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聲明：我父親白崇禧不是桂系軍閥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的近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雖然是發生在68年前，但它的陰影一直到今天還影響著台灣，影響著台灣的政治，更影響著台灣人的心理。所以要瞭解台灣，還是要對二二八事件有一定的瞭解。

　　切到二二八事件之前，對於白崇禧，我看到大陸方面對他的評價或者稱謂，很多時候是桂系軍閥。我說我父親不是軍閥，因為他參加過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他見證過中華民國的誕生;他18歲參加廣西學生軍敢死隊，到武漢去支援;他參加北伐，那時蔣介石是總司令，邀請他做北伐的參謀長，是他從廣州領軍一直打到山海關。

　　台兒莊大戰前期，蔣介石跟我父親飛到徐州，要我父親留下來，幫助李宗仁指揮台兒莊戰役。台兒莊戰役在中日戰爭中是關鍵一戰，那時候南京淪陷，南京大屠殺軍民死傷30萬人，整個國家士氣消沉，非常悲觀，以為抵不住日軍的侵略了。因為日軍從上海、南京打下來，一路勢如破竹。在山東台兒莊這地方給日軍迎頭痛擊，打了第一次勝仗，那是1938年。那時候日軍想要三個月解決中國的戰事，這一戰對他們打擊很大，擊破了皇軍無敵的神話，也奠定了八年持久戰的根基。

　　1938年4月打的台兒莊，《良友》雜誌大家都知道，當時最流行的畫報，五月那一期以白崇禧做封面，四月以李宗仁做封面，所以那一仗非常重要，使全國士氣高起。

　　台兒莊、崑崙關、長沙大戰，我父親參加了很多戰鬥，打了很多勝仗。他一路上參與中央的事情，所以我提出他不是桂系軍閥，他參加過辛亥革命，參加過北伐，參加過中日抗戰，都是全國性的，並不是在地方。軍閥都是為了地方軍事利益，白崇禧是全國性的。

　　為什麼派我父親去做善後工作?

　　1947年，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其實表面看起來是一個很偶然的事情。那時候煙酒是公賣的，不准賣私煙私酒。台灣人民生活非常苦，有人就賣私煙。1947年2月27日，有一位老婦人賣私煙被抓到了，緝私人員沒收她的煙，這會使她的生活更沒有著落，老婦人就哀求這些人，但這些人用槍托打她的頭，把她打昏了，這就激起了民怨，幾個緝私人員一慌張，朝天開槍，那一槍打死了一個人。第二天，2月28日，有民眾開始遊行，很快野火蔓延。

　　從2月28日到3月17日這段時間，台灣有些曾經當過日本兵的人，一些流氓，把一股怨氣發洩到外省人身上，在街上看到人就問會不會講日語和閩南語，不會就打。有不少外省人被打傷，甚至危及性命。全省就這樣失控了，一直到3月8日，國民政府派軍隊來鎮壓。

　　我們看看歷史，這一時期情況相當尖銳，那幾天蔣介石正派胡宗南部隊攻打延安，國民政府的整個重心在延安方面。二二八事件這邊，國民政府開始有誤判，沒想到那麼嚴重，覺得不行了，才派軍隊鎮壓。軍隊一去，就逮捕了很多人。不光是軍隊逮捕，警衛總部和便衣隊，很多機關也隨便捕人，一片混亂，很多人糊里糊塗就被逮走了。這種情形下，蔣介石就派我父親去做宣慰工作，善後。

　　為什麼派我父親去呢?第一，因為他是國防部長，有這個權限，對軍隊、軍警可以直接下令;第二，他在抗戰中有威望;第三，我父親跟蔣介石的關係很複雜，他們40年分分合合，恩恩怨怨，這個時候是合，是蔣介石信任他的時候。

　　台灣當時的行政長官陳儀聽到我父親要來台灣，很緊張。因為台灣光復一年多就發生二二八事件，不管怎麼樣行政長官都是要負責的，所以他多方阻擋我父親去。我父親本來12日就要過去，陳儀寫信給蔣介石，讓我父親晚點到，說等安定下來，這樣我父親3月17日到台灣。

