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1月號倫敦《亞洲季刊》上，一篇名為《中國先睡後醒論》的文章引起轟動，作者大肆吹捧清朝「洋務」成果，將從西方購入的新式軍艦、武器一一羅列後，宣佈：「中國不過似人含睡，固非垂斃也」「再有戰事，中國終不至有庚申(1860年)之禍」。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曾紀澤，曾國藩長子，此時他剛結束11年使歐生涯，回到中國。

　　曾紀澤38歲才承父爵出仕，此前兩次鄉試落第，學歷不及洪秀全，後棄八股學英文，出國前，雖不能說，寫亦古怪，但在官場中已屬珍稀動物。

　　1879年，崇厚越權與俄簽訂《利伐第亞條約》，令朝野大驚，毀約則中俄必戰，接受則喪權辱國，當慈禧太后決定派官場新手曾紀澤使俄時，重臣皆稱反對。中俄談判遷延日久，俄方一度中斷會談，增兵派艦，以武力要挾，可在重簽的條約中，中方期望幾乎全部滿足，還有頗多意外收穫。

　　曾紀澤從此名聲鵲起，被西方人讚為「真正的外交家」，曾工詩文，還會寫英文詩，待人接物有儒家風範，得到列強信任。《中國先睡後醒論》發表前，人們忽略了他「憤青」的一面。

　　西方人搞不懂這個溫和的人為何突然劍拔弩張，無人敢正面回應。畢竟清朝正在「洋務運動」巔峰期，經濟迅猛發展，此前兩場戰爭，清軍表現尚可，一是左宗棠平定新疆，一是中法之戰，法國連戰爭賠款都沒得到。種種跡象表明，清朝確有「睡醒」跡象。

　　近代以來，「睡」與「醒」常被用來形容中國，似乎她真的能量驚人，只需精神振作，就能打倒一切對手。對此，中國精英階層常有焦慮感，覺得主觀上已很努力，為何老大帝國還是醒不過來呢?所以他們要麼去「喚醒」民眾，要麼向西方人展示肌肉。

　　對曾紀澤這一套，列強嘖有煩言，諷為「一貫自大的最新型式」「在該文中所表現的浮誇精神，勢將使法國感到不快，也極少事實上的依據」，對即將成軍的北洋水師，亦挖苦道：「中國目前所最迫切需要的，是駕駛軍艦的官兵;沒有他們，軍艦勢將擱淺，或者被敵艦擄去。」

　　正面回應曾紀澤的，是香港人何啟和胡禮垣，他們在《曾論書後》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國之所以稱盛者，非徒多戰艦炮台，國皆能置故也。侯欲治外，請自內治始;侯欲治內，請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請自得民之心始。」他們認為，制度不改，買再多先進設備，也不是真正「睡醒」。

　　此文風靡一時，天津《中國時報》編者表示，希望這次討論，能引起「高尚開明」的中國官紳熟慮。但曾紀澤沒有回應，不知是正在深思，還是不屑。

　　作者之一胡禮垣是曾紀澤的忠粉，稱讚曾「於中外交涉事體，昭然若揭，洞中機宜」，但他怎麼也理解不了，有曾紀澤這樣的明白人，大清朝為何繼續闇弱，而曾卻變得越來越糊塗。

　　其實，道理不難理解，作為外交家，曾紀澤在忠誠、善辯、謀略、勇敢等方面均屬一流，可在知識上卻有明顯短板。他批評清流套用戰國時縱橫舊說來理解現代國際秩序，可他自己也常這麼看問題;他曾努力學習西方技術，卻又認為它們是老祖宗玩剩下的;他羨慕西方器物，卻自誇東方道德領先……曾紀澤對西方人能以禮相待，但止於言利，不肯從「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的視角看問題，當官後，曾紀澤學習新知的努力便中斷了，只靠經驗維持。

　　有激情而乏知識，有立場而欠理性，曾紀澤最終無法突破傳統的窠臼。

　　1899年，不滿51歲的曾紀澤因病去世，未能親歷幾年後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慘劇，天假以年，也許以他的外交才華，中日戰爭會推遲，可再怎麼拖，不突破制度瓶頸，天朝與世界的差距將越拉越大，民族悲劇只會更加深重。這是一個弔詭的局面：個人才華、器物進步反而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昏睡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