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8年，77歲的王寵惠在寶島台灣辭世。50年過去了，仍有很多中國人對他念念不忘，因為他為中國近現代法學界、外交界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是中國近代第一張大學文憑的獲得者、國民政府第一法學家、中國第一位海牙國際法庭法官。1943年在中英美三國舉行的開羅會議上，王寵惠的據理力爭使得「滿洲、台灣、澎湖列島應歸還中國」寫進《開羅宣言》。他被譽為「中國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

　　憑藉著深厚的法學功底和睿智的外交思維，滿腔愛國熱情的王寵惠常常能在外交舞台上為中華民族贏得尊嚴。1943年，王寵惠代表國民政府出席中、美、英三國召開的開羅會議時，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國捍衛主權的決心。

　　王寵惠的故鄉——王屋，地處東莞市虎門鎮中心，在商業氛圍濃厚的鬧市裡，王屋的門面依舊保持著古色古香的味道。

　　欲尋覓王寵惠的蹤跡，必先經過王屋冠忠大道。這條頗有霸氣的大道雖然不寬，卻暗含著另一層含義，這裡曾經走出過很有份量的人物。

　　王寵惠——中國近代第一張大學文憑的獲得者、國民政府第一法學家、中國第一位海牙法庭法官……對這個不在王屋出生，不在王屋常住，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沒留在王屋的王屋人，王屋居民說起其頭銜時卻如數家珍，不時流露出驕傲的表情，讓記者頗為驚訝。

　　在王屋居民小組辦公室裡，記者找到了謎底。為了讓後人不忘卻祖輩的光輝史跡，虎門鎮博湧社區和王屋居民小組集資出版了《王寵惠與中華民國》，發放到每家每戶。這本書記錄了王寵惠生平以及在政界、學界、外交界的傲人成績，是不少居民珍藏的寶貝。翻開這本厚厚的人物傳記，王寵惠的形象躍然紙上，他為歷史所做出的貢獻一幕幕呈現在眼前……

　　中國獲大學文憑第一人

　　1881年，祖籍東莞虎門鎮王屋鄉的王寵惠在香港出生。幼年雖入讀聖保羅學校學習英文，但父親王煜初要求其學習《論語》、《孟子》等經典論著，從小學貫中西為其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895年，清政府在天津設立北洋大學堂(現天津大學)，在全國招考學員，王寵惠在港報名參加了這次考試，並以優異成績被錄取為法科學生。

　　時光荏苒，1900年的正月二十六日，這是北洋大學第一屆畢業生王寵惠畢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他以北洋大學第一名最優等生的身份，領到了考憑(即文憑)，那年他19歲。他手上捧著的不是一張普通的大學文憑，是我國有據可查的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這張彌足珍貴的文憑書有「欽字第壹號」。文憑正文開頭書有「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部堂裕為……」文憑內有對北洋大學的簡介、對學生的介紹和鑒定、學生所學課程等內容，另外還寫有文憑獲得者王寵惠的曾祖父、祖父、父親的姓名。

　　作為我國第一所新型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王寵惠獲頒的是「欽字第壹號」文憑，因此他所持的文憑被認定為我國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2005年9月，天津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古瑤曾率隊赴台灣尋找文憑原件。他說「王寵惠是天津大學的驕傲，直到今天，在校園裡提起王寵惠，仍舊無人不知。找到這張文憑是天津大學一直以來的心願。」遺憾的是，王寵惠之子王大閎稱完全不記得見過這張文憑，特別從上海舉家遷往台灣時，大批物品留在上海老屋。王寵惠的孫子和孫女曾整理過爺爺的遺物，他們還保留著爺爺撰寫的書籍《困學齋文存》，這本書中就有王寵惠獲得的中國近代第一張大學文憑的照片。

　　知遇孫中山投身政壇

　　說起王寵惠的一生，不得不提的一個人物就是孫中山。無論是王寵惠留學海外還是涉足政壇，孫中山都扮演著提攜人的角色。孫中山與王寵惠的父親王煜初私交甚篤，王寵惠孩童時，孫中山在他家旁邊的雅麗氏醫院附屬的西醫書院習醫，常常與王煜初研討革命理想。孫中山與王家的感情之深，從以下事件可見一斑：1895年廣州重陽起義失敗後，為逃避清吏緝捕，孫中山逃到廣州王宅。期間王寵惠的哥哥王寵勳舉行婚宴，孫中山冒險前往祝賀。酒席還沒結束，清廷官吏突然入屋索人，待王家人發覺時，孫中山早已離去。

