府衛隊長馬湘(系我的族侄)與黃惠龍，我問：「總理在哪裡?」他們說：「已經脫險了!」「夫人呢?」「還在粵秀樓。」我囑他們二人，務必盡力與敵人周旋，乘隙保護夫人向附近水母灣馬伯麟家突圍。

　　同時我又電請廣州衛戍司令魏邦平，迅速設法營救夫人。16日下午3時，馬湘、黃惠龍護送夫人突圍逃去，惠龍中途被衝散，4時，馬湘與孫夫人到達馬伯麟家。我聞訊後，立偕余妻馳往，留余妻隨侍孫夫人，我即赴沙面與工部局巡捕長吳有、副巡官姚昌等商洽奔走接應辦法。繼又返馬伯麟家，請孫夫人改著黑色紡綢衫褲，與余妻並肩步行，我做前導，馬湘殿後。行至濠畔街十三行杉木欄，孫夫人體力漸感不支，舉步維艱，這時突有人呼喊「宋慶齡」者，我急中生智，找到一副肩輿，供夫人乘坐，至沙面西橋閘門，遇有叛軍十餘人趕來，喝令停止檢查，吳有、姚昌正在門閘等候，立啟閘門，我們迅速進入，即刻將閘門關閉，總算化險為夷，又逃出了一關。

　　17日晨，我到嶺南大學訪鍾榮光校長，設法營救孫夫人出險。適孫哲生與美籍顧問努文先生趕來，乃共同商定營救辦法，借電船一艘，駛至沙面，由余妻及馬湘伴夫人登船，冒槍林彈雨，折返嶺南大學，再由我與努文先生一同登船護送夫人至黃埔永豐艦，與總理團聚。

　　鄧家彥總理欲謀北伐，湖南方面趙恆惕方倡聯省自治之說，未允合作。民國10年11月，總理親訪陳炯明於南寧，商談北伐出兵事，亦為陳所婉拒。總理不得已乃命陳返廣州負責接濟餉械，而自任北伐之軍事。陳返廣州後，極力鞏固其在粵之勢力，集陸軍部長、粵軍總司令及廣東省長之要職於一身，而於北伐甚表冷淡。總理北伐軍需乃多賴第一師師長鄧鏗(仲元)籌措，因此鄧頗為陳派所嫉視，終於民國11年3月21日在廣州車站遭暴徒之狙擊。仲元之死，總理極為痛心，而雙方之關係，自愈趨緊張。以後且查出主謀暗殺者乃陳炯明之族弟陳達生。

　　3月26日，總理在桂林大本營召開緊急會議，有主調停者，有主回師廣州者，而蔣公中正尤為激烈，力主討伐陳炯明。總理乃決定回師返粵。陳炯明聞訊，即來電表示辭職。總理電召炯明來梧州面商解決一切，而炯明始終拒不來晤。總理乃准彼辭去粵軍總司令與廣東省長職，但仍任以陸軍部長，以留轉圜之餘地，而圖繼續北伐。至是年6月，陳部益形跋扈，總理親赴廣州鎮撫後方軍隊，16日遂有觀音山之變。

　　陳炯明原亦隸屬同盟會。辛亥廣東光復，胡漢民任都督。漢民旋隨侍總理北上，任臨時大總統之秘書長，炯明遂接任廣東都督。大約從此以後，陳即蓄志竊據廣東。

　　余與陳炯明雖相識，但無甚交情可言。朱執信則與之關係較深，蓋陳嘗從執信受業於廣州法政學堂也。執信死後，陳之態度日形跋扈。然以陳個性倔強而言，即使執信不死，恐亦難就範，與總理終不免決裂也。

　　陳炯明叛後，總理嘗一度命吳稚暉往說炯明，如彼肯填寫悔過書，可不究既往。陳炯明無悔過之心，拒寫悔過書，遂無法復合。

　　(2)討伐陳炯明

　　滬上組織討逆總理到滬後，我一面策動各地工會，加強組織，嚴防陰謀，同時協助總理，激勵各省部隊會師廣州，討伐陳逆。

　　此時(民國11年9月)到滬各省軍事代表，計有滇、桂、湘、贛、鄂、豫、皖、陝、蘇、閩、魯、黔、川等13省，都擁有相當部隊，惟缺乏開撥費與經常餉糧，而本黨經濟極為匱乏，無以支應。總理乃想到台山、開平、新會、恩平各地華僑旅居香港者甚眾，財富亦大，我與劉季生又都是台山籍，就派我倆於9月下旬赴港，與上述四縣旅港殷實僑商領袖伍舉焜、楊西嚴、林護、伍於簪、伍鴻南等商洽，請共為救國捐獻，彼等慨允為助。我倆即返回上海，晉謁總理，磋商籌款辦法，第一次是籌港幣50萬元，作為分發各省赴粵義師之開拔費，至於各軍經常餉糈，在粵省未收復前亦由彼等陸續籌撥。總理派我與孫哲生至港，籌設總機關，主持軍政，因應策劃，並與古應芬、廖仲愷、鄒魯、林直勉、胡毅生等，終日眾處，籌商機要。復促許軍長崇智，自贛閩邊界進兵，規復福州，一面與陳策聯絡在粵海軍，應援陸軍，會同討逆。

