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與那桐：同作清廷掘墓人

　　辛亥年間，徐世昌、那桐二人同為內閣協理大臣，其職務相當於今日的國務院副總理，堪稱位極人臣，高居權力之巔。不過，這兩位朝廷大佬得以平步青雲，官運亨通，與一個人的提攜密不可分，他便是袁世凱。

　　1911年5月8日，清廷頒布內閣官制，徐、那二人同被授為協理大臣。二人接旨後，反應竟極為一致。徐於日記寫道：「蒙恩授為內閣協理大臣，時艱任重，擬具疏懇辭。」那亦然，「具折懇辭內閣協理大臣差事」。其實二人此舉，既非自謙，亦不是唯恐難以勝任，實乃欲逼迫皇室請袁世凱出山。好在攝政王載灃堅持己見，不准請辭，二人之謀劃遂未能得逞。

　　不過袁世凱又豈是「池中之物」，終有復出的一天。武昌首義爆發後，舉國響應，清廷頓時方寸大亂。於是徐、那二人再度活躍起來，他倆聯合奕劻，四處散播「唯有袁世凱方能收拾殘局」之論調。載灃出於無奈，只得授袁為內閣總理大臣，主持大局。孰知袁世凱奉詔後，卻故意徘徊觀望，以「步履維艱」為借口遲遲不赴任。這可急壞了徐、那諸人，徐急忙微服出京，到彰德勸袁出山。關於此事，徐在《韜養齋日記》中隻字未提，既可見該行動極為隱秘，也反映其城府之深。

　　眼見時機成熟，袁世凱不再蟄伏，接受任命，獨攬大權，其與徐、那二人的來往便愈加密切，這在二人的日記中頗有體現：

　　十月初四(11月24日)在慰廷(袁世凱)宅早飯。午後訪琴軒，談。

　　初五(11月25日)在慰廷處早飯，訪琴軒。

　　初六(11月26日)到慰廷處，晚飯後同訪琴軒，久談，夜歸。

　　(以上為《那桐日記》)

　　三人私下裡過從如此頻繁，定當有要事相商，恐多半與篡權陰謀有關。更堪玩味的是，自從11月26日夜裡與袁、徐二人密談後，那桐便稱病不出。起初只是請假十日、十五日，後來乾脆續假二十日，直到清廷覆亡。同時，期間袁世凱「派衛兵二十六人來家常川守護」。可知那桐此舉實乃與袁、徐密議之結果，其告病養痾是假，免責避禍是真。

　　而徐世昌這邊，則繼續充當「臥底」。可笑的是，清皇室居然依舊蒙在鼓裡，先是破例賞賜徐世昌入值用膳之特權，後又授予他太子太保之殊榮，大有托孤之意。孰料徐並非妙手神醫，實為催命郎中。正是他忙前忙後，打通關節，袁世凱逼清室退位的計畫才得以順利進展。甚至在溥儀的退位詔書上，徐也做了手腳。據袁世凱的心腹梁士詒爆料，退位詔本由張謇起草，徐世昌後又偷偷加入一段：

　　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臘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佈共和。面對這一曠古巨變，徐世昌在日記中僅有一句記載：「今日奉旨宣佈共和政體，組織臨時政府。」一周後(即壬子年正月初一)，那桐則於日記裡寫道：「昨日呈進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賞還。風定天晴，氣像甚好。此後遵照臨時大總統袁通告，改書陽曆。」江山易手，王朝滅亡，徐、那二人非但沒有痛心疾首，憤恨縈懷，反而一個輕描淡寫，一個滿懷喜悅。可見清廷在他二人心中之份量，實在是微不足道。

　　辛亥之政局，如同一場清廷與革命軍對壘的足球賽。清廷教練組即滿清皇室，隊員乃以袁世凱、徐世昌、那桐為首的一干重臣。面對革命軍的凌厲攻勢，清政府隊中有人故意罷賽，如那桐，更有隊員消極比賽甚或踢假球，如袁世凱、徐世昌，於此形勢下，清皇室焉能有不下課敗北之理？

　　鄭孝胥與惲毓鼎：「疏槐短柏總傷神」

　　1911年，鄭孝胥、惲毓鼎兩位的人生軌跡可用四字概括：殊途同歸。

　　之所以說二人殊途，首先在於該年鄭、惲仕途遭際迥異。通過端方和盛宣懷的一番運作，鄭孝胥出任湖南布政使，從而再度為清廷效力。惲毓鼎則沒有這般好運氣，是年四月，他黯然離職。

