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堤花園口

　　鄭州有條南北主幹道叫花園路，沿著它一直向北到達黃河大堤，就進入了花園口風景區。讓花園口聲名遠播的並不是風景，而是74年前發生在這裡的那次驚心動魄的人為決堤事件。

　　景區裡矗立著兩座紀念碑，一座是1997年由河南省政府、黃河水利委員會所立「黃河花園口決堤堵口記事碑」，碑身刻著當年扒口的經過及由此造成黃河水氾濫所引起的災難。

　　另一座紀念碑則是1946年國民黨所立「民國堵口合龍紀事碑」，碑身正面刻著「濟國安瀾」四個字，署名「蔣中正」。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題碑者恰恰是1938年6月下令決堤的人。

　　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扒開花園口以阻擋日軍這一事件，無疑是抗戰史上慘痛的一幕。桀驁難馴的湯湯黃水從花園口改道，向東南方向迅猛推進，在黃淮平原隨性肆虐了9年之久，遲滯了日軍進攻的同時，也在中國豫皖蘇3省留下了災難深重的黃泛區。

　　74年以來，圍繞花園口事件的功罪評說莫衷一是。無可爭論的是，那段戰火與洪水交織肆虐的歲月，在母親河身上刻下了永久的傷痕。

　　「最後抵抗線」

　　在1938年6月9日以前，花園口只是黃河上一個普普通通的渡口而已，除了周圍十里八鄉過河的人外，它就像黃河上許許多多尋常渡口一樣，不為世人所知。

　　不過，在1938年的春夏之交，隨著侵華日軍從山西、河北逼近黃河一線，特別是從山東跨過黃河進入魯南地區，中、日雙方對於黃河與戰爭的關係，都日益敏感起來。

　　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中國軍隊取得了台兒莊大捷，舉國上下歡呼雀躍。受此鼓舞，蔣介石準備借台兒莊大捷餘威，利用高漲的士氣民心擴大戰果。他調集了大軍60多萬人集結於徐州地區，準備與敵決戰。

　　雲集重兵於狹小的徐州戰場，引發了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陳果夫的憂慮。當時他最擔心的倒不是來勢洶洶的日軍，而是黃河。

　　4月13日，台兒莊大捷後的第5天，陳果夫的呈文擺上了蔣介石的案頭，文中指出「惟黃河南岸千餘里頗不易守，大汛時，恐敵以決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縣死守，則隨時皆可以以水反攻制敵……敵人殘酷不仁，似宜預防其出此也。」

　　浙江理工大學教授渠長根曾對花園口決堤事件進行過數年的深入研究，他介紹，陳果夫是擔心侵華日軍使用決堤黃河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軍隊，從而提出了這樣的「反制預案」，並無直接決堤阻敵的用意。不過，由於陳果夫在國民黨內的身份和影響，這份呈文被後人廣為引證，視為決堤黃河的首倡。

　　實際上，蔣介石早在兩年前就收到過利用黃河的建議，其目的性比陳果夫要直接得多——「人工氾濫」，以水阻敵。這個建議出自一個外國人，他就是受聘於國民政府的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何許人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屬同盟國一方的中國，怎麼又會有來自軸心國核心——德國的軍事顧問?

　　1927年，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權取得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一批政府高層被派往西方各國遊歷考察。從德國帶回的考察結果與蔣介石的內心訴求有了契合之處：法西斯德國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高速發展的國家實力和強大的軍事力量。

　　而當時的德國還沒有把日本當作盟友，相反，因為一戰後德國的在華殖民地都被日本擄去，雙方還有著利益衝突。於是，當中方提出要邀請德國人來華擔任軍事顧問時，雙方一拍即合。

　　法肯豪森就是德國顧問團的一員，1934年來到中國，很快成為了顧問團總顧問。

　　這不是法肯豪森第一次來中國，早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法肯豪森就是當時德軍中的一名軍官。而這次來中國之前，他還曾在日本擔任了5年的駐日武官。可以說，法肯豪森是個既熟悉日本又熟悉中國的「東方通」。

　　也正因為這樣，早在1935年，法肯豪森就預見到了「日本全面侵華不過是時間問題」。這一年和1936年，他兩次為蔣介石製定《中國抗日戰備建議書》，提出了大至國家戰略、細至兵力部署的詳盡方案。這兩份《建議書》現保存於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法肯豪森提出的「最後的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畫之人工氾濫，以增厚其防禦力」段落上，蔣介石畫了紅線，並在頁眉寫下「最後抵抗線」五個字。

　　這五個字流露出蔣介石的什麼心態?似乎有不同角度可以解讀：是把黃河視作民族象徵決心死守?是把黃河作為天然屏障據險抵抗?還是採納法肯豪森建議準備決堤拒敵?渠長根說，現在還沒有更多的資料能夠佐證。不過，從此後抗戰形勢的發展和蔣介石所實施的對敵戰略來看，法肯豪森的《建議書》絕大部分被採納並實施了。