　　當天中午我與孫哲生如約到達霞飛路底黃宅。進入客廳，陳炯明、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系黃大偉有意之安排，俾使雙方言歸於好。當時情形甚為尷尬，彼此寒暄後，陳囁嚅而言：「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臨終時，也沒有機會見他最後一面，解釋誤會，實感衷心難安。」言下不勝傷感。

　　此時桂軍梧州警備司令黃紹竑密派代表到港，訪孫哲生、古應芬，接洽桂軍投誠討逆事項，系請先撥桂軍薪餉港幣10萬元，即可開拔入粵，經電總理核准，即由余面交該代表10萬港幣，並推鄒魯前往梧州宣慰。

　　桂軍為討逆主力桂省既已投誠，桂軍總司令劉震寰，督師東下，滇軍楊希閔、范石生、朱培德，贛軍總司令李烈鈞，率李明揚、賴世璜，湘軍總司令譚延闓率陳嘉佑、蔡巨獻、方鼎英、魯滌平，及川軍盧師諦等部隊，均先後開拔赴粵，革命聲勢，至此大振。

　　是時，我已奉命重行組織遊擊隊，所有地下活動，都假手粵省各地工會為聯繫。各地工會，有當年打倒龍濟光、莫榮新的勞績，一向擁護總理，聞訊莫不躍躍欲試。遊擊隊集結迅速，行動飄忽，四處埋伏，乘間進襲，並與各地正規軍先遣部隊密切配合，做其前導，發揮了極大的力量。使陳逆部隊，杯弓蛇影，鶴唳風聲，大為不安。至民國12年1月16日，陳逆不得不率部退出廣州，逕奔惠州老巢。當其撤退之日，我已率遊擊隊迫近廣州，當即入市區，佈告安民，並分電各地報捷，至是廣州完全收復。

　　不久(1月17日至25日)，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先後到穗，各路軍事領袖，亦紛紛抵達。總理因與蘇俄代表越飛在滬談判，不能即刻趕到，一時廣州頓成群龍無首的局面，遂有「工防司令部之變」。

　　復任大元帥職總理於民國12年2月21日返廣州，復任大元帥職，22日派徐紹植為廣東省長，楊西嚴為財政廳長，伍學焜為鹽運使，陳樹人為政務廳長，孫哲生復任廣州市長，吳鐵城為廣州市公安局長。3月1日，大本營組織告成，分設四部，外交部長伍朝樞，內政部長譚延闓，財政部長廖仲愷，建設部長鄧澤如。

　　陳炯明悔悟

　　民國14年3月12日，總理在北京逝世，靈櫬暫停於西山碧雲寺，並保存總理生前衣物。8月初我隨孫哲生先生到達上海，17日，黃大偉邀宴，並且說純原為我們洗塵，絕沒有外人參加。當天中午我與孫哲生如約到達霞飛路底黃宅。進入客廳，陳炯明、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系黃大偉有意之安排，俾使雙方言歸於好。當時情形甚為尷尬，彼此寒暄後，陳囁嚅而言：「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臨終時，也沒有機會見他最後一面，解釋誤會，實感衷心難安。」言下不勝傷感。我怫然作色說：「死者已矣，夫復何言?」立即拉著哲生走出，結果不歡而散，飯也沒有吃成。我認為這並不是個人的仇恨而是國家的仇恨，私誼方面盡可通融，而出處大節，分毫不能馬虎。

　　記得陳炯明叛變後，總理寬大為懷，派吳稚暉、李石曾、汪精衛、白映斗(五台人)到惠州小西湖百花洲勸陳寫悔過書，陳態度頑強，堅持不肯。曾幾何時，今突然表示懺悔，真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平心而論，陳操守尚佳，廉潔自持，其在廣東施政，如禁煙、禁賭、民選縣長各項，皆頗有成績，粵人對他的印象良好，亦非偶然。可惜他缺乏中心思想，一朝鑄成大錯，致百身莫贖。如果他能一心一意擁護總理，則總理視為心膂股肱，畀依之殷，他人豈能望其項背，則定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繼承總理衣缽者，捨彼其誰?若然，以後的局面，或將完全改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