　　其次，二者之政見亦針鋒相對。鄭孝胥在清末乃活躍人物，是鐵路收歸國有政策和立憲運動的堅定支持者與參與者。與之相反，惲毓鼎則認為二者都不靠譜。在他看來，鐵路國有「此策創於郵部盛大臣」，該措施「啟禍而有餘，亂其始此矣。」時人「侈談立憲，舉國內外政而紛更之。我瞻中原，蹙蹙糜所騁矣。中夜悲憤，不禁淚下。新學小生，以此愚監國而騙功名；監國閣臣，以此自愚而忘宗社。人心盡去，憲將誰立耶？」平心而論，惲反對立憲頗顯落伍，不過質疑鐵路國有確也有幾分見識。政府倉促間取消鐵路商辦政策，言而無信，有如兒戲，必定會招致商怨民憤。所以鄭的國有主張真乃病急亂投醫，悖時逆勢。

　　當然，仕途、政見雖不同，但二人之抱負卻極為一致，即捍衛清室之安危。出任湖南布政使後，鄭頗躊躇滿志。6月20日，借入朝謝恩之機，鄭迫不及待向載灃進言，「痛論借債造路為變法之本策」。據鄭日記稱，「攝政王屢頷，甚悅」。赴湘途中，鄭更是將新官上任之喜悅付諸筆墨，「常人類多偏狹而不知輕重，故其是非顛倒有不可以理喻者。」「余既出任世事，當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損我哉。」其志向之大可見一斑。惲毓鼎雖身居市井，不在其位，無鄭之風光，但依然深懷用世之心。讀其《澄齋日記》，便知其日常所閱之書多為政史類典籍，誠如其言「五十解組，此心究難忘世，不能不預儲學識，為異日行政之權衡」，大有東山再起之勢。

　　大廈將傾，覆敗之局又豈是鄭、惲兩個傳統士大夫所能挽回的？於此江山易主、新舊鼎革之秋，鄭孝胥「昧爽即起，寢不安席，食不過味」，「惟有以遺老終耳！」惲毓鼎則「悲憤交迫，幾不聊生」，徒歎「今年猶是去年月，不照清娛偏照愁」，「自分永作江湖逸民，不復與聞政事。」枯坐書齋，青燈孤影，痛思過往，萬念俱灰，二人唯有一邊擦拭淚水，一邊總結亡國根源：

　　北為亂臣，南為賊子，天下安得不亡。

　　干名犯義，喪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種族耳，何足以列於世界之人類乎？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今日之謂也。……夜，聞爆竹聲甚繁，於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畢。(以上為《鄭孝胥日記》)

　　其實亡國之禍，早伏於十年之前。光緒庚子以後，孝欽顯皇后未免倦勤，又鑒於義和團之亂，肇自宮廷，於是遇事一意脫卸，唯求及身倖免，不復作永遠苞桑之計。迨景皇升遐，利於擁立幼沖，不致翻戊、庚兩案，以神器之重，授之暗懦孱王。父監於國，而君為虛位。名之不正，莫過於斯。醇王承述父志，排斥漢人。……載搏乳臭小兒，不足掛齒。廣張羽翼，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權之名，為網利營私之計，紀綱昏濁，賄賂公行。……嗚呼！二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三年餘覆之而有餘。(以上為《澄齋日記》)

　　鄭、惲所言雖頗中肯綮，但畢竟乃後見之明，於事無補矣！

　　辛亥年除夕夜守歲之時，惲毓鼎曾作詩一首，曰：

　　堂堂歲月隨朝政，落落衣冠與我親。先祖寧知王氏臘，曉鍾迷戀漢宮春。

　　偏聞梓捨傳生子，忍見蓂階廢建寅。詰旦慈寧門外路，疏槐短柏總傷神。

　　傷神之餘，不知鄭、惲二人是否心存一絲悔意？當初究竟是誰出賣了瞿、岑兩位重臣？當初又是誰幫端方、盛宣懷策劃鐵路國有方案？從而令本已魚爛不堪之政局終至無法收拾。

　　胡適與吳宓：「遠近高低各不同」

　　胡適、吳宓二人，一位提倡新文學，一位力持舊文化，活脫脫一對民國文壇上的冤家。其實雙方之認知差異早在辛亥年即已種下。不妨將時光倒回，看看彼時二人的心路歷程。

　　1911年的胡適已遠赴大洋彼岸，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深造。翻檢其日記，不難發現質疑舊傳統的苗頭已於胡適心田萌發。

