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密:魯迅之死是否和他的日本醫生有關?
整個民國時期是西醫在中國開始流行的時期,在這一段時期裡,由於中國西醫醫生的高度稀缺,也由於各種不平等條約的保駕護航,導致了大量的日本醫生在中國行醫……也客觀地導致了一些醫療事故的發生。由於這些醫療事故的主治醫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醫生,就跳進黃河洗不清了……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病病死,當時,魯迅的家屬並未對魯迅的死因提出異議和疑問。但是,多年之後,魯迅的親生兒子——周海嬰卻開始懷疑魯迅是被日本醫生以「故意拖延治療」的方式暗殺的。
我們聽聽,周海嬰是怎樣指控的:
「……自(1936年)6月以後,父親(魯迅)的疾病更令人擔憂了,六月末的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記中追述說,自五日以後,日漸委頓,終至艱於起坐,(日記)遂不復記……可見他的病是相當嚴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見許媽眼睛發紅,但卻強抑著淚水,遲緩地對我說:『你爸爸沒了……』我急促地奔向父親的房間,父親仍如過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麼平靜……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寫信給我的母親,說:『魯迅死時,上海即有人懷疑是(日本人)須籐醫生所謀害或者延誤,記得您告訴我說老醫生(須籐)的治療經過與實際治療不符,這也是疑點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須籐醫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報》登報公開質疑須籐醫生的治療……叔叔周建人告訴我父親臨死前,確實肺病極重,美國醫生鄧肯檢查之後對我們說:『病人(魯迅)的胸膜裡有積水,要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則活不過半年……』而須籐醫生則一口否定美國醫生的診斷,直到一個多月後才承認,才開始抽積水……叔叔(周建人)接著說:『上邊這些話,是你爸爸媽媽親自講給我聽的,那時我和馮雪峰談過,但是他(魯迅)仍然贊成須籐醫生繼續看下去,而擱置了美國醫生的建議,結果半年之後,(魯迅)就去世了……魯迅死後,須籐醫生寫了一張治療經過,使用了何種藥物等,你母親(許廣平)說這份報告不符合當時治療的實際情況……』須籐醫生在我父親去世之後,再也沒有遇到過……當時叔叔對馮雪峰講,現在中日關係緊張,最好不要找須籐醫生看病了吧,馮雪峰當時猶豫了一下,說:『還是叫他(須籐)看,大概不要緊吧……』我懷疑須籐是故意拖延父親的治療……」
(周海嬰的指控,出自於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頁。)
很顯然,周海嬰指控是日本醫生須籐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魯迅。
讀者要注意一點:魯迅逝世時,周海嬰年僅七歲。他當時並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後聽來的。
這份並非是唯一的指控書,周海嬰在多年之後,又寫了一篇名叫《魯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廣泛發表在中國各媒體。在該文中,周海嬰說:
「……1936年春,宋慶齡、史沫特萊便介紹美國的肺病專家鄧肯醫生給魯迅看病。經過聽診、叩診之後,鄧肯醫生確診為肺結核病晚期,並提出了治療方案。之後,父親又去另外一個有拍片條件的醫院拍了一張X光胸片,證實鄧肯醫生的診斷極其準確。然而須籐先生才在3月19日確定為系『消耗性熱型』,做『穿刺實驗』得微黃色透明液,檢查咳痰為結核菌陰性,也就是還沒有認為或懷疑肺結核晚期。三個月之後,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結核菌陽性膿球』。在X光片、結核菌陽性膿球確鑿無疑的情況下,須籐醫生才最後不得不確診為肺病晚期……日本須籐醫生和魯迅的醫患關係,是自1934年11月開始,親手接觸治療近乎兩年,達到百多次……魯迅終究因何而死,我堅信這樁『疑案』終將會大白於天下的……」
給魯迅治病的這個日本醫生「須籐」,其全名叫「須籐五百三」。
總結上述的兩份指控文,周海嬰的主要觀點總結如下:
1.魯迅病重(肺結核)。
2.周海嬰當年七歲,不懂事,對診療過程不清楚。
3.魯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後多年才開始懷疑日本醫生須籐五百三。
4.須籐五百三是魯迅聘用了長達兩年的家庭醫生。
5.魯迅相信日本醫生須籐五百三的療法,而懷疑美國醫生鄧肯的療法。
6.魯迅被須籐五百三治療了幾個月之後,不治身亡。
那麼,魯迅原本是怎樣得的肺結核呢?