　　1901年，再次與孫中山見面，王寵惠已在東京留學攻讀政法專業。留學日本期間，王寵惠與秦力山等人創辦《國民報》，孫中山鼎力支持，還接濟其經費。1904年，王寵惠在耶魯大學學習時，又與正在美國舊金山宣傳中國革命的孫中山相見，期間還發生了一個標誌性事件，王寵惠協助孫中山起草了《中國問題之真解決》，闡明中國革命勢在必行，呼籲外國人支持革命，推翻清朝統治，標誌著王寵惠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王屋居民小組辦公室裡，記者找到了謎底。為了讓後人不忘卻祖輩的光輝史跡，虎門鎮博湧社區和王屋居民小組集資出版了《王寵惠與中華民國》，發放到每家每戶。這本書記錄了王寵惠生平以及在政界、學界、外交界的傲人成績，是不少居民珍藏的寶貝。翻開這本厚厚的人物傳記，王寵惠的形象躍然紙上，他為歷史所做出的貢獻一幕幕呈現在眼前……

　　中國獲大學文憑第一人

　　1881年，祖籍東莞虎門鎮王屋鄉的王寵惠在香港出生。幼年雖入讀聖保羅學校學習英文，但父親王煜初要求其學習《論語》、《孟子》等經典論著，從小學貫中西為其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895年，清政府在天津設立北洋大學堂(現天津大學)，在全國招考學員，王寵惠在港報名參加了這次考試，並以優異成績被錄取為法科學生。

　　時光荏苒，1900年的正月二十六日，這是北洋大學第一屆畢業生王寵惠畢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他以北洋大學第一名最優等生的身份，領到了考憑(即文憑)，那年他19歲。他手上捧著的不是一張普通的大學文憑，是我國有據可查的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這張彌足珍貴的文憑書有「欽字第壹號」。文憑正文開頭書有「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部堂裕為……」文憑內有對北洋大學的簡介、對學生的介紹和鑒定、學生所學課程等內容，另外還寫有文憑獲得者王寵惠的曾祖父、祖父、父親的姓名。

　　作為我國第一所新型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王寵惠獲頒的是「欽字第壹號」文憑，因此他所持的文憑被認定為我國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2005年9月，天津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古瑤曾率隊赴台灣尋找文憑原件。他說「王寵惠是天津大學的驕傲，直到今天，在校園裡提起王寵惠，仍舊無人不知。找到這張文憑是天津大學一直以來的心願。」遺憾的是，王寵惠之子王大閎稱完全不記得見過這張文憑，特別從上海舉家遷往台灣時，大批物品留在上海老屋。王寵惠的孫子和孫女曾整理過爺爺的遺物，他們還保留著爺爺撰寫的書籍《困學齋文存》，這本書中就有王寵惠獲得的中國近代第一張大學文憑的照片。

　　知遇孫中山投身政壇

　　說起王寵惠的一生，不得不提的一個人物就是孫中山。無論是王寵惠留學海外還是涉足政壇，孫中山都扮演著提攜人的角色。孫中山與王寵惠的父親王煜初私交甚篤，王寵惠孩童時，孫中山在他家旁邊的雅麗氏醫院附屬的西醫書院習醫，常常與王煜初研討革命理想。孫中山與王家的感情之深，從以下事件可見一斑：1895年廣州重陽起義失敗後，為逃避清吏緝捕，孫中山逃到廣州王宅。期間王寵惠的哥哥王寵勳舉行婚宴，孫中山冒險前往祝賀。酒席還沒結束，清廷官吏突然入屋索人，待王家人發覺時，孫中山早已離去。

　　1901年，再次與孫中山見面，王寵惠已在東京留學攻讀政法專業。留學日本期間，王寵惠與秦力山等人創辦《國民報》，孫中山鼎力支持，還接濟其經費。1904年，王寵惠在耶魯大學學習時，又與正在美國舊金山宣傳中國革命的孫中山相見，期間還發生了一個標誌性事件，王寵惠協助孫中山起草了《中國問題之真解決》，闡明中國革命勢在必行，呼籲外國人支持革命，推翻清朝統治，標誌著王寵惠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

　　學而優則仕。1911年，而立之年的王寵惠初涉政壇。王寵惠政治生涯中的第一個重要職務，是孫中山力挺出任的。1912年元月，孫中山就職臨時大總統，提名王寵惠為外交總長。當時有人提出王寵惠資格不足，建議起用外交經驗豐富的伍廷芳。但孫中山力挺王寵惠，稱「吾人正當破除所謂官僚資格，外交問題，吾自決之，勿怯之。」而對於老將伍廷芳，孫中山在會見上海的報社記者時，則強調民國建國之初立法很重要，對伍廷芳另有重用。但孫中山的本意，是希望任用年輕的王寵惠，將外交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這樣，對王寵惠也是莫大的支持，為他今後在國際舞台上施展外交才能，成為第一個出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的中國人做了鋪墊。