　　1936年之後，德國法西斯與日本軍國主義開始沆瀣一氣。1938年初，希特勒公然承認偽滿洲國，中德關係決裂，德國顧問團撤走，法肯豪森就此離開了中國。

　　也就在這時，徐州會戰炮聲隆隆。陳果夫有關提防日軍決口黃河的呈文又送到了蔣介石的面前。

　　這一次，蔣介石在呈文上批示第一戰區司令程潛「核辦」。耐人尋味的是，在這份批注上，蔣介石原本還寫了一句「隨時可以決口反攻」，但隨後又用筆劃掉了。也許是蔣介石對陳兵60餘萬的徐州會戰充滿信心，並不認為陳果夫顧慮的危急局面會出現。

　　然而，形勢的轉換就在轉瞬間發生了。

　　「千古笑柄」

　　經歷了台兒莊一役的慘敗之後，日軍意識到徐州戰場集結著中國的大量精銳部隊。這非但沒有讓他們退卻，反而激起了更大的野心。原本，在日軍眼中，攻下徐州，就可以打通津浦線，連接中國華北、華南，讓從北平和上海兩個方向上侵略中國的日軍合成一體。而現在，他們的目標中多了一項：一舉圍殲中國軍隊主力。

　　5月初，日軍集結了10多個師團30多萬人，從六個方向向徐州夾擊。

　　日軍在徐州的包圍圈馬上要形成時，一直主張在徐州地區和日軍決戰的蔣介石，開始感到情況不妙。更壞消息接踵而至。5月11日晚間，日軍的土肥原14師團約兩萬人在董口-武集-舊城一線強渡黃河，並且向菏澤進發，一旦14師團攻陷菏澤的話，就會切斷徐州以西的隴海線，切斷60萬中國軍隊的給養供應和他們的退路。

　　蔣介石隨即決定放棄徐州。這樣，原本準備與日軍一決勝負的徐州會戰，在日軍剛剛拉開架勢的時候，中國軍隊就開始撤退了。

　　唯一能稱得上慶幸的是，蔣介石撤退的命令下得比較早，大多數中國軍隊突出了重圍。而軍事重鎮徐州就此易手。

　　法肯豪森何許人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屬同盟國一方的中國，怎麼又會有來自軸心國核心——德國的軍事顧問?

　　1927年，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權取得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一批政府高層被派往西方各國遊歷考察。從德國帶回的考察結果與蔣介石的內心訴求有了契合之處：法西斯德國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高速發展的國家實力和強大的軍事力量。

　　而當時的德國還沒有把日本當作盟友，相反，因為一戰後德國的在華殖民地都被日本擄去，雙方還有著利益衝突。於是，當中方提出要邀請德國人來華擔任軍事顧問時，雙方一拍即合。

　　法肯豪森就是德國顧問團的一員，1934年來到中國，很快成為了顧問團總顧問。

　　這不是法肯豪森第一次來中國，早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法肯豪森就是當時德軍中的一名軍官。而這次來中國之前，他還曾在日本擔任了5年的駐日武官。可以說，法肯豪森是個既熟悉日本又熟悉中國的「東方通」。

　　也正因為這樣，早在1935年，法肯豪森就預見到了「日本全面侵華不過是時間問題」。這一年和1936年，他兩次為蔣介石製定《中國抗日戰備建議書》，提出了大至國家戰略、細至兵力部署的詳盡方案。這兩份《建議書》現保存於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法肯豪森提出的「最後的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畫之人工氾濫，以增厚其防禦力」段落上，蔣介石畫了紅線，並在頁眉寫下「最後抵抗線」五個字。

　　這五個字流露出蔣介石的什麼心態?似乎有不同角度可以解讀：是把黃河視作民族象徵決心死守?是把黃河作為天然屏障據險抵抗?還是採納法肯豪森建議準備決堤拒敵?渠長根說，現在還沒有更多的資料能夠佐證。不過，從此後抗戰形勢的發展和蔣介石所實施的對敵戰略來看，法肯豪森的《建議書》絕大部分被採納並實施了。

　　1936年之後，德國法西斯與日本軍國主義開始沆瀣一氣。1938年初，希特勒公然承認偽滿洲國，中德關係決裂，德國顧問團撤走，法肯豪森就此離開了中國。

　　也就在這時，徐州會戰炮聲隆隆。陳果夫有關提防日軍決口黃河的呈文又送到了蔣介石的面前。

　　這一次，蔣介石在呈文上批示第一戰區司令程潛「核辦」。耐人尋味的是，在這份批注上，蔣介石原本還寫了一句「隨時可以決口反攻」，但隨後又用筆劃掉了。也許是蔣介石對陳兵60餘萬的徐州會戰充滿信心，並不認為陳果夫顧慮的危急局面會出現。

　　然而，形勢的轉換就在轉瞬間發生了。

　　「千古笑柄」

　　經歷了台兒莊一役的慘敗之後，日軍意識到徐州戰場集結著中國的大量精銳部隊。這非但沒有讓他們退卻，反而激起了更大的野心。原本，在日軍眼中，攻下徐州，就可以打通津浦線，連接中國華北、華南，讓從北平和上海兩個方向上侵略中國的日軍合成一體。而現在，他們的目標中多了一項：一舉圍殲中國軍隊主力。

