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強力宣傳反轉戰時輿論

　　相比來說，開戰伊始，日軍混成第九旅團到達朝鮮京城附近駐屯地之初，駐京城日本公使館武官即按照日軍大本營指示，派遣數名報社通訊員從事戰地採訪活動。隨著戰事擴大、海外出征軍陸續增加，日本國內報社派出記者、通訊員的數量也越來越多。8月，日軍大本營公佈新聞記者從軍規則，規定記者從軍必須辦理從軍願手續、交付從軍許可證、在出航和歸朝時須向有關部門報告等。隨軍記者在戰地高等司令部監督將校的管理下，從事戰地採訪報道活動。

　　整個戰爭期間，日本國內有66家新聞社，總計派遣了114人赴前線報道。按照日本第二軍規定，隨軍記者必須著統一服裝、不攜帶武器，持長槍棍，攜帶皮包、水壺、望遠鏡等，左臂系白色袖標，並由軍兵站部統一派遣。在大河劇《阪上之雲》中，有明治時代著名詩人正岡子規當從軍記者的經歷，劇中也披露了日本軍方同樣試圖控制和打壓新聞自由報道的行為。

　　此外，日本政府還批准從軍畫師11人，照相師4人。當代研究甲午戰爭的非文字資料，不少來自這些人的作品。還有來自民間的報道者，如當時著名攝影家龜井茲明，就自費組成攝影隊，拍攝了大量戰爭實況照片，之後還出版了《日清戰爭從軍寫真貼》。1896年，小川一真寫真製版所應用從美國引進的寫真銅版印刷技術，為博文館出版社成功印刷發行了數部反映甲午戰爭題材的影集及畫冊，包括《日清戰爭寫真貼》。

　　除了本國新聞記者，日本還允許外國武官隨軍觀戰、外國新聞記者隨軍採訪。9月6日，根據歐美諸國要求，日軍發佈外國人隨軍規則，限定人員必須來自中立國家，在保證履行申請手續、限制人員、嚴守軍事機密等義務條件下，由外務省受理審批。日方還批准了7名列強海陸軍武官作為戰場觀察員，且允許德、俄、法、美各國海軍軍艦在事前通知日本海軍的情況下，可以接近中日兩國交戰海域進行觀戰。

  　戰爭期間日本軍方批准的外國隨軍記者共17人，來自《紐約世界報》、《倫敦時報》、《黑白畫報》等當時西方知名媒體。採訪過程中，日方雖然對從軍媒體做出諸多限制，但是相比過去，透明度大大增加。反觀清政府，不僅不允許國內外記者採訪，甚至有兩名西方記者因為錯誤進入到中方陣地卻被砍頭，引起外交風波。

　　這種先進的輿論與公關理念，給日本帶來諸多好處。西方媒體的報道很快傾向日本。當時的美國《先驅報》稱，日本在朝鮮的作為將有利於整個世界，日本一旦失敗，將令朝鮮重回中國野蠻的統治。亞特蘭大《先進報》則認為，美國公眾毫無疑問地同情日本，認為日本代表著亞洲的光榮與進步。當時美國民眾有一種說法，將日本稱為「東方美國佬」，對日本人很有認同感。

　　1894年12月20日，《紐約世界報》刊載了美國隨軍記者克裡曼的長篇通訊《日軍大屠殺》。因為這篇報道，世界才知道旅順大屠殺的存在。諷刺的是，這一正義的揭露是來自日方隨軍記者的報道。危機面前，日本一面指責克裡曼的報道是失實的，請美國駐日本的公使到現場調查;一面說清軍如何殘暴，並稱，清軍將一些日軍戰俘進行斬首和虐待。結果，輿論最後仍轉向對日有利的一面。

　　由於早前豐島海戰大捷、牙山大捷等一類假消息的出現，清朝早已失去輿論公信力。當兩國消息發生衝突時，外國輿論大多選擇相信日方的說法。

　　值得一提的是，克裡曼在之前曾經大量發表了讚揚日軍文明的文章，但對於旅順大屠殺的揭露，體現了他作為新聞人的良知。與此相反，除了少數有良知的日本知識分子外，大量日本媒體及海外留學生、僑民等，掀起「愛國熱潮」，猛烈圍攻克裡曼。從一些細節如日本刀劍的使用入手，指責他撒謊。這顯示了明治時代的日本社會，已經出現在「愛國」面前喪失基本道義的現象。在這一現象面前，自由民權等也就淪為了空話。

　　整場戰爭中，日方多次進行自身乃文明之師的公關活動，包括邀請西方記者探視戰俘營，展現日方救治、善待清軍戰俘的情況;厚葬自殺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對其靈柩待之以極高的軍禮，這些都贏得了西方社會的好感。

　　日本的戰時輿論觀如何形成

　　對於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輿論觀，中國學者宗澤亞在《清日戰爭》一書中寫道：「(日本)政府啟動了國家所有的宣傳機器，通過媒體機能的運作，宣傳本國的開戰立場，主張戰爭的正當性，向國際社會做出開放戰爭的姿態，試圖贏得歐美列強的理解和支持。」日本首任內閣首相伊籐博文相信，利用媒體攻勢取得國際輿論的支持，就等於拿下戰爭一半的勝利。最終，日本的輿論戰達到了預期目的，讓國際社會認同了明治軍隊的文明和維新政府的言論。

　　由於明治維新的核心人物大多在海外留學遊歷，因而理解媒體在西方社會的角色。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就常常詢問工作人員：「國內外報紙之評論如何?乞來電。」日本駐其他國家的公使也積極收集當地的輿論信息並及時匯報。

　　甲午戰爭中，日方傳奇間諜宗方小太郎曾受明治天皇的青睞。他可謂一名公關天才，甚至利用中國明清革代的遺留民族矛盾，制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宣傳基調。日本在遼東半島登陸後，開始四處張貼他起草的告示，題目就是《開誠忠告十八省豪傑》。其中用嫻熟、工整的漢語宣揚日本是為了「幫助中國漢人對抗滿洲統治者」。宗方小太郎後來還創立了《漢報》等媒體。

　　在明治憲法中，已包含有新聞自由、著作印刷自由在內的言論，這與當時日本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情況密切相關。從幕末時代開始，日本的社會精英就開始向世界廣求知識。之後自由民權運動的興盛又使報紙及新聞自由最終從「探國民之實情、知世間之真相」的「望遠鏡」發展成為人們爭取權利的武器。「言論自由」這一觀念最初引入日本時，並不被日本政治精英視為確保經濟和政治利益的手段，相反被視做用來「保證全社會(政府與人民)調和」;可以「緩和人情、睜開雙眼、看他人所長」，為了「幫助人們交流」、「一國文明之發展、彙集眾人之智慧」。

　　與此相比，儘管中國近代媒體從鴉片戰爭後開始發芽，也擁有一批如《申報》、《新聞報》、《萬國公報》、《字林滬報》等言論開放的報紙，但是整個社會對新聞和輿論的理解與日本仍然有差距，這才導致甲午戰爭最終不但在戰場上輸了，在筆桿子上也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