　　我父親到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國防部長的身份下令，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句話：「參加此次事變人員，除了共黨之外一律免究。」因為那時候是國共內戰，所以這麼說。其實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沒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開始跟共產黨無關，中間在台共問題上有些牽扯。「一律免究，情節輕者統統放掉，」這句話表示從寬處理，那時候已經好多人被判了死刑，馬上就要槍斃的。開始陳儀還想阻止，後來我父親在全省用飛機把傳單投下去，要安定民心。那時台灣600萬人，人心惶惶，大家非常恐懼，尤其是軍隊來，我父親是國防部長，不知道他的態度怎麼樣，如果來了以後也是要報復鎮壓，就不得了了。

　　這十六天，我父親都做了些什麼?

　　從3月17日開始，沒停一天，總共十六天。這十六天裡我父親從北到南，從南又回到北。北是從基隆開始，然後到南部，到屏東，每天宣慰，廣播、演講、接待民意代表。在基隆，他對21師那些軍隊訓話，要他們守軍紀，不可以亂來。

　　他在基隆看到一艘商船上擠滿了人，一問都是外省公務員的家屬，還有公務員。這些人有的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打了，有些人還被殺了。他們很恐慌，紛紛要回大陸。

　　打外省人的時候，那些真正貪污的高官沒打到，打的是一般民眾，外省的民眾，有些是商人，有些是公務員，還有好多老師，因為那時候台灣的很多老師只會講日語，不會講國語。

　　3月20日這一天，我父親給這些外省公教人員訓話，請他們留下來，建設台灣，並且保證不會再發生類似二二八這樣的事件。他到處走，在台中，火車站，會集了很多民意代表，他到那邊去看他們，每天不停。

　　他的訓話有幾個重要的點：第一，對外省的人;第二，對學生。二二八事件不少學生牽涉到裡面了，說逮捕時學生害怕了，跑掉不敢來上課。我父親就安慰他們，要他們復學。因為學生很年輕，他們不懂，我父親說只要家長帶回來，簽了名就既往不咎，而且答應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這個令下來後，很多學生復學了。

　　有一個叫白克的，當時是台灣製片廠廠長，廣西人。這十六天他全跟著我父親，拍照片，拍紀錄片。當時的原住民有好多民族，很多原住民被拉去當過日本兵，回來以後他們還有武器。二二八事件他們很多人參加了，事後很害怕，就統統逃回山上去了。我父親特別廣播，向他們喊話，

　　要他們回來，說既往不咎：你們回來，把武器交出來就好了。他自己也深入到原住民當中，到部落裡面去。白克會日文，那些部落的人，原住民那時候除了自己的語言之外，會講日文，他們去安慰這些原住民。

　　我父親雖然下令禁止濫捕濫殺，寬大處理，可是陳儀他們還是在做秘密處決的事。後來我父親聽到了，在3月28日那天召開特別會議，把陳儀他們都招來了，柯遠芬那時非常囂張，說寧願錯殺99個，只要殺對一個真的就行。他說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我父親當場拍桌子訓斥他，他說殺一個無辜天下不為也，你怎麼可以講這個話!我父親呵斥柯遠芬，也把他下面的軍警拘束住了。

　　還有一點很重要，那時候很亂，什麼人都可以逮捕，也沒有公開審判。陳儀有兩個身份，一是行政長官，一是警備司令。我父親以國防部長的身份下令給警備司令，等於說除了警備總部可以逮捕人，其他單位不得隨便捕人。警備司令捕人後也要公開審判，要造冊，報國防部，等於把台灣警備司令部的權限拿回國防部來了。你以前槍斃的人也要造冊往上報，所有逮捕的人犯，姓名、案情、處理經過，一律造冊。因為他聽了很多陳儀他們的陽奉陰違做法。