　　5月初，日軍集結了10多個師團30多萬人，從六個方向向徐州夾擊。

　　日軍在徐州的包圍圈馬上要形成時，一直主張在徐州地區和日軍決戰的蔣介石，開始感到情況不妙。更壞消息接踵而至。5月11日晚間，日軍的土肥原14師團約兩萬人在董口-武集-舊城一線強渡黃河，並且向菏澤進發，一旦14師團攻陷菏澤的話，就會切斷徐州以西的隴海線，切斷60萬中國軍隊的給養供應和他們的退路。

　　蔣介石隨即決定放棄徐州。這樣，原本準備與日軍一決勝負的徐州會戰，在日軍剛剛拉開架勢的時候，中國軍隊就開始撤退了。

　　唯一能稱得上慶幸的是，蔣介石撤退的命令下得比較早，大多數中國軍隊突出了重圍。而軍事重鎮徐州就此易手。

　　徐州地區往西，就是有「湖南王」之稱的程潛第一戰區的防地。第一戰區的任務原本有兩個，一是在商丘附近集結10多萬軍隊，準備隨時策應徐州的會戰;二是守衛鄭州以東的黃河防線，阻止日軍南下。

　　此時，程潛也接到蔣介石的命令，讓策應徐州的部隊往平漢鐵路一線後撤。他們在隴海線附近與土肥原師團撞到了一起。

　　土肥原師團配有300多輛裝甲車，是日軍甲種師團。他們只用一天多的時間就推進到了隴海線附近。不過，快速突進的土肥原師團這時成了孤軍深入，與之對壘的中國部隊有六倍之多。

　　戰機忽現，蔣介石認為這是挽回面子的好機會，親自趕到鄭州指揮豫東戰役。為打好這一仗，蔣介石的調兵遣將真是下了血本，他最得意的門生嫡系薛岳、胡宗南、宋希濂、邱清泉……都被派遣到了豫東戰場。

　　土肥原的兩萬人馬很快被困在了蘭封到商丘方圓百十公里的範圍內。

　　商丘是豫東的門戶，由黃埔一期出身的黃傑率第八軍駐守。西邊的蘭封，守將同樣是出自黃埔一期的桂永清。桂永清的27軍是當時中央軍精銳，配有中國軍隊中極少見的戰車營。

　　6個軍12萬人包圍土肥原1個師團兩萬人，程潛已經放出豪言：「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起初，中國軍隊確實是一路奏凱：土肥原部在層層圍攻下損失慘重，土肥原本人幾乎被俘，連天皇賞賜他的軍刀也成為中方的戰利品。宋希濂部繳獲了一批戰馬，他挑了一匹當坐騎，還給馬取名叫「土肥原」。

　　勝利似乎近在眼前時，佔盡優勢的中國軍隊中居然出現了逃跑將軍。

　　5月23日，土肥原師團開始突圍，進攻的重點是蘭封。僅僅3個小時，蘭封外圍防線被突破，桂永清撒腿就跑。

　　桂永清的臨陣脫逃，導致了蘭封失陷和整個戰局的混亂。土肥原也得以憑借蘭封和黃河邊上的村莊固守待援。徐州的日軍也已開始西進救援。援軍一到，日軍全局皆活。

　　程潛不得不再次調兵佈陣，重新圍攻土肥原，奪回了蘭封。戰鬥進行了4天，據程潛預計，再有兩三天的時間，就有全殲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28日，守商丘的黃傑又跑了。

　　商丘是敵援軍的必經之地。但當從徐州西下的日援軍剛剛接近商丘，黃傑不發一槍就慌忙率部逃跑。商丘一失，豫東門戶洞開。土肥原盼望的援軍源源不斷而來。

　　因為桂永清和黃傑這兩個逃跑將軍，中國軍隊的大好局勢被生生斷送，前後共投入15萬多人，沒能消滅土肥原的兩萬人，反而大敗而走。連蔣介石自己在給程潛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認豫東戰役是「戰爭史上一千古笑柄」。

　　土肥原重新佔領了蘭封，隨即轉向當時的河南省會開封，開封此時僅僅留有一個師守衛，失守已成定局。

　　開封離鄭州只有60公里，近在咫尺。當時的鄭州雖然還只是一座縣城，卻已經成了中原要衝。隴海線和平漢線兩條鐵路大動脈在這裡交會。如果土肥原奪下鄭州，這兩條鐵路線就在日軍控制之下了，這種局面是蔣介石最害怕見到的。

