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代，出過一位通才，他就是劉鶚。其學識博雜，精於考古，長於文學，並在算學、醫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類拔萃的成就，被海內外學者譽為「小說家、詩人、哲學家、音樂家、醫生、企業家、數學家、藏書家、古董收藏家、水利專家、慈善家」。

　　胡適先生曾概括劉鶚的一生，稱其「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辨認，三是請開山西的礦，四是賤買太倉的米來賑濟北京難民。」胡先生沒有提到劉鶚的另一件大事，即他還寫過令他名垂青史的《老殘遊記》。

　　作為罕見通才的劉鶚涉獵了眾多領域，著述頗豐，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除《老殘遊記》外，劉鶚還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術》，治河著作《歷代黃河變遷圖考》、《治河七說》、《治河續說》，醫學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鐵雲藏龜》、《鐵雲藏陶》、《鐵雲泥封》，詩歌集《鐵雲詩存》等。

　　然而，劉鶚的人生充滿了傳奇色彩，精明強幹的他屢遭官場陷害，同時又因為他賄賂官員，給世人留下了「反腐作家也腐敗」之譏。他參與洋人開礦等事情，又被民間直呼為漢奸。其雙面人生，令人唏噓不已。

劉鶚

　　劉鶚是近代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國人。在列強頻頻入侵的晚清大變局中，他為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開出的「扶衰振敝」的藥方是，借用外國資本興辦實業，築路開礦，使民眾擺脫貧困，國家逐步走向富強。他給著名考古學家羅振玉(後來與劉鶚結為了兒女親家)的信中曾這樣說道：「晉礦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礦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他的觀點聽似有理，但將國家礦藏資源的開發權交給外國，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更為當時的朝野所不容。

　　那時，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豐富的礦藏虎視眈眈，以掠奪資源來對中國實施經濟侵略。1896年，「皮包」公司「北京辛迪加」(福公司)在倫敦註冊後，創始人羅沙第便風塵僕僕地趕到北京進行公關。他需要先找一名熟悉中國官場又能托付些微妙任務的總經理。他的好朋友、中國招商局總辦馬建忠就向他推薦了劉鶚。馬建忠還幫助劉鶚與晚清重臣李鴻章及其兩個兒子搭上了關係，獲得了足夠份量的政治支持。

　　這時的劉鶚，曾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邀到湖北商辦蘆漢鐵路，但卻玩不過盛宣懷的手腕，受排擠落馬;隨後他又上書直隸總督王文韶，建議修築津鎮(鎮江)鐵路，卻捲到鎮江鄉黨的內鬥中，惹了一身騷。

　　劉鶚還因進京行賄而在京城官場中留下了相當負面的評價。他曾帶「字畫數十件余」前往行賄身居高位的另一老鄉翁同龢處，翁同龢是光緒皇帝的老師，時任軍機大臣、戶部尚書，他在1895年五月廿一日的一則「日記」為證：「劉鶚者，鎮江同鄉，屢次在督辦處遞說帖，攜銀五萬，至京打點，營干辦鐵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畫數十件餂余。記之以為邪蒿之據。」

劉鶚

　　劉鶚是近代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國人。在列強頻頻入侵的晚清大變局中，他為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開出的「扶衰振敝」的藥方是，借用外國資本興辦實業，築路開礦，使民眾擺脫貧困，國家逐步走向富強。他給著名考古學家羅振玉(後來與劉鶚結為了兒女親家)的信中曾這樣說道：「晉礦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礦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他的觀點聽似有理，但將國家礦藏資源的開發權交給外國，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更為當時的朝野所不容。

　　那時，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豐富的礦藏虎視眈眈，以掠奪資源來對中國實施經濟侵略。1896年，「皮包」公司「北京辛迪加」(福公司)在倫敦註冊後，創始人羅沙第便風塵僕僕地趕到北京進行公關。他需要先找一名熟悉中國官場又能托付些微妙任務的總經理。他的好朋友、中國招商局總辦馬建忠就向他推薦了劉鶚。馬建忠還幫助劉鶚與晚清重臣李鴻章及其兩個兒子搭上了關係，獲得了足夠份量的政治支持。

　　這時的劉鶚，曾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邀到湖北商辦蘆漢鐵路，但卻玩不過盛宣懷的手腕，受排擠落馬;隨後他又上書直隸總督王文韶，建議修築津鎮(鎮江)鐵路，卻捲到鎮江鄉黨的內鬥中，惹了一身騷。

　　劉鶚還因進京行賄而在京城官場中留下了相當負面的評價。他曾帶「字畫數十件余」前往行賄身居高位的另一老鄉翁同龢處，翁同龢是光緒皇帝的老師，時任軍機大臣、戶部尚書，他在1895年五月廿一日的一則「日記」為證：「劉鶚者，鎮江同鄉，屢次在督辦處遞說帖，攜銀五萬，至京打點，營干辦鐵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畫數十件餂余。記之以為邪蒿之據。」

