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4日5時許，敵機一架，於大霧瀰漫中，在常德上空低飛，投下小麥、黃豆、棉絮及其它不明物體。7日後，第一例疑似鼠疫病例被發現……」在永川區檔案局，珍藏著一份由永川籍細菌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文貴(1902-1974)，在1942年所寫的《湖南常德鼠疫報告書》複印件。

　　這份萬言報告書，第一次真實地揭發了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罪行。

　　儘管已過去70餘年，日軍對中國實施細菌戰所犯下的罪行和傷害依然罄竹難書。那麼，出生於重慶永川區的微生物學家陳文貴，到底是何許人也？他的一生，又在揭露日軍細菌戰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記者日前查閱歷史檔案、回訪其永川祖籍，力圖還原歷史。

　　1、生性秉直，父親勸阻其從政

　　青瓦、粉牆，高大的銀杏、香樟等樹木圍繞……位於永川區松溉鎮文昌街的陳家大院，就是陳文貴出生的地方。

　　「陳家大院出了很多名人，除了著名影星陳沖，她的爺爺陳文鏡和大爺爺陳文貴都是著名的醫學家。」住在陳家大院附近、92歲的蔡少林大爺抽著旱煙回憶。

　　「光緒年間，松溉是永川唯一的水碼頭，商賈雲集。」蔡大爺告訴記者，那時，陳家祖先陳朝鈺在鎮上經營著一家名叫「源順慶」的花紗商號。

　　陳文貴6歲時，由於家境殷實，父親陳海門便設家塾授課，並讓其5歲的弟弟陳文鏡陪讀。《百家姓》、《三字經》……兄弟倆歷時6年學完四書五經，打下了較為紮實的國學基礎。後來，兄弟二人又相繼在江津縣白沙鎮和重慶私立求精中學求學。

　　「陳文貴從小生性秉直。」長期研究永川歷史的該區檔案局黨史研究科科長歐利偉告訴記者，由於深受國學思想濡染，兄弟倆均有「兼濟天下」的報國情懷。「五四」運動爆發後，兄弟二人還參加了重慶的愛國學生運動，陳文貴還成為市區學聯的領導人之一。

　　史料記載，中學畢業後，陳文貴希望從政，其父卻極力阻止，因深知其秉性太剛直不適合從政，而令兄弟二人從事醫學。1921年，兄弟倆進入湖南雅理大學醫學預科。在此期間，他們又結交了校內外一些進步青年，並陸續參加了聲討軍閥吳佩孚、驅逐省長趙恆惕的鬥爭，從此走上了救死扶傷、濟世為懷的道路。

　　2、為製造疫苗在子女身上做實驗

　　1928年，時年26歲的陳文貴進入成都華西協和大學醫科學習。這時，他對細菌學有了濃厚的興趣。一年後，陳文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並任北平協和醫院病理科助教。兩年後，他又轉入協和醫院細菌系，專門從事細菌學研究。

　　「平時，他除了做好日常教輔工作，將其餘時間全部投入到細菌血清的研究工作中。」陳文貴的小女兒陳曉晴告訴記者，以前聽母親講，父親常常在實驗室泡到半夜三更才回來，如果有新的進展就會高興得像個孩子。

　　經過不斷的實驗和探索，陳文貴先後撰寫了《組織培養下疫苗病毒性的變異》、《霍亂弧菌的培養、分離和變異》等多篇論文，在美國《實驗生物》、《醫學會刊》等專業刊物上發表，成為學界翹楚。

　　抗日戰爭爆發後，受同學之邀，陳文貴前往貴陽衛生署擔任衛訓所主任，並任貴陽醫學院教授。

　　1938年和1939年，貴陽發生大面積霍亂疫情，大批民眾受染身亡。當時，疫苗血清供應非常緊缺，陳文貴立即帶領身邊的教學醫生試驗生產霍亂疫苗。

　　「父親十分謹慎，他不僅用動物試驗疫苗，還在哥哥姐姐的身上進行人體試驗，確定沒有不良反應後才拿來救助民眾。」陳曉晴回憶，因為此事關係廣大百姓，因此家裡人並不埋怨父親，反而很支持他，認為這是非常崇高的事。

　　由於陳文貴製作的疫苗對遏制霍亂的蔓延起到了顯著作用，於是，駐貴陽的中國紅十字會決定請陳文貴籌建一所先進的疫苗血清製造室，既生產各種疫苗，又培養專業人才，陳文貴便愈發沉浸在對細菌學的深入研究中。

　　3、「日軍在我國進行了細菌戰！」

　　「敵犯貴州邊境，時局嚴重萬分，貴陽已接近戰區……」記者在如今收藏在三峽博物館的陳文貴日記中看到，進入1940年後，抗戰局勢日益緊張，進入僵持階段。

　　同年10月，在浙江寧波突然發生了一場鼠疫。100多名居民突發暴病身亡，死時頸部淋巴結腫大，面目恐怖。一時間人心惶惶，愁雲籠罩。為防止鼠疫蔓延，浙江省衛生廳甚至焚燬疫區房屋，曾經繁華的開明街一帶盡付一炬，成為一片瓦礫，被世人稱為「鼠疫場」。