　　中日雙方都很清楚，鄭州之後，日本的下一個目標必然是「九省通衢」、中國的戰時首都——武漢。

　　艱難抉擇

　　桂永清棄守蘭封的當天，蔣介石就已經從鄭州回到了武漢。

　　蘭封一失，明眼人都已大致猜得到豫東戰役的走向了。豫東戰場上的軍事力量已經不足以取勝，國民黨高層軍政人員不約而同地想到了黃河。

　　渠長根告訴記者，在中國的軍事歷史上和軍事思維中，水從來都是一個力量巨大的天然武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關羽的「水淹七軍」。而黃河被利用的次數最多，歷史上曾經二十多次被人為決堤，用以攻擊或阻擋敵人。古老的黃河在孕育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的同時，也造就了中國獨特的軍事鬥爭思維。

　　蔣介石剛到武漢，就收到了數量眾多的建議：扒開黃河、水淹日軍!目前有據可查的各種電報、呈文中，提出過這個建議的多數是國民黨軍政高級參謀人員。

　　第一個明確提出決開黃河大堤的是國民政府軍委會辦公廳副主任姚琮。他在5月21日給軍令部次長熊斌的電報中說：「黃河舊險地方在考城(今蘭考境內)以東中牟……倘即施以決口工作……一時造成氾濫區域，至少可使其(日軍)行動困難，全局情勢必將改觀，而於我有利。」

　　26日，軍令部高級參謀何成璞也提出了幾乎一樣的建議：「竊查黃河現屆桃汛，考城以西尤以蘭封曲折部衝力最猛，倘施工決口……不特大地氾濫，使敵機械化部隊失其效能，亦且足以摧毀其戰力……」

　　發出類似的電報、呈文者還有很多：劉仲元、謝承傑、黃新吾、晏勳甫……這些人多數都是各個戰區司令部、軍的高級參謀，很多名字並不太為今人所熟悉。耐人尋味的是，他們的頂頭上司在這時卻往往沒有直接表態。

　　不過，在第三人的回憶或自傳中，很多當時聲名顯赫的人物都曾經直接或間接地向蔣介石建議過決堤制敵，其中包括馮玉祥、程潛、白崇禧、衛立煌等，但都沒有留下直接的歷史憑據。

　　也許，這可以解釋為一種政治策略。誰都清楚，這種禦敵之法屬於自殘自戕。

　　不決堤，鄭州再無他法可守，很快會落入敵手，戰時首都武漢危如累卵;

　　決堤，黃河氾濫，中原大地頓成澤國，浩蕩洪水將吞沒千百萬國人生命財產，殃民之災無可避免。

　　蔣介石也深明此點，所以，即便是案頭上的電報、呈文紛至沓來，他也一直未置可否。直到5月31日下令豫東中國軍隊全線撤退，他也沒有對決堤制敵的方案做過任何表態。

　　戰場上的局勢還在進一步惡化著。日軍佔領商丘後，很快席捲豫東，兵鋒直指開封。近在咫尺的鄭州岌岌可危。而長江下遊的日軍也在蠢蠢欲動，對武漢形成了南北夾擊之勢。

　　6月1日，最高軍事會議在武漢緊急召開，會議由蔣介石親自主持。此時，蔣介石已經接受了豫東戰役失敗的結局，他開始考慮武漢會戰，甚至已經開始準備武漢大撤退了。

　　蔣介石問負責武漢防務的第六戰區司令陳誠，如果集中全國可用船隻車輛，實現武漢撤退需要多長時間?陳誠回答，至少十二個月。

　　蔣介石又問總參謀長何應欽，北方之敵最快多久可逼近武漢?何應欽答道，由於有平漢鐵路之便，如鄭州一失，華中基本無險可守，估計不超過一個月。蔣介石再問，那麼蘇皖之敵呢?何應欽答，日本華中派遣軍只能沿長江進攻武漢，此為山地，對我軍有利，可禦敵三個月。

　　最後，蔣介石問，如果敵寇兩面同時進攻，結果又將如何?何應欽答，無法預料。會場陷入一片寂靜。

　　渠長根告訴記者，在他查閱的歷史檔案中，並沒有關於這次會議決議的直接記錄。甚至最後決堤命令的下達，都是用電話通知，沒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資料。不過，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部參謀長的晏勳甫回憶，正是這次最高軍事會議，「策定豫東大軍向豫西山地作戰略上之轉進，同時決定黃河決口。決堤的任務由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組織實施。」

　　陳慰儒當時擔任黃河水利委員會河南修防處主任，他的回憶也可以提供佐證，6月1日，程潛在鄭州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約談他，向他傳達了「蔣委員長命令決開黃河大堤，放出河水阻擋日寇」的命令。

　　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陳慰儒，深諳洪水放出後會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他委婉地試圖攔阻決堤行動。陳慰儒說：「按照河工經驗，五月(農曆)曬河底。現在正是枯水季節。就是決開黃河大堤，水流很小，也阻擋不了敵人。但是汛期來了後，堵口很難，豫蘇皖三省洪災無窮。現在決堤很不合算。」

