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言，大堰河是艾青的大堰河，雨巷是戴望舒的雨巷……這是艾青和戴望舒各自的作品，留給讀者不隨時間流逝祛除的深刻烙印。大堰河和雨巷給人的意象，前者是波瀾壯闊的河流——雖然大堰河是艾青保姆的名字，但讀者更願意確信有這麼一條河;後者是江南如吳儂細語般的雨，飄灑在多情的小巷。這兩個不同的意象，最初代表了艾青和戴望舒不同的創作風格。所以，艾青被稱作了「紅色詩人」(當然，艾青的冠冕不止於此)，戴望舒被稱作了「雨巷詩人」。

　　風格的迥異，絲毫不影響艾青和戴望舒相互之間的欣賞、信賴和默契。這種欣賞、信賴、默契，是彼此之間的情有獨鍾。這種情有獨鍾，不完全是因為同為浙江人、詩人，兩人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相同的志向和理想，兩顆越來越近的詩心是情有獨鍾風雨不蝕的基石。

　　艾青和戴望舒早期的作品，挾裹著憂鬱的愁緒。不過，同為憂鬱，艾青的憂鬱是對苦難中國的悵然哀傷，戴望舒的憂鬱則頗有個人狹窄感情的怨艾之嫌。

　　駐足在艾青寫於1938年8月上海獄中的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寫於武漢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最深刻的感受是，扔掉畫筆的艾青，負載著憂國憂民的沉重心情，以烈焰般的詩句，控訴黑暗勢力。

艾青

　　其實，戴望舒與艾青一樣，深愛著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也是位永不屈服和言敗的戰士。抗戰爆發，戴望舒歷經艱險抵達香港，除了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還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活動。他在《大公報》上刊發了大量歌頌抗日戰爭的詩，在此期間還翻譯了《西班牙抗戰謠曲》。1941年，日軍侵佔香港，隨後，戴望舒被日本憲兵逮捕，在獄中，他寫下了《我用殘損的手掌》，這讓我們很自然想到艾青在獄中寫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以《我用殘損的手掌》作節點，我們發現，戴望舒已不再是「雨巷」的戴望舒，他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長大了的兒子」了。

　　艾青無比欣喜地說過，戴望舒從這個時期開始的詩作，湧現了「人民」「自由」「解放」等字眼。毫無疑問，時代賦予了詩歌洶湧波濤，抗日戰爭，使中國詩歌成為一支滾滾向前的洪流。

戴望舒

　　艾青、戴望舒，兩位具有劃時代影響的詩歌王子似乎是聚少散多。他們相識於艾青第一本詩集《大堰河》出版之後，似乎從那個時間起，就注定了他們之間的聚少散多，也注定了他們彼此之間的惺惺相惜。

　　艾青《大堰河》出版的時間，恰好是戴望舒與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馮至等人在上海創辦《新詩》月刊的次月。戴望舒帶著新出版的刊物來到艾青的住處，吃了閉門羹，他留下名片，怏怏而返。好在艾青見到名片後，按地址回訪了戴望舒。兩人一見如故，全然忘記了時間和他人的存在。從那以後，艾青開始源源不斷地把新作交給戴望舒。戴望舒也盡可能辟出更多的版面，發表艾青的作品。這應當說是戴望舒對艾青的情有獨鍾。

艾青

　　其實，戴望舒與艾青一樣，深愛著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也是位永不屈服和言敗的戰士。抗戰爆發，戴望舒歷經艱險抵達香港，除了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還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活動。他在《大公報》上刊發了大量歌頌抗日戰爭的詩，在此期間還翻譯了《西班牙抗戰謠曲》。1941年，日軍侵佔香港，隨後，戴望舒被日本憲兵逮捕，在獄中，他寫下了《我用殘損的手掌》，這讓我們很自然想到艾青在獄中寫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以《我用殘損的手掌》作節點，我們發現，戴望舒已不再是「雨巷」的戴望舒，他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長大了的兒子」了。

　　艾青無比欣喜地說過，戴望舒從這個時期開始的詩作，湧現了「人民」「自由」「解放」等字眼。毫無疑問，時代賦予了詩歌洶湧波濤，抗日戰爭，使中國詩歌成為一支滾滾向前的洪流。

戴望舒

　　艾青、戴望舒，兩位具有劃時代影響的詩歌王子似乎是聚少散多。他們相識於艾青第一本詩集《大堰河》出版之後，似乎從那個時間起，就注定了他們之間的聚少散多，也注定了他們彼此之間的惺惺相惜。

　　艾青《大堰河》出版的時間，恰好是戴望舒與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馮至等人在上海創辦《新詩》月刊的次月。戴望舒帶著新出版的刊物來到艾青的住處，吃了閉門羹，他留下名片，怏怏而返。好在艾青見到名片後，按地址回訪了戴望舒。兩人一見如故，全然忘記了時間和他人的存在。從那以後，艾青開始源源不斷地把新作交給戴望舒。戴望舒也盡可能辟出更多的版面，發表艾青的作品。這應當說是戴望舒對艾青的情有獨鍾。

　　艾青對這次見面印象極為深刻，艾青生前，只要談及戴望舒，便不忘回憶那次見面的時間和地點，彼此之間意猶未盡的關於艾青詩集命名的「爭論」。可惜好景不長，一見如故的艾青和戴望舒，相識不到一年，就揮手言別。1937年7月，艾青匆匆離開了上海，幾經輾轉，於1938年底到了廣西，而戴望舒也幾經波折，最後在香港靠了岸。

