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迅速登上德國歷史舞台:魏瑪政權的變亂
評判德國走向獨裁之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是:誰是獨裁者?是希特勒嗎——或者說,僅僅是希特勒嗎?倘若,德意志的決斷性和獨裁傾向僅僅是一種文化思潮,那麼,希特勒就很難以政治領袖身份俘獲民心;如果獨裁的選擇僅僅出自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圖謀,那麼,獨裁的希望就會淹沒在民主化的浪潮中。
遠遠不止這些。
德意志的獨裁傾向,在魏瑪後期具有了全民性。它不僅表現在文化思潮中,也表現在政治抉擇中;不僅出現在公眾的意識中,也出現在他們的熱切期盼中;不僅出現在作家、思想家的作品中,還出現在政治家的暗室密謀中——如此,希特勒既是德國走向劫難的原因,他同時也是結果:當興登堡總統宣佈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的時候,德意志的噩夢開始了。潘渡娜的魔盒裡沒有天使。
魏瑪黨爭給共和國的穩定帶來許多不確定性和風險。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又使拯救德國經濟的楊格計畫尚未實施即告破產,德國經濟陷入一片恐慌,使原本脆弱的德國政治生態變得更加動盪。
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時候都不缺少野心家,他們一有機會便要向公眾展示自己的政治能量。庫爾特·馮·施萊歇爾,這個來自國防部的少將,作為部辦公室主任,他的野心在混亂中急劇膨脹,屢屢試圖操縱魏瑪政局。
在經濟危機爆發前的1929年初,德國的失業人口已達到兩三百萬,20%的工會會員失業。經濟危機的爆發,導致德國財政幾近枯竭,執政的左翼社民黨總理米勒政府提出了一項增稅計畫,但沒有得到國會批准。於是,施萊歇爾出場了。
經濟危機的猝然而至,使德國人感到了驚慌。一位經濟學家在1929年底的一篇文章中預言:「如果這一切不是欺騙的話,那麼,1930年一定會給德國的民主帶來危機。」一位州長在給妻子的信中寫到:「人人都感到軟弱、無能,我們感到整個政府體制都顯得軟弱無能……議會無法解決其嚴重的內政問題。如果有一個獨裁者能維持十年之久,這是我所希望的。」稍後,這位州長又寫到:「獨裁!讓我們自己來掌握命運吧!」
政局的動盪,導致德國人對民主體制產生了嚴重不滿和普遍的不信任。各個政黨面對混亂,也不是從民主制的原則入手,而是頻頻向總統求救。興登堡,這位普魯士人「他原本就是在專制國家的精神境界和情感環境裡成長起來的,根深蒂固地不信任所有政黨」。作為共和制度下的德國總統,卻更像一位代理皇帝。
施萊歇爾意識到了米勒政府的無能,明確提出「最好是政府的方針向右轉」——這標誌著社民黨執政末日的來臨,極右翼的納粹運動不再是社會運動,他們準備登堂入室了。而施萊歇爾,他基本不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只不過是一個老派的右翼政治家,但他同時還是一個陰謀家,被後來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是「一位邪惡的奇才,熱衷於搞陰謀詭計」。米勒政府在施萊歇爾操縱下終於垮台,施萊歇爾「右轉」的夢想就要實現了。
魏瑪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總統有解散國會的權力,同時五十二條又有任命總理的權力。一旦政治失序的時候,總統的權力就顯得特別巨大。當魏瑪共和國的總理們每每感覺無力控制局面,便謀求總統的支持。米勒之後的德國政府總理人選出現顯著變化,這個位置不再需要得到議會信任,而是由總統直接任命。民主制度下的共和國總理們,卻揣上了一顆獨裁的心,自米勒之後的三任總理莫不如是。
米勒政府倒台後,1930年3月27日,中央黨國會黨團主席海因裡希·布呂寧首先成為興登堡總統直接任命的德國新總理。這樣,他的執政就不再是對議會負責而是對總統負責,不得不依賴於總統的信任,而在總統背後操縱的卻是施萊歇爾陰謀集團。布呂寧本人是一個正統而老派的政治家,不願意自己成為傀儡政府的總理,當他的執政計畫沒有滿足利益集團的要求時,於1931年被迫改組政府,把施萊歇爾招進了內閣。即便如此,他還是很快失去了興登堡總統的最後信任,1932年5月30日被迫向總統提出辭職。
接著是弗蘭茨·馮·巴本,做了170天的總理,再接著是施萊歇爾這個陰謀家,他於1932年12月3日如願以償登上了總理寶座,他們都毫無例外是興登堡直接任命的總理。施萊歇爾是一個優秀的陰謀家,卻不是一個優秀的總理,他在總理的位子上僅僅干了55天,於1933年1月30日被希特勒取代——這是興登堡直接任命的第四位總理,第三帝國開始了,德國的噩夢、猶太人的噩夢、民主和自由的噩夢也同時開始了。
半年後,施萊歇爾死於另一場更大的陰謀——他被希特勒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