　　5月23日，土肥原師團開始突圍，進攻的重點是蘭封。僅僅3個小時，蘭封外圍防線被突破，桂永清撒腿就跑。

　　桂永清的臨陣脫逃，導致了蘭封失陷和整個戰局的混亂。土肥原也得以憑借蘭封和黃河邊上的村莊固守待援。徐州的日軍也已開始西進救援。援軍一到，日軍全局皆活。

　　程潛不得不再次調兵佈陣，重新圍攻土肥原，奪回了蘭封。戰鬥進行了4天，據程潛預計，再有兩三天的時間，就有全殲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28日，守商丘的黃傑又跑了。

　　商丘是敵援軍的必經之地。但當從徐州西下的日援軍剛剛接近商丘，黃傑不發一槍就慌忙率部逃跑。商丘一失，豫東門戶洞開。土肥原盼望的援軍源源不斷而來。

　　因為桂永清和黃傑這兩個逃跑將軍，中國軍隊的大好局勢被生生斷送，前後共投入15萬多人，沒能消滅土肥原的兩萬人，反而大敗而走。連蔣介石自己在給程潛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認豫東戰役是「戰爭史上一千古笑柄」。

　　土肥原重新佔領了蘭封，隨即轉向當時的河南省會開封，開封此時僅僅留有一個師守衛，失守已成定局。

　　開封離鄭州只有60公里，近在咫尺。當時的鄭州雖然還只是一座縣城，卻已經成了中原要衝。隴海線和平漢線兩條鐵路大動脈在這裡交會。如果土肥原奪下鄭州，這兩條鐵路線就在日軍控制之下了，這種局面是蔣介石最害怕見到的。

　　中日雙方都很清楚，鄭州之後，日本的下一個目標必然是「九省通衢」、中國的戰時首都——武漢。

　　艱難抉擇

　　桂永清棄守蘭封的當天，蔣介石就已經從鄭州回到了武漢。

　　蘭封一失，明眼人都已大致猜得到豫東戰役的走向了。豫東戰場上的軍事力量已經不足以取勝，國民黨高層軍政人員不約而同地想到了黃河。

　　渠長根告訴記者，在中國的軍事歷史上和軍事思維中，水從來都是一個力量巨大的天然武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關羽的「水淹七軍」。而黃河被利用的次數最多，歷史上曾經二十多次被人為決堤，用以攻擊或阻擋敵人。古老的黃河在孕育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的同時，也造就了中國獨特的軍事鬥爭思維。

　　蔣介石剛到武漢，就收到了數量眾多的建議：扒開黃河、水淹日軍!目前有據可查的各種電報、呈文中，提出過這個建議的多數是國民黨軍政高級參謀人員。

　　第一個明確提出決開黃河大堤的是國民政府軍委會辦公廳副主任姚琮。他在5月21日給軍令部次長熊斌的電報中說：「黃河舊險地方在考城(今蘭考境內)以東中牟……倘即施以決口工作……一時造成氾濫區域，至少可使其(日軍)行動困難，全局情勢必將改觀，而於我有利。」

　　26日，軍令部高級參謀何成璞也提出了幾乎一樣的建議：「竊查黃河現屆桃汛，考城以西尤以蘭封曲折部衝力最猛，倘施工決口……不特大地氾濫，使敵機械化部隊失其效能，亦且足以摧毀其戰力……」

　　發出類似的電報、呈文者還有很多：劉仲元、謝承傑、黃新吾、晏勳甫……這些人多數都是各個戰區司令部、軍的高級參謀，很多名字並不太為今人所熟悉。耐人尋味的是，他們的頂頭上司在這時卻往往沒有直接表態。

　　不過，在第三人的回憶或自傳中，很多當時聲名顯赫的人物都曾經直接或間接地向蔣介石建議過決堤制敵，其中包括馮玉祥、程潛、白崇禧、衛立煌等，但都沒有留下直接的歷史憑據。

　　也許，這可以解釋為一種政治策略。誰都清楚，這種禦敵之法屬於自殘自戕。

　　不決堤，鄭州再無他法可守，很快會落入敵手，戰時首都武漢危如累卵;

　　決堤，黃河氾濫，中原大地頓成澤國，浩蕩洪水將吞沒千百萬國人生命財產，殃民之災無可避免。

　　蔣介石也深明此點，所以，即便是案頭上的電報、呈文紛至沓來，他也一直未置可否。直到5月31日下令豫東中國軍隊全線撤退，他也沒有對決堤制敵的方案做過任何表態。

　　戰場上的局勢還在進一步惡化著。日軍佔領商丘後，很快席捲豫東，兵鋒直指開封。近在咫尺的鄭州岌岌可危。而長江下遊的日軍也在蠢蠢欲動，對武漢形成了南北夾擊之勢。

　　6月1日，最高軍事會議在武漢緊急召開，會議由蔣介石親自主持。此時，蔣介石已經接受了豫東戰役失敗的結局，他開始考慮武漢會戰，甚至已經開始準備武漢大撤退了。

　　蔣介石問負責武漢防務的第六戰區司令陳誠，如果集中全國可用船隻車輛，實現武漢撤退需要多長時間?陳誠回答，至少十二個月。

　　蔣介石又問總參謀長何應欽，北方之敵最快多久可逼近武漢?何應欽答道，由於有平漢鐵路之便，如鄭州一失，華中基本無險可守，估計不超過一個月。蔣介石再問，那麼蘇皖之敵呢?何應欽答，日本華中派遣軍只能沿長江進攻武漢，此為山地，對我軍有利，可禦敵三個月。

