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夏,龔先生從當時避戰內遷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法政系畢業,被分往南京《中央日報》做了一名「額外臨時試用助理記者」。

　　當時,抗戰勝利不久,國內新聞業復甦,業內需要大量的外勤記者。也因是央報的緣故,他以實習記者身份,居然被派往廬山牯嶺,此後更是歷經了國內一系列重大的新聞事件現場,成為歷史的見證人。

　　從龔先生的回憶來看,所謂「國府垮台前夕」這個範疇,或許正是要從他走上廬山這一年算起。1946年畢竟是個不同尋常的年份。這年隨著「重慶客」還都南京,雖然「慘勝」遺下的是遍地的廢墟,國內的氣象還是轉好。

　　當時的官方輿論中說,美國經濟援助和日本戰爭賠償的巨額外匯已被列入計畫用來重建山河。抗戰後期已然出現的通貨膨脹,據龔先生回憶在這段期間也顯得緩和。原因是國共和談正在進行,時局穩定。外匯市場開放,央行放出大量外匯,中央信託局開始處理巨額敵偽財產,街邊出現大量美軍物資拋售。中國紡織公司也適時拋出大量紗布,因此這年春夏兩季,金、鈔、糧、棉市場雖有波動,但民眾最關注的物價並無繼續惡化跡象。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員的生活重新變得舒適。

　　這一系列社會情況向好直接催生的,便是當時的國民政府的聲望達到頂點。戰後初期蔣介石巡視全國,到處都受到萬人空巷的熱烈歡迎。因為蔣本人避暑的習慣,這一時期的廬山自然為全國所關注。為滿足這位「天字第一號讀者」晨起讀報的嗜好,於是有了「《中央日報》廬山版」,也有了龔先生和廬山的緣分。他在這裡的小徑上遇到過蔣介石,採訪過馬歇爾的夫人。因為年輕,他甚至為了跑新聞攔過侍衛長俞濟時的山轎。

　　周佛海收監之後,本以為自己早作打算,有功於國民政府,能得到寬赦。然因其情節嚴重,初審法庭秉公執法,並未受外界干擾。後來CC系與陳佈雷念及舊情,皆在蔣面前求情,而軍統當日或確有某種承諾。但根據龔先生回憶,「蔣主席」早在漢奸大審初期就簽發手令,將審奸之事完全授權於法曹。然而,在不得不考慮周佛海的情況後,蔣介石曾托人轉消息給首都高院院長趙琛,表明自己的態度。趙當時便將其頂回,說周某叛國情節之重,遠在群奸之上,無論是在法言法,或者為整飭民族風紀氣節,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

　　「漢奸大審」

　　龔先生入報社後,以為自己徹底從法學轉行,誰知後來遇上了1946年「漢奸大審」,專門在立法、司法口跑新聞。1946年「漢奸大審」,主要是指審理戰時汪偽政權中任職人員,抓捕的嫌疑人主要集中在北平、南京兩地,規模極大,落案者4000餘人。這次「漢奸大審」,是近代中國罕有之事。

　　當年國民政府曾先後出台《處理漢奸案件條例》11條和《懲治漢奸條例》16條,以為肅奸的法理依據。就漢奸嫌疑者性質不同,甄別後分送各地高等法院、軍法機關和航空委員會審理或訊辦,酌情對在押病故者進行處理。當時著名法學家章士釗等主張從速「設置特別法庭」專司其事。但國民政府卻認為漢奸案件仍應依據處理和懲治漢奸案件兩條例,交由法院審理,而「設置特別法院,有違法治精神,易滋物議」,不予採行。

　　汪偽政權內高官及原「華北政務委員會」要員,當時集中在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審理。文化界中龔先生主要提及的,只有周作人(號知堂)。對於周作人受審,有一幀當年的老照片給人極深印象。照片中知堂一襲淺色長衫,戴圓形眼鏡,留著慣有的短髮頭型,神色祥和,嘴角有明顯的笑意,旁有軍警,正緩步上庭。不獨照片難解,周作人附逆這個歷史事實,歷來為史家和知堂研究專家難解。

　　龔先生說,一般漢奸之賣國投敵,在他們生命歷程中都有軌跡可循,只有周作人這位素以沖淡閒適、飄然世外著名的人士,卻是一個觔斗從天上仙境自落到人間地獄,為了什麼?他的困惑符合一般人的思路。知堂,這位瞭解日本,1927年就在《語絲》寫雜文同《順天時報》誘降國人的輿論鬥法的文化大家,後來怎麼會做了偽教育總署督辦?龔先生自己給出的分析偏重於用性格來解釋,認為周「自小寄養性格孤傲」「文藝大家動搖多變」「沒有定性、隨波逐流」。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日本文化的影響,以及抗戰爆發後知堂以國家力量考量後自己的政治判斷。今天這個題目仍然是民國知識人研究的一個不能迴避的地方,可惜的是龔先生沒有提供出更多的細節。

　　周佛海收監之後,本以為自己早作打算,有功於國民政府,能得到寬赦。然因其情節嚴重,初審法庭秉公執法,並未受外界干擾。後來CC系與陳佈雷念及舊情,皆在蔣面前求情,而軍統當日或確有某種承諾。但根據龔先生回憶,「蔣主席」早在漢奸大審初期就簽發手令,將審奸之事完全授權於法曹。然而,在不得不考慮周佛海的情況後,蔣介石曾托人轉消息給首都高院院長趙琛,表明自己的態度。趙當時便將其頂回,說周某叛國情節之重,遠在群奸之上,無論是在法言法,或者為整飭民族風紀氣節,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事件是書中記錄的周佛海受審。周佛海收監之後,本以為自己早作打算,有功於國民政府,能得到寬赦。然因其情節嚴重,初審法庭秉公執法,並未受外界干擾。後來CC系與陳佈雷念及舊情,皆在蔣面前求情,而軍統當日或確有某種承諾。但根據龔先生回憶,「蔣主席」早在漢奸大審初期就簽發手令,將審奸之事完全授權於法曹。

　　然而,在不得不考慮周佛海的情況後,蔣介石曾托人轉消息給首都高院院長趙琛,表明自己的態度。趙當時便將其頂回,說周某叛國情節之重,遠在群奸之上,無論是在法言法,或者為整飭民族風紀氣節,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蔣原以為即便如此,最高法院仍可酌情改判較輕之刑,不料最高法院刑庭諸公,一樣不肯屈法輕判。最後,蔣只能自行負責,發出減刑總統令。周案當時轟動全國,案情複雜,經過曲折,可見一斑。

　　龔先生這本回憶錄,讓人們見識了民國老報人的文筆和風度,因為這些晚年寫作的文字,使人感覺幾乎是完整保留了先生早年為新聞業撰稿的風格。無論從敘事、眼界還是背景資料的跟進,都顯示出民國報業系統內職業訓練當日所能達到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