　　政壇幾起幾落的「好人」

　　王寵惠在政壇的初次亮相可謂驚艷，但好景不長，僅僅當了3個月臨時政府的外交總長，1912年3月，王寵惠的第一次政治經歷就隨著袁世凱的上台匆匆落幕。但王寵惠在法學方面的造詣也得到了袁世凱的賞識，很快又被任命為司法總長，或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又是3個月，王寵惠的仕途因袁世凱的竊國行為而中斷。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沉寂10年，王寵惠東山再起。此時的中國正處於軍閥混戰時期，以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王寵惠等人為核心的一群知識分子在《努力週報》上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認為中國的政治軍閥混戰，國無寧日，是因為「好人」不願參與政治，讓壞人當道。為此，他們提出由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變政府腐敗的現實。

　　1922年9月，在直系軍閥吳佩孚支持下，王寵惠等人組成「好人政府」的願望成真，而王寵惠的個人政治生涯也達到了巔峰，出任國務總理。可惜「好人政府」在軍閥混戰的特殊年代，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和武裝力量的支撐，也缺乏人民的支持，無力控制當時的混亂政治局面。僅70天，王寵惠執掌的「內閣」就倒台了，仕途不暢的王寵惠離國，到海牙出任國際法庭候補法官。

1945年王寵惠(左二)與顧維鈞(右二)

　　在政壇上三起三落，遠走他鄉的王寵惠並沒有就此結束他的政治生涯。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蔣介石力邀王寵惠回國任南京政府司法院長，王寵惠接受了邀請。1931年，因立法之爭王寵惠辭去司法院長之職，再度赴海牙任國際法庭法官。但王寵惠始終心繫國家興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他回國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長。1941年，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接著又打算調動數十萬軍隊「圍剿」中國共產黨，但行動之前，不得不考慮各國的態度，於是請王寵惠商議。「同室操戈乃亡國滅種之時」，王寵惠力諫蔣介石三思慎行。此言一出，蔣介石勃然大怒，但這時侍從室送來的一急電，讓蔣介石對王寵惠精闢分析和獨到見解甚為欽佩。密電中的內容說的是日本出動15萬人馬，兵分三路向河南進犯。因此，蔣介石被迫放棄了「圍剿」計畫。此事讓蔣介石意識到王寵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應該留在身邊，隨後蔣介石免去了王寵惠外交部長職務，改任其為國民黨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長，參與處理最高決策，那年王寵惠已步入花甲之年。「二戰」期間，蔣介石多次出席國際會議，王寵惠都緊隨左右。1946年，65歲的王寵惠向蔣介石請辭，蔣介石極力挽留，可見王寵惠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1948年，王寵惠到香港養病，1949年赴台灣，至此，王寵惠才正式在政治舞台上謝幕。

　　開羅會議力爭台灣「歸還中國」

　　如今，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日益強大，在國際舞台上有著日趨重要的發言權。而在王寵惠那個年代，說得更多的是「弱國無外交」。但憑藉著深厚的法學功底和睿智的外交思維，滿腔愛國熱情的王寵惠常常能在外交舞台上為中華民族贏得尊嚴。

　　1921年11月，王寵惠和顧維鈞等代表中國赴華盛頓出席太平洋會議。大會上，迫於國內民眾的壓力，經過反覆思量的王寵惠決定單獨提出廢除日本逼迫中國簽訂的「二十一條」，希望借助英美國家力量進行調停，王寵惠強調「二十一條」的存在對與會各國在華利益的威脅，尤其對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影響，這一有理有據的陳述讓日本代表措手不及。雖然最終沒有實現廢除「二十一條」的願望，但王寵惠不畏強權，堅決捍衛祖國領土主權完整，會議簽訂《九國公約》，列強承認「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行政之完整」。王寵惠在大會上力爭國權的表現大大提升了他在國內的政治聲望，1921年12月2日，《大公報》發表文章對王寵惠大加讚賞，「吾人對於王氏甚表欽佩」。

　　王寵惠敏捷的思維、犀利的詞鋒，常常讓瞧不起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自取其辱。1933年，王寵惠奉命出席國際聯盟會議。會上，日本代表以輕蔑的口吻挑釁王寵惠說：「你是代表南京國民政府呢，還是代表東北滿洲國政府?」王寵惠立即站起來，義正詞嚴地大聲回答：「我代表貴國承認的那個中國政府。」頓時各國代表掌聲雷動，日本代表自討了個沒趣，悻悻而退。