　　劉鶚行賄翁同龢，自然是為了「承包」鐵路工程，沒想到翁同龢高風亮節，不念同鄉之誼，不為重金所動，還在日記裡把劉鶚的這一醜行記錄下來了。

　　所以，當羅沙第來北京時，在總理衙門工作的劉鶚正鬱悶不得志呢。經馬建忠牽線，自然一拍即合，劉鶚便欣然出任福公司的華人經理，開始了其頗受人詬病的買辦生涯。

　　劉鶚的買辦生涯伊始，他的親家毛慶蕃、妻舅高子谷都曾經居中幫忙。毛慶蕃是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翁同龢的親信下屬，劉鶚與翁同龢的交往，由他承轉。翁同龢對福公司的態度，他也隨時向劉鶚透露。高子谷雖然是劉鶚在總理衙門的同事，但他身為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孫女婿，其能量自然非劉鶚可比。王文韶以軍機大臣身份兼管外務部之後，高子谷掌管著外務部的電報密碼本。清廷高層關於福公司事務的機密文電，他都會在第一時間告知劉鶚。

　　曾經商海的劉鶚是操作高手，善於打擦邊球，去繞開政策之限制。當時礦藏是嚴禁外資染指的，劉鶚便想了個辦法：煤礦在名義上還是國有，自己開採，但因為資本不夠，便向福公司借款白銀一千萬兩，福公司因之而獲得了山西盂縣、平定州與潞安、澤州兩府屬礦六十年開採權中利潤的50%，並承擔其間所有的開支。合同名為「籌借洋債」，但既沒有規定還款期限，也沒有規定借款利息，實質上就是變相賣礦，於國於民皆不利。

　　劉鶚的此舉，自然侵害到了山西當地窯主們的利益，大家義憤填膺地群起而攻之，強烈指責劉鶚的此舉實為賣國行徑。山西的窯主們廣為發動各種社會關係，山西籍的京官和舉人們交章彈劾，聲勢浩大，當時正是華北仇外氣氛活躍，朝廷也是保守派當道，於是，山西巡撫胡聘之被勒令提前退休，劉鶚則被開除公職。福公司也暫時偃旗息鼓，被迫停止運營，直到義和團運動後才在山西重新運作，並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山西之礦中飽了福公司之私囊。

　　在山西遇到的麻煩，使劉鶚汲取了教訓。痛定思痛後，他在河南的做法就有所改變。福公司的河南業務相對比較順利。在河南，劉鶚低調地躲在幕後，讓他的親家、分省補用道程恩培和翰林院檢討吳士釗，出面成立了「皮包」公司「豫豐公司」，豫豐公司一無資金二無礦址，其實就是專為福公司繞開外資禁令而量身打造的一頂「紅帽子」。隨後便是「標準流程」：豫豐公司向福公司「借款」開礦，由義大利公使薩爾瓦作保，在河南地方官員的大力配合下，很快獲得朝廷批准，開設了焦作煤礦。劉鶚成了福公司的紅人，忙得不亦樂乎，不僅幫著修訂焦作煤礦章程，還協助老外分送股票、安排「買辦們」的工作和報酬等，深深參與到煤礦的實際管理中，在為國人所痛恨的買辦路上越走越遠。

　　戰果輝煌的福公司中國業務拓展得很快，在四川麻哈金礦，浙江衢、嚴、溫、處四府煤礦鐵礦等業務中，劉鶚都立下了汗馬功勞，他上躥下跳，左右逢源，幫著福公司四處打點，被民間直呼為「漢奸」。先富起來的劉鶚也先後在上海自辦商場、紡織廠，但都失敗;隨後乾脆和日本人合作在東北開設鹽場，違反國家政策大肆走私到缺鹽的朝鮮，牟取暴利，也幫了日本在朝殖民當局的大忙。又私自拜見日本使節要人，並多次東渡日本，這些都構成了他的人生污點。

　　1900年，是中國農曆庚子年，這一年夏天，中國與當時世界上8個主要強國之間爆發了一場戰爭。這場100多年前爆發的動盪也被中國人稱為「庚子國變」。庚子之變發生，慈禧太后倉皇西逃，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恣意燒殺淫掠、無惡不作，北京居民同時還面臨飢餓威脅。劉鶚於八月冒險北上，九月初抵京後，致力救濟並參與和議斡旋條款。

　　當時北京市面上無糧可供，劉鶚從上海購糧食經海路運至天津，再運到北京。他創辦了平糶局，一面糶，一面賑。時俄軍佔領北京太倉，因倉內有老鼠，俄軍揚言要舉火焚燒，劉鶚緊急聯合其他賑濟團體集款，將太倉存米全部買下，作為平糶，救下許多人的性命。不料後來此舉成為劉鶚「盜賣太倉官米」的一大罪狀。

　　1905年，劉鶚與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合夥買下江浦縣九濮洲3890畝地皮，其中劉鶚名下為1945畝，並辦理了執照。劉鶚認為這個地方將來會成為商貨吐納之所。江浦有個豪紳陳瀏，曾做過五品京官。這時朝廷決定築津浦鐵路，以浦口為終點，地價勢將攀升，他見劉鶚買了浦口附近的地皮，佔了便宜，便設計通過京中御史吳文翰將稟帖投到軍機處、外務部、郵傳部，控告劉鶚「私集洋股，攬買土地」，欲將劉鶚置之死地。

　　於是劉鶚被抓拿歸案，後被流放到迪化(今烏魯木齊)。

　　在迪化期間，劉鶚在行醫診病之餘，還經常與當地的文人墨客詩文唱和，可惜現已大多失傳。他還發揮其敘景狀物的特長，用對聯的形式為後人勾勒出一幅維妙維肖的清末迪化風土圖，令人歎為觀止：「流水小橋催釣影，春風深巷賣花聲。」

　　1909年七月初八，劉鶚突然中風，於貧病交加中逝於迪化，終年52歲。三年後，大清國也同樣急性中風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