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為何成大昏君?真相竟是太聰明太有作為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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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煬帝為何成大昏君?真相竟是太聰明太有作為

2017年11月15日 風雲人物 暫無評論 閱讀 118 次

  導讀:中國歷史上的昏君,其實不見得個個都是昏庸之輩。樂不思蜀的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畢竟是少數;其他即使如成天和嬪妃玩做買賣遊戲的南朝東昏侯、整日只知道做木匠活的明熹宗,其實也就是心思沒放到大事上去而已,要論智商,恐怕也未必很差。他們中間的某些人,恰恰是因為太聰明了,結果倒成了昏君,而且是比上面提到的諸公更有知名度的大個昏君,這個人就是隋煬帝楊廣。

  楊廣之聰明多才,恐怕放到中國歷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會遜色。他自己也認為,就算是跟士大夫們比才學,他也應該做皇帝的。話雖有點浮誇,但此公才學確實有,還在當皇子的時候,就跟士大夫詩賦唱和。從流傳下來的詩作來看,多少有點意思,至少不像現在名氣很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筆那麼俗氣。

  《隋書》上說他「好學,善屬文,深沉嚴重,朝野屬望」,應當說有點道理。楊廣文才不錯,武功也有那麼點,隋平南陳,他是行軍元帥,北卻突厥,他還是出征的主帥,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至少沒有給將士們添亂。即使是痛貶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認他「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卻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可是,造化就是這樣弄人,被聰明所誤的人,在聰明人中十有八九,隋煬帝楊廣就是一個典型。

  如果不聰明而且多才,恐怕楊廣不會有那麼多的大手筆的動作,後來讓唐朝佔了那麼多年便宜。獨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創製,多半出於這個被後人罵為「煬」的皇帝,特別著名的是科舉制度。正是這個制度,讓中國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備和發達的官僚結構,被後世史學家許倬雲譽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原色之一,讓法國著名的史學家布羅代爾驚歎,怎麼中國那麼原始的帝制,卻有了一個現代化的官僚制相伴。當然,調動幾百萬民工修東都洛陽,開鑿大運河,以及興百萬大軍屢次征伐遼東,也是他的大手筆。只是這樣的大手筆,最終讓他丟掉了江山社稷。

  歷史上沒有哪個皇帝像他那樣,做了如此多的遺惠後世的大動作,卻因此身死名裂的。不僅科舉制讓後來的皇帝把天下英雄盡數納入彀中,而且大運河也讓後來的王朝盡享漕運之利,然而他得到的只有千古的罵名。毋庸諱言,在當時,這些大手筆的施展對於社會生活的破壞是災難性的。中國雖然有著發達的商業,但卻從來沒有形成過統一的市場,發展出成型的商業社會,國家也沒有對應的制度和稅收策略;中國也不完全是一個內陸國家,但海洋經濟由於受到商業發展的限制,更是進不了國家戰略的視線。所以,歷代王朝都只能以小農經濟作為立國的基礎,而小農經濟是經不起國家大手筆動作的。修建東都和大運河,成百萬人耽誤農時,消耗儲備,一已為甚,何況再乎?農業民族,從本質上講是不宜擴張的,對外戰爭,最高的限度是防衛性的。

  以秦始皇這樣的雄才大略,挾滅六國之勢,擊走匈奴之後尚且得修長城,可見進攻態勢之不可取。百萬兵上陣遠征,百萬人沿途饋糧,幸而戰勝,尚且難以預後,何況戰敗!說到底,中國不是一個商業國度,可以方便地集中資源,也需要靠武力維持商路的暢通;中國也不是一個海洋國家,無視海洋的運輸之利,也想不到出海謀取更多的資源。在自己限定的框架裡,只能量體裁衣,量入為出,否則就要出大麻煩。當然,在史家眼裡,這個亡國之君跟他的同類一樣,有著雪崩式的道德敗壞的經歷,矯情做假、荒淫無恥、揮霍無度、任用奸佞,等等。野史小說更是把楊廣說得像惡魔一般:弒父殺兄,淫母奸嫂,殺人取樂,甚至還近乎色情地描寫他坐著羊車在眾多宮姬住處之間遊走,為了能得到他的臨幸,宮姬們競相在門口堆滿羊愛吃的食物。儘管後者荒誕得有點像後現代先鋒派小說,但實際上兩者都是暗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在於隋煬帝的品質和道德的敗壞。事實上,隋煬帝的奢費並沒有耗盡國家的儲備,而使隋朝從倉儲之糧滿贏,到餓殍滿眼的轉換,恰是因為他動機看起來還不算壞的大手筆。「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格言,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亂折騰、大折騰,老是翻鍋。

  別把詩人的話當真

  別把詩人的話當真

  詩人的話當不得真,據說這是古訓,說是唐朝一位詩人做詩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司見了,很是哀憐,說:想不到君家不幸如此。不想此公答道:沒的事,我只是做詩而已。後人嘲笑這位仁兄,說:既然是做詩,何必把兄弟全搭上,為什麼不寫「嬌妻伴僧眠,美妾入禪房」?不過,儘管如此,還是有拿詩人的話當真的。同樣是唐朝,唐宣宗時,令狐為相,推薦詩人李遠為杭州刺史。唐宣宗說,我聽說此人有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這樣的人,能治理好地方嗎?令狐回答說,詩人的話,當不得真的。兩下僵持了半晌,最後唐宣宗說,先讓他上任幹著,緊看著點,以觀後效。乖乖,差點因為一句詩,丟了好大的一個肥缺。

  唐朝畢竟是唐朝,皇帝雖然把詩人的話當了真,也不過是擔心詩人光顧著下棋耽誤了公事。可是到了宋朝就不一樣了,王安石變法,大才子蘇軾寫了幾句詩發牢騷,結果被御史摘出,逮捕下獄。轉眼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做了皇帝就大興文字獄。不過,倒霉的大多是些地方上的小知識分子,上書寫什麼「生民作則」之類的話拍馬屁,不幸拍在了馬腿上。朱元璋用鳳陽話把「作則」誤會成了「作賊」,結果拍的人紛紛掉了腦袋。真格的詩人,因為做詩丟命的好像還沒有。大概是因為明朝採用特務統治,錦衣衛、東西廠特務密探神出鬼沒,詩人的詩興未免稍減,大家一哄而起寫小說去了。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剛剛興完大獄,殺了宰相胡惟庸並三萬餘大小官員,廢了宰相,自己既當國家元首,又做政府首腦,天天累得半死,不得已從翰林院找來幾個老儒,幫他處理公務。其中一個名叫錢宰,年事雖高,但辦事寫東西還算讓皇帝滿意,算是最得朱元璋寵愛的一個「秘書」。一天散朝回家,忽然吟詩一首:「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上朝,見過皇帝,朱元璋說:你昨天做的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你呀,何不改「嫌」為「憂」呢?老錢宰嚇得一個勁地磕頭。

  到了清朝,皇帝進步了,自己就有愛詩如命的,像乾隆一個人做的詩傳下來的據說就有四萬餘首。不過他一愛詩不要緊,詩人的腦袋可就有點危險了,幾十上百的文字獄出來了,連「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這樣的詩句,也被上綱上線為惡毒攻擊清朝皇帝的「盛世修書」。詩人的話,還就是被真真切切地當了真。詩人的話被當真,詩也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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