　　艾青和戴望舒的這次「散」，當中是否有過話別?艾青離開上海，戴望舒有無為艾青送行?史料中均未見記載。艾青夫人高瑛說，艾青生前也未曾提及。

　　雖然生活流離失所，但稍一安穩，艾青和戴望舒都不忘給對方寫信。艾青到廣西不久，戴望舒的信很快就接踵而至。其中，第一封信是這樣寫的：

　　……這樣長久沒有寫信給你，原因是想好好地寫一首詩給你編的副刊，可是日子過去，日子前來，依然是一張白紙，反而把給你的信擱了這麼久。於是只好暫時把寫詩的念頭擱下，決定在一個星期內譯一兩首西班牙抗戰歌謠給你——我已收到西班牙原本了。

　　……詩是從內心深處發出來的和諧，洗煉過的;……不是那些沒有情緒的呼喚。

　　抗戰以來的詩我很少有滿意的。那些浮淺的，煩躁的聲音，字眼，在作者也許是真誠地寫出來的，然而具有真誠的態度未必就能夠寫出好的詩來。那是觀察和感覺的深度的問題，表現手法的問題，個人的素養和氣質的問題。……

　　我很想再出《新詩》，現在是籌備經費。辦法是已有了，那便是在《星座》中出《十日新詩》一張，把稿費捐出來。問題倒是在沒有好詩。我認為較好的幾個作家，金克木去桂林後毫無消息，玲君到延安魯藝院後也音信俱絕，卞之琳聽說已去打遊擊，也沒有信。其餘的人，有的還在訴說個人的小悲哀，小歡樂，因此很少有把握，但是不去管他，試一試吧，有好稿就出，不然就擱起來。你如果有詩，千萬寄來……

　　從戴望舒的這封信，看得出艾青與戴望舒之間的感情已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加上心中潮起般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情懷，兩人萌發了共同辦刊的願望。

　　很難想像，一個在廣西，一個在香港，況且又是戰時，郵路不暢，通信不及時，兩地辦刊，在當時純屬天方夜譚。但《頂點》從最初的設想到創刊，艾青和戴望舒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可見兩人之間的心有靈犀和思想相投。

　　可以把艾青和戴望舒這次辦刊，當作他們的另一種形式的相聚，然而這次相聚也很快以離散告終。《頂點》的創刊號，終因種種原因，成了終刊號。《頂點》第二期沒有再出版，直接原因是，艾青於1939年9月離開了桂林去了湘南新寧，開始了新的征途。聚少散多，似乎成了艾青和戴望舒友誼的宿命，但又何嘗不是抗戰時期日軍暴戾行徑帶來的宿命呢?這種宿命，本不屬於中國人民，是日本侵略者強加的苦難。

　　1949年3月，戴望舒從香港回到了可以揚眉吐氣的北京。艾青當時任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第三部主任，戴望舒被安排在第三部的一個研究室任職。兩人喜出望外，是巧合還是組織刻意安排?對兩位「散多」的詩人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可以賡續前緣。

　　然而，令艾青悲慟不已的是，不到一年，兩人竟再次離散。只不過，這次離散，是永遠的訣別——戴望舒在香港監獄染上了痼疾，原以為有希望治癒，能為新生的祖國貢獻自己全部的才華;怎料天妒英才，年僅45歲的戴望舒，於1950年2月28日永遠地閉上了雙眼。艾青和陸定一、茅盾、胡喬木、周揚等一起到了醫院，向遺體告別，並為其入殮。

　　對於永失戴望舒，艾青說，「作為他的詩的一個喜愛的人，作為他的一個朋友，我常常為他過早的去世而感到惋惜，覺得是中國人民的一個損失」。

　　艾青十分敬畏「人民」兩個字，對戴望舒的評價，恰恰使用了「人民」兩個字，說明戴望舒在艾青眼中的高度。

　　1956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詩選》，少為人寫序寫評的艾青，為該詩集的出版寫了逾3000字的序，這個序，實際上也是艾青對戴望舒的追思悼文。

　　此後二十餘年中，艾青無論是身處逆境，還是重新馳騁詩壇，戴望舒都是他口中經常提到的人名——肯定他在新詩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功績，為他的早逝扼腕歎息。

　　艾青說：「戴望舒去世太早，否則的話，這位有才華的人，無論在詩歌、翻譯還是研究方面，一定會獲得豐碩的成果的。」

　　1980年6月，艾青「新時期」復出後的翌年，應邀到法國巴黎參加「中國抗戰時期文學國際研討會」，又談到戴望舒時，他說，戴望舒是個真正的詩人，不講假話。講假話的詩人很多，有那麼幾個不講假話那是可貴的。

　　戴望舒這個名字，在艾青看似平靜的內心，漣漪不斷。艾青對戴望舒的深情厚誼，不因戴望舒離去而消逝。

　　1982年清明前夕，艾青已逾古稀，他堅持要去戴望舒的墓前。那天，艾青像往常一樣，在凌晨3時多起床，開始一天的寫作。高瑛說，「艾青一直比太陽起得還早」。

　　然而，艾青那天似乎什麼也沒寫。

　　那次一同去掃墓的，資料上記載有邵燕祥、鄒荻帆、呂劍、馮亦代和周良沛，據高瑛回憶，還有徐遲和蔡其矯，以及戴望舒一位女兒，只是記不清是大女兒還是二女兒。

　　是否是聚少散多，發酵了艾青和戴望舒的情誼，使其隨著時間流逝而愈加香醇?無論如何，歷史記住了「大堰河」，記住了「雨巷」，也記住了兩位詩人間的一段佳話。

　　(作者為詩人、作家，筆名七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華星詩談》月刊編委會副主任，著有多部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