我們來聽聽魯迅先生的妻子許廣平是怎麼說的:
「……我第一次到他(魯迅)北京寓所訪問之後,深刻的印象是他(魯迅)抽煙時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滿地狼藉著煙灰、煙尾巴……魯迅的節儉有時讓人看不過去,例如抽煙,直至燒手或者甚至燒口,真正沒法拿了,才丟掉……我實在太簡單……盡買些廉價的香煙供給他……日積月累地做慢性殺害他的事……他生病時,須籐醫生忠告他:如果吸煙,吃藥是沒用的……後來病總算好點,我卻又親自給他用劣等香煙毒害他,這真是我無可饒恕的罪行……」
(許廣平的這段證言,出自於許廣平所著《十年攜手共艱危:許廣平憶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頁。)
從許廣平的回憶裡,我們看得出來:
1.魯迅長期大量抽煙,是個「重量級」煙民。
2.而且,魯迅所抽的是價廉、質劣的香煙。
3.魯迅抽煙由於捨不得浪費,常常將整根香煙吸完。
有過吸煙經驗的讀者,讀到這裡,應該能明白,這種抽煙法,不但抽煙量大,而且抽的還是劣等煙,還常常將整根香煙吸完……長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
我們再來聽聽許廣平女士對魯迅生命中最後一天的回憶:
「……須籐(五百三)醫生來了,給他(魯迅)注射,那時他雙腳冰冷,醫生命我們給他敷熱水袋,包裹起來……六點鐘左右,看護婦來了,給他注射……看見他已頭稍微朝內,呼吸輕微了……連打幾針,都不見好轉……須籐醫生說過了這一夜,再過了明天,就沒有危險了……我千呼萬喚,也不見他(魯迅)應一聲……」
(許廣平的這段回憶文字,出自於許廣平所著《十年攜手共艱危:許廣平憶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頁。)
我仔細讀了這一章,沒有發現許廣平指控日本醫生須籐五百三故意誤診、毒害魯迅一類的文字。
我們來看看本案的「頭號犯罪嫌疑人」——日本醫生須籐五百三,自己是怎樣說的:
「……魯迅先生生來就不是健康的體質……四十歲左右就患了胃擴張病……四十四歲的時候已經有了肺結核病的初期感覺……他說吸煙一事要減也減不了,自己無論如何離不開香煙……到後來,減少至每天抽15根……我要是知道他去世得這麼快的話,我真不該強制限制他最愛的香煙了……想起來我還覺得很抱歉……(魯迅)先生的死,為什麼會這樣快呢?說起來,是從10月18日午前3點鐘開始,舊病支氣管哮喘發作,呼吸困難,引起心臟性喘息……終於成為不歸之客人……」
(須籐五百三的這篇自白文,最早發表在1936年11月15日版的《作家》第2卷第2期,而收錄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迴響:國際友人憶魯迅》中,2000年12月第一版,第60~65頁。)
可見,須籐五百三認為:
1.魯迅是病死,須籐五百三自己已經盡力醫治了,沒有責任。
2.須籐五百三曾經強制魯迅減少吸煙量,魯迅勉強減少至15根/天。
魯迅在肺結核病重期間,經過須籐五百三的強制性要求,仍然每天至少抽15根香煙,可見魯迅在得病之前,其抽煙量該有多大。
須籐五百三在這篇自白文的尾部,還附上了一份《魯迅先生病狀經過》,詳細地記錄了1936年3月2日至10月18日魯迅的病情和治療的過程,收錄在上述文獻《海外迴響:國際友人憶魯迅》的第63~65頁。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閱它。我於此,部分摘錄如下:
「……本年3月2日,魯迅先生突罹支氣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診,當時驗得病者體格中等,營養稍差,食慾缺乏,近一年半來,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總需利緩下劑或洗腸用藥。喘息發作之日症狀及醫治經過如下:循左肩胛上部、右鎖骨上下窩及第三四肋間部、胸骨緣深處有似水泡之聲響。時作咳嗽,咯痰黏稠,或少或多,發熱最高在37.6°C左右,毫無知覺,洩尿無甚異常。右胸背面第7胸椎以下,呼吸之音細微,診察上肩胛骨下邊以下,詢問胸膜炎的已往情形,答稱並不知道。胃擴張至胸部之上,不時充滿動搖之水聲,並無飢餓之感,時常失眠……午前3時喘息又突然發作,午前6點半往診。