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南宋相關史料，發現了這樣一則記載，說宋高宗紹興末年，金軍攻宋失敗後北撤，「遺棄粟米山積」，而宋軍「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粟，無疑就是今天的小米了，主產區在北方，南方部分地區也生產，煮干飯吃起來口感是不太好，但熬粥絕對一流。

　　這則記載顯然比較極端，但也並非沒有根據。先來說說兩個疑問，一是紹興末年為何宋軍只剩下了南方人，北方南遷之人哪裡去了?二是明明小米可以吃，南方的士兵們為何寧願餓死也不吃?我們知道，南宋剛開始時的主要將領，如岳飛、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劉錡等，都是北方人，「中興諸將皆北人」，而他們的手下兵馬，也多是北方精壯漢子。可以說，這些來自北方的流民，是宋軍的主要作戰力量。到紹興末年才過去三十年左右，軍隊的兵員咋都成了南方人了呢?這跟「紹興和議」中的一項條款有關。

　　紹興和約簽定之後，金朝統治者要求南宋當局履行歸還「北人之在南者」的條款。宋廷不敢不從命，馬上將「海州、泗州、漣水在南百姓」，「根刷過淮北。」後又寫信給金朝，「許以所索陝西、河南人次第而遣」。紹興十四年，高宗、秦檜又「命州縣根刷，前後歸朝人發還金國，」但金人還不滿意，於是秦檜又「命盡發前後所得大金、契丹及歸朝人五萬，還於大金」。秦檜這樣做的目的既是滿足金國的要求，更是為了「陰謀內弱軍勢，絕後來歸降之心」。此外，高宗、秦檜對於淮水、大散關以北的人民因不堪忍受金統治者的壓搾，或因饑荒而冒死南歸者，也拒於國門之外。他們下令給宋金交界的地方官吏說：「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當時，金國連連災荒，陝西一帶百姓「無以食，爭西入蜀」但因為秦檜命令，宋庭不敢接納，以致這些百姓「皆散去餓死，其壯者，北人多買為奴婢。」趙構和秦檜如此舉動，無疑是斷絕了宋軍精壯兵員來援，導致後來宋軍戰鬥力大減。而且，他們的舉動，也讓北方的百姓和義軍心寒，不敢南來，大大鞏固金國的統治，削弱了南宋的邊防。

　　再來回答第二個問題。按道理，在北宋和南宋之交，隨著大批北方人的南遷，長江流域一帶的農民已經開始種植小米。如「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他們的主食與北方人基本相同。在海南島，「所產粳不足於食，乃以薯芋雜粟作粥糜以取飽」。南方瑤人「耕山為生，以粟、豆、芋魁充糧」。上述記載均說明南方人並不單純食大米，小米也成為不可替代的主食了，「飲食混淆，無南北之分矣。」所謂「民以食為天」，小米也是糧食，為何當兵的寧願餓死也不吃小米?你千萬別以為這些不吃小米的士兵是因為吃不慣或者出於氣節，是不為北方小米折腰，那就大錯特錯了。

　　事實上完全相反，他們是由於長期過於養尊處優，失去了進取之心、雪恥之志，實在是吃不下小米了。王之道說：「吾之將士，比自講和以來，初無尺寸之勞、毫髮之功。二十年間，享其富貴尊榮。……黃金白璧，歌童舞女，充知私室，朝遊暮宴，其奉養倍侈，有非言之所能盡者，孰肯披甲冑、冒鋒鏑、奮不顧身以拘國家之急哉?」在如此奢侈的生活環境中混日子的士兵們，又如何要求他們養成艱苦奮鬥的吃小米精神呢?另外，紹興二十一年，學者何侗論及當時的軍政之弊說：「為將帥者，不治兵而治財，刻剝之政行，而附摩之思絕，市井之習化，而訓練之法壞。二十二年間，被堅執銳之士化為行商坐賈者，不知其幾』」。原來當兵的一邊當兵，還一邊做生意，「保家衛國」和賺錢發財兩不誤，當真是歷史奇跡。吃小米對於這些「商兵」來說，那是丟面的事，餓死事小，失面事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