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趙佶（1082—1135）的政治作為和藝術成就正好形成強烈的反差。這很容易讓人推理出他是個藝術坯子，不諳政事，「獨不能為君」。其實對徽宗政治才能的評價並不能如此簡單論定。從他在藝術方面的過人智慧和對藝術的精細態度來推斷，他做任何事都不會是糊塗蛋。本文倒不是想論斷徽宗的政治面目，談徽宗還是更應該從他的畫還有畫院談起，由此來反觀宋代的人文傳統乃至政治亦十分有趣。

中國之畫院創設於晚唐五代。此前漢代皇家沒有畫室。敦煌榆林窟裡，有「都勾當畫院使」等題名，這是統治當地的曹氏世家創設畫院的記錄。五代西蜀和南唐正式從翰林院中分設出翰林圖畫院。宋太祖篡周後即建翰林圖畫院。不惟太祖，北宋的許多皇帝，如太宗、仁宗、神宗，當然還有徽宗，以及南宋的高宗，均有繪畫藝術修養，他們對畫院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到徽宗手裡，畫院便不僅僅是供養畫家的地方，還建制設學，成了名副其實的皇家美術學院。據《宋史·選舉志》記載，當時這所學院有一套課程計畫和教學方法，還有一定的招生制度、考試制度，以及寄宿安排等。繪畫被併入科舉取士之列。

入學考試非常有意思。常以唐人詩句命題，如「踏花歸去馬蹄香」，獲第一名的畫一群蜂蝶追逐飛奔的馬蹄。「嫩綠枝頭紅一點」，第一名的僅畫一美人依欄而立，唇上一點紅，與綠柳相映。「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第二名以下皆畫空舟繫於岸側，或一鷺立於舷間，或鴉棲於篷背，第一名的則畫一舟人臥於舟尾，橫一孤舟。其意不在舟中無人，而表現無行人出沒。「蝴蝶夢中家萬里」，奪魁者王道亨畫蘇武牧羊假寐，以見萬里意。「竹鎖橋邊賣酒家」，眾皆向酒家上下工夫，唯大畫家李唐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徽宗喜其得「鎖」字。招生對像有士大夫出身的「士流」和由民間工匠而來的「雜流」。入選的授職位，分畫學正、藝學、祗候、待詔等級，未得職位稱畫學生。以命題作畫和士流雜流共職的方法選拔人才，體現了競爭的公平性，能保證入選者有較整齊的水平，但卻限制了藝術創造性的發揮，特別是對生活感受深層次的表現。由「主題先行」的創作方法鼓勵畫家去賣弄一時的巧智，也容易帶來空洞抽像的習氣和畫風。這又是畫院自創辦那日起便有的悖謬。事實上，這些畫家一旦入畫院，基本上要按宮廷的意圖來作畫，會意者受獎或晉爵。比如宣和年間（1119—1126年）薛志畫鶴稱旨，「賞賚十倍」，又劉思義畫御容稱旨，晉陞待詔。不合意者會招來斥責。據說畫工創作時還須先呈一個初步的稿子，經審查通過才可加工完成。徽宗會時不時來審察，稍不如意，便加批評，命令另選題材。許多時候還是以皇帝的性情用事。

畫院的學制班次分成三捨三等，仿的是太學制。初入學為外捨，外捨升內捨，內捨升上捨。每月私試一次，由教師考。每年公試一次，過關補入內捨。隔年捨試一次，補上捨。上捨生分三等，上等的任官，中等的免禮部試，下等的免解試。考題與入學命題方法相似。在課程的設計上，分專業課和公共課兩類。專業課包括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六門，公共課為《說文》、《爾雅》、《方言》、《釋名》等，還是比較注意培養學生全面素養的。這種格局與現代美術教育是很相似的。

宋徽宗對教學非常嚴格，還親自去當「教授」。他命人每旬將宮廷所藏的名畫兩幅押送到畫院供大家臨摹學習，又要求畫士們深入觀察寫生。據宋人鄧椿《畫繼》記載，宣和殿前的荔枝結果，恰好有孔雀在其下，徽宗一高興，便命畫士們把它畫下來。大家各顯神通，但孔雀上石墩都被畫成先抬右腳。徽宗說畫得不對頭，大家莫名其妙。最後他降旨說：「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腳。」眾人歎服。又有一次徽宗在龍德宮看見一幅拱眼斜枝月季花圖，聽說作者還是個少年新進，便大加褒賞。近侍問其故，他說：「很少有人能畫月季的，因為它四季朝暮花蕊葉片均不同。這幅畫畫的是春天日中時的月季，一點兒不差，所以要重賞。」如此細緻的觀察和嚴格的要求真是讓人歎為觀止。徽宗自己不僅喜愛填詞，而且獨創一格的瘦金體書法也相當精巧，於花鳥山水繪畫也無所不能無所不精。傳為他畫的《池塘秋晚圖》、《柳鴉圖》、《桃鳩圖》、《五色鸚鵡圖》表現手法不同，卻有異曲同工之妙。《雪江歸棹圖》、《聽琴圖》可見他對北宋諸家的巧取妙用。而臨唐張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搗練圖》則可看出其深厚的傳統功力。由於徽宗的嚴格要求再加上他自己的示範，這所畫院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後來南宋的名家李唐、蘇漢臣等許多畫家均出自這個畫院。畫《千里江山圖卷》的少年天才王希孟也是畫院的學生。他幾次把畫呈送徽宗，開頭畫得不怎麼好，但徽宗發現他是可造之才，便親授技法，使他不到半年便畫出了這幅名畫。那時他才18歲。

前面說過，經過考試入院的畫士們一開頭便發展了巧智，這種巧智，再經嚴格的升學晉級制?和嚴謹的教學訓練，造就出來的藝術會是一種什麼面貌呢？首先還是巧。宋人院畫之巧達於無以復加而且大巧若拙的境地。院畫總體來說屬工筆，而這種工筆畫無論用筆還是設色，特別是構圖，全然沒有造作之氣，簡潔、典雅、空靈。其次是寫實。比如羽毛畫得如真的一般，全然一片「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的風尚。既要寫實，又不失空靈，真是奇跡。不過，院畫對「物外形」下的生命、生活意義的表現卻是有點兒蒼白的。我們從《貨郎圖》、《聽琴圖》中看到的市井風俗，或許是院畫家們所理解的生活真相的極限。這當然是遠遠不夠的。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說說院畫之與宋徽宗之與宋朝。宋代的皇帝無論在怎麼困難的條件下，都會做精緻的夢，猶如徽宗畫畫。徽宗在大敵當前的時候仍在他精緻的夢裡，南宋高宗於小朝廷也過得富有色彩。前面的太宗、仁宗、神宗、哲宗，均有一種巧思，他們一次次設計精密的改革方案，企圖用計謀來強大國家。但是這些計謀是理想主義的畫境，離治國之根本總有些距離。宋代的士大夫文章也寫得很巧，我們不能不推他們為天才。但這些天才的文章美則美矣，於做事上往往很難對號。活在宋代的好處是，你可以編織一個精緻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