當時即以跪坐呼吸營救,病者面色蒼白,冷汗淋漓,呼吸纖弱,尤以吸氣為短微,體溫,脈細左右而軟弱,且時常停滯。腹部扁平,近兩肺處診聽有喘嗚,加以應急處置之後始稍轉輕,其不穩狀態亦似稍緩。午後2時往診,呼吸已較徐緩,然尚在乃46~52之間,脈軟弱,110~114次/分鐘。體溫下降,為35°C左右。病者聲稱呼吸困難,情況不佳,頗呈衰憊不堪之狀,早晨以來僅進牛乳百公分。右肺喘嗚盡去,左肺亦然,診查左胸下半部覺有高而緊張之鼓聲,肋間亦覺陷落少許,心臟越過右界,橫徑約半指許。決定為心臟下方右傾,肺動與脈搏二音如稍亢進,諒已引起所謂「氣胸」由於此病狀,以致雖盡量使之絕對安靜就眠,亦不能深睡,頻頻驚醒,聲稱胸內苦悶。心部有壓迫之感,終夜冷汗淋漓,自翌晨19日5時起,苦悶加甚,輾轉反側,延至5時20分,由心臟麻痺而長逝……」
那麼,魯迅是怎樣結識須籐五百三這位日本醫生的呢?原來是魯迅的日本朋友,上海內山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介紹的。
我們來聽聽魯迅先生生前這位好友——內山完造,是怎樣說的:
「……當時我立即打電話給須籐醫生,須籐醫生是魯迅先生非常信任的醫生,也是我十二分信任的具有高尚人格的醫生,他答應馬上去診視,我也立即趕去魯迅家,先生坐在籐椅上非常痛苦地喘息著,儘管這樣,先生右手手指間仍然夾著品海牌香煙……我告訴他須籐醫生馬上就來,他說謝謝,我感覺他說這句話非常的吃力,臉色非常不好……須籐醫生握住先生手腕診視脈搏……須籐勸(魯迅)先生:『丟掉香煙吧……』他這才把香煙丟掉,於是,醫生給先生注射……第二天早晨,魯迅先生與世長辭……」
(內山完造的證詞,收錄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迴響:國際友人憶魯迅》,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122頁。)
可見,內山完造在證詞裡指證:
1.魯迅信任日本醫生須籐五百三。
2.須籐五百三其人品德並不壞。
3.魯迅直至死前,仍然在抽煙。
4.須籐勸魯迅丟掉香煙,這是內山親眼所見的。
5.魯迅之死,純屬病死。
讀者需要注意,與日本許多侵華者不同,內山完造的確是一個親華人士,其在戰後於東京組建「日中友好協會」,1959年應邀參加「解放十週年慶典」,受到中國政府的高規格接待,而且死在中國並葬在中國。
前些年,具有內科醫生背景的浙江魯迅研究會學者周正章寫了一篇《魯迅先生死於須籐誤診誤治真相》,利用自己的醫學知識背景,分析研究了魯迅1936年5月所拍的X光胸片、診療病歷、用藥過程,做出了他旗幟鮮明的結論:日本醫生須籐五百三,對魯迅肺病的治療,具有不可推卸的「誤診誤治」的醫療事故責任。
這篇文章早已公開,讀者不難尋到,其文冗長,而且醫學術語眾多,不適合一般讀者閱讀,哪怕我讀起來,仍然十分吃力,於此暫不摘錄。但是,周正章的論文,仍然未能合理解釋以下的問題:
1.沒有人逼迫魯迅找日本醫生治病,是魯迅自己信任日本醫生。
2.用現代先進醫療技術的標準,去研判六七十年前的舊時代醫生診病的處方單子,這種研究問題的方法,似乎有待商榷。
3.「誤診誤判」並不等於「蓄意謀殺」。而且,須籐醫生勸魯迅「戒煙」,該行為似乎又與「蓄意謀殺」相悖。
4.須籐五百三認識魯迅並非一朝一夕。須籐自1934年開始給魯迅一家當家庭醫生。魯迅自從1936年6月份起,病情就已經相當嚴重了,須籐五百三「誤診誤治」了長達4個月之後,才最終把魯迅「治死」。如果從1934年初當周家家庭醫生算起,須籐的「殺魯」計畫(如有),實施了兩年多之久,可謂曠日持久,真有耐心。
5.在民國時期,肺結核俗稱「癆病」。「十癆九死」,當時的肺結核,就是絕症,魯迅患上肺結核之後,死期指日可待。如果說須籐五百三明知魯迅行將就木,日子不長了,還要「迫不及待」故意「誤診誤治」,故意把魯迅「治死」,其必要性和邏輯合理性,需要作進一步的解釋。
魯迅是左翼作家聯盟的人,也是主張抗戰的。1936年是中日關係緊張年。魯迅不應該對日本人喪失警惕。如果信不過日本醫生,就不要找日本醫生治病。而一旦找了日本醫生治病,並因而被治死,那麼,家屬要麼到租界當局報案處理,要麼只好怨魯迅太過相信日本人,還能怪誰呢?
行文到此,我想,如果我們必須要從魯迅之死一案中吸取什麼經驗教訓的話,依我看來,似乎以下的經驗教訓,是比較穩妥的:珍愛生命,拒絕抽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