　　同年12月，國民政府衛生署在重慶召開全國衛生技術會議，秘密討論浙江寧波的鼠疫流行案。

　　「鼠疫爆發前幾天，有日機竄入寧波市區上空投下大量麥粒、粟米和麵粉等物；日機離開後，地上即出現大量紅色的跳蚤……」根據匯報的情況，陳文貴尖銳而肯定地指出--日軍在我國進行了細菌戰，應立即訓練偵察敵人生物戰和防止生物戰的專業隊伍。

　　不過，當時陳文貴的觀點遭到會議主持人的反對，並被詆毀為「神經過敏」。直到後來浙江省衛生廳從寧波某居民家的魚缸中搜集到的跳蚤，被鑒定為人鼠共同蚤後，陳文貴的觀點才被肯定。

　　距浙江鼠疫疫情1年後，湖南常德又爆發了大規模鼠疫。與浙江寧波的情況類似，1941年11月4日，當天常德上空大霧籠罩，一架九七式日式輕型飛機飛臨常德。可是這架飛機沒有像往常一樣扔下炸彈，而是沿途撒下一些破布、爛棉絮、穀麥等物。7天後，常德街道上出現大量死鼠。12日，魔鬼開始露出猙獰的面目，家住關廟街的12歲女孩蔡桃兒因高燒寒顫送醫院急診，第二天被確診為鼠疫後即心力衰竭死亡。接著，又有5例病人高熱死亡。

　　隨後，疫情無法控制地爆發了。政府挨家挨戶打預防針，鼠疫高發的關廟街、高山街、雞鵝巷等地區被軍事封鎖。但仍有人一批批地身亡，常德大西門外的焚屍爐每天都黑煙不斷。一些城裡人為了逃災跑到鄉下，又把鼠疫帶到鄉村，使得鼠疫在更大範圍內蔓延開來。

　　「日軍進行細菌戰的直接後果，是使無數中國人如螻蟻般慘遭殺害。」美國籍新聞記者約翰·巴維爾如此記錄。

　　「1941年11月4日在湖南常德縣城上空飛機散播1.6公斤鼠疫菌，2810人染疫。在吉林、浙江等地6次細菌戰的染疫者共計25946人……」日本731部隊所屬陸軍軍醫金子順一少佐，在1949年為取得醫學博士學位而向東京大學提交的論文《PX之效果略算法》(註：P意為鼠疫，X意為跳蚤，是人間鼠疫的主要傳播媒介)一文中也如此寫道。

　　得知疫情的陳文貴立即率隊前往調查，並親自主刀對屍體進行解剖，將患者腫脹的淋巴結穿刺血液注入豚鼠體內，豚鼠於5日後死亡；病人塗片上的桿菌和病理學的鼠疫桿菌完全相同……通過系列實驗，陳文貴發現，這些病人均死於世上最可怕的烈性傳染病--鼠疫桿菌所引起的敗血性感染！

　　此外，根據敵機空投地與發病地點相同、從空投到發病的時間與鼠疫菌感染潛伏期一致等證據，陳文貴確認：這一大規模的鼠疫流行，是敵機通過拋撒染有霍亂和鼠疫菌的垃圾導致居民感染所致。

　　4、揭露侵華日軍細菌戰真相

　　掌握了大量事實證據的陳文貴義憤填膺，親自執筆撰寫了近萬言的《湖南常德鼠疫調查報告書》，交給國民政府衛生署。這份長達萬言的報告書，第一次真實確鑿地揭發了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罪行。

　　然而，當局認為「事關國際信譽不得謊報疫情」，指使軍醫署篡改了報告內容，試圖摀住事實真相。直到1950年，人們在清理國民政府衛生檔案時，才從資料中得知日軍曾經使用過細菌戰。

　　常德的大規模鼠疫直到1943年，才止於常德會戰時日寇放火焚燒的烈焰中。

　　「抗戰期間，731部隊在浙江寧波、吉林農安等地共用飛機播撒鼠疫菌6次，共造成近2.6萬人感染細菌，日軍罪行罄竹難書。」陳曉晴告訴記者，在此期間，父親一直致力於細菌學的防疫和研究管理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又針對西南地區鼠疫、虐疾、天花、麻疹等多種傳染病開展防疫工作，使一些傳染病很快被控制下來。

　　解放後，科研成果卓絕的陳文貴成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委員，並擔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和連續三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父親一生都熱愛和平，並用科學的證據仗義執言。」陳曉晴告訴記者，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美軍在朝鮮也進行了細菌戰。為此，中央衛生部派陳文貴趕赴朝鮮，任中國人民志願軍衛生部顧問兼防疫檢驗隊隊長。

　　肩負重任的陳文貴冒著被敵機轟炸掃射的危險，前往受細菌侵襲的現場，搜集美軍空投的昆蟲、細菌容器等實物標本，並用嚴格的科學方法，從昆蟲體中分離出鼠疫桿菌、霍亂弧菌、傷寒桿菌等毒力很強的病原體，以確鑿的證據，揭露了美軍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罪行。

　　1952年，陳文貴隨宋慶齡出席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會上，他出示美軍進行細菌戰的實物證據，揭發其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罪行，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支持。為表彰陳文貴的功績，朝鮮人民政府特授予他二級國旗自由勳章。回國後，陳文貴還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和宴請。

　　1961年，陳文貴調往四川醫學院任副院長，繼續為世界和平和反人類鬥爭做貢獻。如今，在四川大學的文化長廊中，還塑立著一塊刻有陳文貴的頭像和簡介的臥式長碑，記錄著莘莘學子對這位傑出校友和偉大科學家的真摯敬意和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