　　最後，蔣介石問，如果敵寇兩面同時進攻，結果又將如何?何應欽答，無法預料。會場陷入一片寂靜。

　　渠長根告訴記者，在他查閱的歷史檔案中，並沒有關於這次會議決議的直接記錄。甚至最後決堤命令的下達，都是用電話通知，沒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資料。不過，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部參謀長的晏勳甫回憶，正是這次最高軍事會議，「策定豫東大軍向豫西山地作戰略上之轉進，同時決定黃河決口。決堤的任務由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組織實施。」

　　陳慰儒當時擔任黃河水利委員會河南修防處主任，他的回憶也可以提供佐證，6月1日，程潛在鄭州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約談他，向他傳達了「蔣委員長命令決開黃河大堤，放出河水阻擋日寇」的命令。

　　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陳慰儒，深諳洪水放出後會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他委婉地試圖攔阻決堤行動。陳慰儒說：「按照河工經驗，五月(農曆)曬河底。現在正是枯水季節。就是決開黃河大堤，水流很小，也阻擋不了敵人。但是汛期來了後，堵口很難，豫蘇皖三省洪災無窮。現在決堤很不合算。」

　　程潛似乎有所觸動，告訴他「等轉報蔣委員長後再做決定」。可是第二天，程潛又找來陳慰儒，告訴他「蔣委員長說，只要敵人知道黃河決了口，就不敢前進，水小也要決，馬上派河兵動手。」

　　陳慰儒最後爭取了一下：「河兵都是沿岸農民，深知黃河決堤的後果，他們不會答應動手決堤的。」

　　程潛隨即下令：「那麼我派軍隊去決，你們去指導。」

　　趙口

　　第一戰區接到的決堤命令，是要求在中牟和鄭州之間的黃河南岸大堤上選擇決口地段，在4日前必須決開大堤放水。他們最初選擇的決口地點並不是花園口，而是中牟正北的趙口。

　　據晏勳甫回憶，決口地點的選擇是他和程潛、陳慰儒、修防處總務處長朱鏞、第一戰區工兵科長王果夫等一起商討決定的。之所以選擇趙口，一是這裡在1843年曾經潰堤，形成了黃河舊路。決堤後，河水將沿舊路，經過河南和安徽各縣流入淮河。這條線路以東正是當時日軍主要集結駐紮地區，可在一定程度上「水淹七軍」。二是河水出堤，主要進入天然的河道，能夠減輕百姓的損失。第三，黃河堤防有「銅頭鐵尾豆腐腰」之說，這一帶就在「豆腐腰」上，經常決口，每年都要整修堤防，很多地方的大堤有兩三層之多，而趙口這裡只有一層，決口相對容易。

　　從這些「紙上談兵」的設想來看，在趙口決堤似乎是個完美的計畫，但真的到了實施的時候，卻困難重重。

　　3日，負責趙口一帶防禦的第53軍派出一個團的兵力，開始挖掘大堤。

　　決堤部隊沒有大型機械，只是以鎬頭、鐵鍬這樣的原始工具，全憑人力挖掘。他們沒想到的是，趙口大堤居然是黃河「豆腐腰」上的一段「金堤」，雖然只有一層，卻堅固異常。挖掘進度緩慢不說，預定的方案也幾乎是處處碰壁。

　　按照計畫，部隊要在相隔40米處分別挖掘兩處口門，一旦兩處豁口掘開後，中間的大堤將被水流沖走。

　　趙口大堤寬約30米，頂部距水面高約10米。部隊在堤頂開挖的口門寬度有10米，越往下挖越窄，挖到接近水面時，口門寬度只剩不到1米了。人轉身都已困難，施工更是難以展開。

　　工兵們帶來了炸藥，對豁口底部進行爆破。可是炸藥能炸開大堤內側的斜面石基，對鬆軟的黃河沙土卻無可奈何，就像一記重拳擊到了棉花套上，沒有什麼效果。

　　好不容易有水能夠流出來了，一陣沖刷之下，豁口兩側的泥土掉落，又把出口堵住了，讓河水沖刷開兩道口門間的40米大堤更是沒有指望了。

　　就這樣晝夜不停地挖了三天，直到6月6日，黃河水還是沒能放出來。

　　在武漢遙控指揮的蔣介石坐不住了，「日必三四次詢問決口情形」。直接負責決堤行動的20集團軍總司令商震也坐不住了，親臨現場「監工」，加派39軍一個團，在第一次決口以東30米處重新開挖。

　　一晝夜的搶工，第二道決口迅速完成，結果卻更令人沮喪。黃河渾濁的河水根本看不出深淺，直到第二道決口挖到接近水面時，士兵們才發現，靠近大堤的黃河水極淺，河底是一片沙洲，真正的主河道還不知離大堤有多遠呢。