　　1943年，王寵惠代表國民政府出席中、美、英三國召開的開羅會議時，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國捍衛主權的決心。11月26日，三國代表正式會商《開羅宣言》一事，英國代表別有用心地將「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當然歸還中國」改成「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此言一出，王寵惠當即表示中國不能贊成，若如此含糊，只說日本應該放棄而不說應歸何國，則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將疑惑不解。英國代表表示日本放棄即代表歸屬中國，但王寵惠堅持不得含糊，否則會議公報將喪失其價值，若不明言歸還中國，則盟國聯合作戰，反對侵略，維護世界和平的目的就不明顯了。美國代表也贊同王寵惠的提法，最終英國照中美意見寫明「滿洲、台灣、澎湖列島應歸還中國」。

　　中國首位海牙國際法庭法官

　　王寵惠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但一生中最值得其驕傲的，應該是他在法學上的貢獻。王寵惠憑借其天才般的語言天賦，在法學研究上的突出貢獻，為國際法學界寫下了濃重的一筆。1907年，王寵惠將德文版的《德國民法典》翻譯為英文。這是當時歐洲最早的《德國民法典》英譯本之一，此譯本出版後立即博得世界法學界的讚譽，成為了英美各大學法律學院指定的必讀課本。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到訪台灣時，也要親自拜訪王寵惠，因為尼克松上大學時，教材正是王寵惠翻譯的《德國民法典》。

　　不願與袁世凱同流合污的王寵惠辭去司法總長後，轉而受聘中華書局任英文編輯部主任，不久後出任復旦大學副校長。雖然不在官場打拼，但這段「清心寡慾」的時間卻讓王寵惠在法學研究上有了很深的造詣，他深入研究《臨時約法》，先後著有《憲法芻議》、《比較憲法》等影響深遠的書籍。王寵惠在中國民法和刑法上的貢獻也為人所稱道，1928年，王寵惠開始主持修訂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礎上，起草了《刑法草案》。這一草案廢除了舊刑法中受傳統禮制影響的內容，確立了在刑事懲罰方面所有國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則。草案最終於1928年通過，即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頒布的刑法典——《中華民國刑法》，王寵惠因此被譽為中華民國第一法學家。《中華民國民法》編訂也有王寵惠的功勞，他學貫中西的背景，使這部法典注重對西方先進的民商法思想的吸收，又兼顧了中國傳統的民間習慣，達到了中西合璧的效果。

　　1923年，作為當時中國最有名的法學家之一，王寵惠又打破了一項全國紀錄。受北京政府的委派，王寵惠出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成為了海牙國際法庭的第一任中國籍的法官。擔任國際法官，王寵惠堅持以公平適當的原則處理國際糾紛，他所表現出來的法學修養和紳士風度，世界各國的學者和政治家無不為之折服。身在海牙的王寵惠也不忘維護民族尊嚴，常常有力回擊西方世界對黃種人的歧視。1924年王寵惠遊曆法國時，法國最高法院特別邀請他做演講，以此表達對他的敬意。這一隆重的禮遇，充分顯示了王寵惠在國際法學界的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年，王寵惠作為中國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聯合國成立大會，他對聯合國憲章的制定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建議，並被委以潤色和審定聯合國憲章中文版工作的重任。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中，王寵惠還因其在法學研究上的突出貢獻，入選人文組院士。

　　王寵惠大事年表

　　王寵惠(1881-1958)，1881年10月10日生於香港荷裡活道75號道濟會堂，字亮疇，祖籍東莞虎門鎮王屋鄉。

　　1887年(光緒十三年)：入讀聖保羅學校，初識孫中山。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獲得中國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期間和孫中山討論「五權憲法」，並起草《中國問題之真解決》。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赴歐洲留學，被選為「柏林比較法學會」會員，並將《德國民法》譯為英文。

　　1911年：膺任第一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

　　1913年：受聘復旦大學副校長，先後出版《憲法芻議》、《比較憲法》等書。

　　1921年：被選為國際法庭副裁判長。當年冬季赴華盛頓出席九國會議，嚴斥日本「二十一條」無理。

　　1927年：出任南京政府司法部長。

　　1930年：膺選為海牙國際常設法庭的正式法官。

　　1946年王寵惠代表中國出席了聯合國成立大會，對聯合國憲章的制定提出了建設性建議，並承擔聯合國憲章中文版的潤色和審定工作。

　　1949年：到香港養病，隨後赴台灣。

　　1952年：任台灣東吳大學董事長。

　　1958年：3月15日凌晨病逝，安葬於東吳大學校園內山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