　　另一方面是蔣介石派的，所有的情況我父親要向蔣介石呈報，還有蔣經國夾在裡面。他跟我父親一架飛機到台灣，不過他在台灣待了三天就走了，視察台灣的三青團跟二二八事件什麼關係。他走了，留下三青團的一個人在我父親旁邊，我父親那十六天的行程統統要向他報告。所以我父親夾在中間，在很困難的情況下做出這些事情，是不太容易的。

　　這十六天，他救了很多人

　　到4月2日，我父親回去了。這十六天非常關鍵，他宣慰台灣，滅苦，善後，安定人心，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提了很多建設性的提議：比如把台灣改成省政府，不設行政長官;要重用本省人;鼓勵通婚;土地改革。雖然只有十六天，但是這十六天他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影響很大。

　　這十六天他沒有讓二二八事件擴大，把台灣的民心基本安穩下來。當時那麼敏感，而且那麼焦躁的前提下，如果稍微處置不當就不得了。即使這樣，還是有陰影，還被很多政治人物操控。

　　按理講，68年前的一個歷史悲劇，應該慢慢消除傷痕，但國民黨開始時掩蓋相關的資料，直到90年代才開放。但越是掩埋真相，越引起人民的抗拒。有些有政治野心的就趁機擴大宣傳，所以每年選舉的時候都拿二二八事件來攻擊國民黨，到今天為止還是這樣。

　　二二八事件那些家屬本身不見得願意被利用，本來已經很傷痛的事情，每年再來說一下，心中不願意的，但是很多政治人物為了政治利益，就擴大宣傳外省跟本省的情結。其實在台灣，每一個家庭都有外省和本省人的家屬，通婚幾代了。

　　還有一點，因為二二八事件，我父親在台灣聲望很高，但是現在台灣官方出版物裡，對我父親做的事情很多是一筆帶過的。至於民間作者寫的那些書籍，他們因為要攻擊國民黨，而我父親是國民黨，是蔣介石派去的，所以他們對我父親做的這些事情也沒有一個公平的判斷。

　　我講一個例子，二二八事件時有一位名叫蕭錦文的實習記者，才22歲。這個報紙對陳儀政府是有所批評的，報社社長是蕭錦文的舅舅。他舅舅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委員。二二八事件後要逮捕他舅舅，他舅舅就逃掉了，逃哪兒去蕭錦文也不知道。一天剛好他值班，抓他舅舅不著就把他逮走了，嚴刑拷打，問他舅舅在哪兒，他講不出來，就被判了死刑。

　　那時候台北的派出所裡關了幾十個死刑犯，那天輪到他被帶去槍斃，眼睛蒙上，後面插個牌子，裝到卡車上，走到一半，非常戲劇性的，卡車又繞回警察局，把他放了。怎麼回事?原來卡車走到一半我父親的命令到了：禁止濫殺，公開審判。

　　蕭錦文現在88歲，我訪問他時他腦筋非常清楚，他懂日文，現在在二二八紀念館當解說員。我訪問他，他講得很動人，我也非常感動。最後他講了一句，他說感謝你父親這道命令，讓我活命，讓我多活了66年。他老淚縱橫，我也陪著他掉淚。我說你命真大，天保佑你。他很了不得，我很佩服他，他很公正。二二八事件時蕭錦文還救過外省人，有一個外省人被打到水溝裡面，他把他救回來了。

　　所以當時也不是那麼仇恨，很多外省人被打，到台灣人家裡面，台灣人就收留他們。後來台灣人被打，外省人也會把他們藏起來。我想民間的人總不願意看著人家死，平常人互相救是有的。

　　我父親回去一年，還關心二二八事件。警備司令部最後一批呈報上來，13個案子，28個人判刑，18個人判死刑。我父親看到之後把18個人全部改成徒刑，呈到蔣介石那邊去，蔣介石批了一個「可」，那個「可」字救了18條命。

　　因為他在台灣身份很高，所以蔣介石更加忌憚。外省人跟台灣的士紳勾搭起來，是那時國民黨最大的噩夢。所以我父親在台灣17年，都是受特務監控的，他本來要跟民國共存亡，但是蔣介石還是步步監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