　　而這一天，日軍已經攻入開封，前鋒抵近中牟。在趙口的決堤現場，隆隆炮聲清晰可聞。

　　在趙口決堤已經來不及了。

　　選址關帝廟

　　趙口久拖不下，心急的不只是負責決堤的53軍。53軍所屬的20集團軍負責殿後掩護豫東大軍西撤，必須擋住攻向鄭州的日軍。黃河決口什麼時候成功，他們什麼時候可以宣告安全。

　　6日，負責53軍西側防禦的新8師師長蔣在珍，帶著參謀熊先煜來到趙口決堤現場查看情況。蔣在珍很快認定，「決堤進展不順並非人力不夠，而是計畫不當所致」，於是建議在中牟以西鄭縣自己的防區內另辟一個地方決堤，經商震報請蔣介石批准，當夜就開始實施。

　　根據熊先煜的戰時日記，當晚10時，蔣在珍等與前來視察的20集團軍參謀長魏汝霖商議下一步的行動，決定由熊先煜來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頗感興奮，夜24時率同工兵營營長黃映清、黃委會河南修防段段長蘇冠軍等，乘車前往花園口偵察決口位置」。

　　在這個「微風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們僅靠隨身攜帶的四支手電筒摸索，並不敢盲目選址。天亮後，一行人再由花園口沿河往上遊尋覓偵察，在關帝廟西核桃園附近選出了大致區域。

　　就在這座關帝廟內，幾個人虔誠地向當年「水淹七軍」的關雲長磕頭敬香。熊先煜跪在地上默默禱告：「關老爺，中華民族眼下遭了大難，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慘。我們打不過他們，萬般無奈，只好放黃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寬恕我們。」

　　熊先煜最終選定的決堤處在關帝廟以西約300米處。這裡水道曲折，壓力比直線處更大，容易被水流衝垮。河水湧出後，行進路線和效果將和趙口一樣。

　　但熊先煜畢竟不是水利專家，他讓隨行的蘇冠軍表態。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治水者，蘇冠軍深知此地一決的災難性後果，他目光呆滯，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吶……」

　　「死人是肯定的，在這裡決堤，死的人會大大減少，你必須表態，行，還是不行?」熊先煜提高了聲調。

　　蘇冠軍看著地圖，只能點頭同意。工兵營營長黃映清此時咚地一聲跪倒在地，熱淚長流。熊先煜一行數人，全部隨之跪倒，面朝波濤洶湧的黃河，大慟失聲。

　　新8師的決堤行動隨即展開。

　　根據熊先煜記錄的決堤方式，新8師顯然吸取了趙口決堤未果的教訓。他們在大堤頂部先挖掘50米寬，這樣一來，可沿斜面挖掘，徐緩而下，放水時候不容易導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寬度。

　　決堤士兵「分由堤之南北兩面同時動工，並各向東西掘土運土」。而且在掘土的時候又分階梯，可以同時容納多人分別作業。

　　關於花園口決堤所採取的方式，最廣為流傳的是「炸堤」之說。而在對此事記錄最為詳細的熊先煜日記中，卻隻字未提是否借助炸藥和大炮。其他親歷者的回憶也不盡相同，魏汝霖曾經數次提到炸藥的功效，蘇冠軍的回憶中直接說是「炸堤」，新8師副師長朱振民的日記則這樣記載：「(9日)上午6時起，用炸藥將堤內斜面石基炸壞。」

　　對此，渠長根認為，「挖堤」和「炸堤」應該是同時進行的，決堤官兵應該是先手挖肩扛將堤壩表面浮土去除，然後借助炸藥，炸開堤壩硬質部分，最後再用遠炮轟擊的方式，以加大決口寬度。

　　9時，決口工程竣工，開始放水。起初水勢平穩，因為水流的沖刷作用，一個小時後，決口便已經擴展至10餘米。

　　熊先煜和朱振民的日記還在一個細節上有所出入，那就是天氣。朱振民記錄下來的6月9日，下午「時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記裡，這一天是晴天，雨水是在決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來：「晨起，天氣陰暗，早餐後，濃雲密佈，驟然下雨，雨者竟日。」

　　不管這場雨究竟是哪天下的，它的確是決堤行動的一場「及時雨」。黃河河水陡漲，水勢愈加猛烈。決口在激流的衝擊之下，越來越寬，水流也越來越兇猛。

　　9日夜，程潛給蔣介石的密電中寫道：「截至晚8時，決口處被水沖開已達40尺，水深丈餘，浪高三尺」。

　　透過熊先煜的日記，現在仍不難體會作為決堤行動實施者的那種矛盾而複雜的心理。即便是按照軍人的邏輯，熊先煜堅信「此舉本為阻止敵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犧牲，以求最後勝利」，但眼見「無數小民之房屋財產已蕩然無存」，「盡成澤國」，依舊「心則痛焉」。

