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步入婚姻殿堂。「步入……殿堂」之類，是關於締結婚姻的莊重而浪漫的說法，對他們二人的婚禮而言，卻也是寫實，因婚禮雖分為在宋家府邸的儀式與豪華飯店的大宴賓客兩部分，卻都是西式的，浪漫而莊嚴。一個已是民國的頭號人物，一個來自舉足輕重的家族，想不隆重都不行。

　　這樁婚事之莊重，也見於二人的婚啟：當天，上海《申報》刊登蔣介石的《我們的今日》，文中有云：「余二人此次結婚，倘能於舊社會有若何之影響、新社會有若何之貢獻，實所大願。余二人今日，不僅自慶個人婚姻之美滿，且願促進中國社會之改造，余必本此志願，努力不懈，務完成中國革命而後已，故余二人今日之結婚，實為建築余二人革命事業之基礎，余第一次遇見宋女士時，即發生此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嘗矢言，非得蔣某為夫，寧終身不嫁。余二人神聖之結合，實非尋常可比。」於此二人的結合似乎納入到蔣男一見傾心，宋女非郎不嫁的天作之合的模式，「今日之結婚，實為建築余二人革命事業之基礎」云云，則又依稀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變奏，總之革命加戀愛，其「神聖」似不言而喻。

　　民國時期沒有婚姻法，也無結婚登記一說，傳統的婚書在大城市裡已過時，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選擇在報上登一結婚啟事，據說它還是有法律效應的。婚啟通常只是一簡單的告示，如同一則廣告，自然可大可小，內容則悉聽尊便。蔣介石非尋常人可比，他的《我們的今日》登在顯著位置，也不取結婚啟事的形式，但還原到基本的功能，我們正不妨以婚啟視之，雖然看起來更像是一篇大張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

　　蔣對其婚姻神而聖之，小民百姓是否肅然以對，就非他所能控制了。事實上，從開始的有所風聞到後來的第一家庭，蔣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頭百姓八卦的對象，而八卦對「神聖」注定是消解性的。上層固然會議論這樁婚姻給政治外交帶來的影響，在百姓的眼中，則看點端在夫妻關係，———家庭中東風西風的問題：宋美齡生在富貴之家，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有點老土身為一介武夫的蔣介石是否降得住她？很不幸，在民間流傳的種種段子中，蔣大有被填入「懼內」故事的趨勢。蔣侍從室一工作人員曾回憶說，六年間從未看見或聽說二人有過口角。但這話傳出來也沒人信的，四處流傳的都是蔣對宋的無奈：第一夫人如何闖到最高會議上，令蔣尷尬，如何與蔣置氣，擱下他一個人跑到香港久久不歸，如何在臥室中一隻高跟鞋擲將過來……有真有假，總之，他搞不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