　　3月8日，胡研讀美國《獨立宣言》，細細品來，「覺一字一句皆捫之有稜，且處處為民請命，義正詞嚴，真千古至文。吾國陳、駱何足語此！」6月17日，在討論課上，李佳白主講《孔教之效果》。胡適感覺時值20世紀，仍宣揚儒學，「已為一恥矣」。更讓他十分不爽的是，席間有一位Dr. Beach君，居然對胡適講道：「君等今日有大患，即無人研求舊學是也」，進而「大稱朱子之功」。胡雖未當面反駁，不過在日記裡卻留下「如芒在背焉」的感受。

　　武昌首義後，不少人認為只有袁世凱方能力挽狂瀾，胡適卻不以為然。在其看來，袁「此人真是蠢物可鄙。」當翻閱《神州日報》，看到眾多誇讚川督岑春煊之詞時，胡「讀之不禁為之捧腹狂笑」。甚為可惜的是，胡適日記寫至是年10月30日便中斷，後續部分據其稱已散軼。故我們不能更為細緻地把握其思想脈動。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當年的胡適對專制王朝並無好感，反倒對革命勢力頗為同情。

　　再觀吳宓，1911年對他而言，則是內心極為糾結的一年。因為這一個寒暑輪迴，他始終為學業所困。

　　吳於當年2月初抵京，參加清華學堂入學考試。按照規定，即使考入清華，也尚需四年方有資格赴美留學。其實吳宓之前已接受較為系統的中學教育，但為了圓留洋夢，吳心想「將來果能靠住往新大陸一遊，則靜待幾日亦無可奈何之計，否則機會不易得也。」但當時留學生多為「富二代」或「政二代」，終日遊手好閒，他們靠老子的錢和權買通校方，壟斷出國名額。於是乎，棄學東渡之念閃過吳宓腦際。東渡便意味失去留美機會，留守仍需忍受各種怪現象，吳不免於此兩種選擇間猶豫徘徊。其日記裡對此心情有著極真切地記錄：「人生最苦莫如心有兩事，未知所可，交戰於中，實覺難受。且人更不可心動，余心已動，直怦怦不能自已。」一番思想鬥爭後，吳終放棄東遊之打算。

　　然後時局的驟變已不容許吳宓安心於清華求學了。武昌事起，京城謠言四起，人心惶惶，清華「學生有出校回籍者。而同班之中，亦有若干人請假入城，偵探消息，藉作逃計。殊覺惶惶異於常日也」。同時「本校中國教員，多半已皆辭職回籍」。此刻之吳宓，反而天真地認為革命軍難成氣候。這其實與其腦中較為濃厚的衛道思想有關，即使到了民國六年，一次他在火車上遇到張勳的辮子軍，竟還賦詩贊曰：「健兒喜道年時績，白下將軍破敵歸」。也正基於此因，當同學紛紛離校避難時，吳還故作淡定，以為「能經此一番離奇變遷，目睹而心識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幸事也。」不過隨著風聲一日緊過一日，吳宓內心也波瀾起伏，再度糾結起來。

　　看著學友東奔西逃，聽聞戰局風聲鶴唳，吳「終日心中忐忑，至不靜適」，忽而欲赴滬避難，突然又決定「靜居以觀後變」，實則心亂如麻，手足無措。至11月8日，吳終得解脫，學堂宣佈暫行解散，每人補助旅費20元。吳便收拾行裝，於次日奔赴上海。臨行前，吳於日記中寫下頗為傷感的一句：「回顧清華園風物，愴然欲涕，未審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此話究系眷戀清華學堂？還是歎惜學業中斷？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後人恐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我們透過其日記，察覺吳宓之內心依然極度糾結。

　　同為青年學子，胡、吳二人一海外求學，一國內苦讀；一洞悉時局，思想開明，初具獨立之思考，一霧裡開花，水中望月，仍經歷成長煩惱，其見識之遠近高低判然有別。當然，之後的民國文壇，胡揭翥新文化之大纛，吳執學衡派之牛耳，兩者學術追求之遠近，思想境界之高低，則愈加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