　　黃河不語，逕自奔流。

　　新聞宣傳戰

　　6月9日，焦灼中的蔣介石終於等來了期盼中的兩個消息：花園口決堤成功，第一戰區主力完成西撤。

　　同日送達的還有一封蔣在珍發來的、事先就擬好的電報：「佳日(9日)上午8時，敵機三架炸開花園口河堤，職師正在搶堵中。」

　　晚上，程潛給蔣介石的密電在匯報水情之餘，又特別指出，「此間已擬訂對外宣傳，電文大意為敵佔據我開封後繼續西犯，連日在中牟附近血戰，因我軍誓死抵抗，且陣地堅固，敵終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將黃河南岸大堤決口，以圖沖毀我陣地，淹斃我大軍。」

　　很明顯，這些決堤行動的策劃者、實施者非常清楚，無論黃河之水能夠帶來多少軍事上的成果，也無法抵消巨大洪災給國人造成的苦難。因此，對外宣傳的策略在行動前就想好了，黃河決堤的罪責應歸於對中國犯下滔天罪孽的日本侵略者。追根溯源，若不是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和獠牙已經把中國逼入絕地，怎會有花園口決堤這樣近乎絕望的焦土禦敵之策?更何況兩軍對壘，發動輿論攻訐敵人也是一種宣傳戰。

　　從留存下來的往來電報內容看，「日軍炸開花園口」的對外口徑似乎是第一戰區擬定的。而這樣的宣傳口徑，對蔣介石來說，至少是正中下懷的。

　　決堤兩天之後，6月11日，蔣介石電復程潛，做了三條指示：須向民眾宣傳敵飛機炸毀黃河堤;須詳察氾濫景況，依為第一線陣地障礙，並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線;第一線各部須與民界合作築堤，導水向東南流入淮河，以確保平漢線交通。

　　同一天，國民黨中央社從鄭州發出電訊，首次「報道」日軍炸開黃河大堤經過：「敵軍於9日中牟附近猛攻我軍陣地時，因我軍左翼依據黃河堅強抵抗，敵遂不斷以飛機大炮猛烈轟炸，將該處黃河堤壩轟毀一段，致成決口，水勢氾濫，甚形嚴重。」後來，中央通訊社又連續發出兩條電訊，透露了更多的「現場細節」。

　　按照計畫，部隊要在相隔40米處分別挖掘兩處口門，一旦兩處豁口掘開後，中間的大堤將被水流沖走。

　　趙口大堤寬約30米，頂部距水面高約10米。部隊在堤頂開挖的口門寬度有10米，越往下挖越窄，挖到接近水面時，口門寬度只剩不到1米了。人轉身都已困難，施工更是難以展開。

　　工兵們帶來了炸藥，對豁口底部進行爆破。可是炸藥能炸開大堤內側的斜面石基，對鬆軟的黃河沙土卻無可奈何，就像一記重拳擊到了棉花套上，沒有什麼效果。

　　好不容易有水能夠流出來了，一陣沖刷之下，豁口兩側的泥土掉落，又把出口堵住了，讓河水沖刷開兩道口門間的40米大堤更是沒有指望了。

　　就這樣晝夜不停地挖了三天，直到6月6日，黃河水還是沒能放出來。

　　在武漢遙控指揮的蔣介石坐不住了，「日必三四次詢問決口情形」。直接負責決堤行動的20集團軍總司令商震也坐不住了，親臨現場「監工」，加派39軍一個團，在第一次決口以東30米處重新開挖。

　　一晝夜的搶工，第二道決口迅速完成，結果卻更令人沮喪。黃河渾濁的河水根本看不出深淺，直到第二道決口挖到接近水面時，士兵們才發現，靠近大堤的黃河水極淺，河底是一片沙洲，真正的主河道還不知離大堤有多遠呢。

　　而這一天，日軍已經攻入開封，前鋒抵近中牟。在趙口的決堤現場，隆隆炮聲清晰可聞。

　　在趙口決堤已經來不及了。

　　選址關帝廟

　　趙口久拖不下，心急的不只是負責決堤的53軍。53軍所屬的20集團軍負責殿後掩護豫東大軍西撤，必須擋住攻向鄭州的日軍。黃河決口什麼時候成功，他們什麼時候可以宣告安全。

　　6日，負責53軍西側防禦的新8師師長蔣在珍，帶著參謀熊先煜來到趙口決堤現場查看情況。蔣在珍很快認定，「決堤進展不順並非人力不夠，而是計畫不當所致」，於是建議在中牟以西鄭縣自己的防區內另辟一個地方決堤，經商震報請蔣介石批准，當夜就開始實施。

　　根據熊先煜的戰時日記，當晚10時，蔣在珍等與前來視察的20集團軍參謀長魏汝霖商議下一步的行動，決定由熊先煜來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頗感興奮，夜24時率同工兵營營長黃映清、黃委會河南修防段段長蘇冠軍等，乘車前往花園口偵察決口位置」。

　　在這個「微風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們僅靠隨身攜帶的四支手電筒摸索，並不敢盲目選址。天亮後，一行人再由花園口沿河往上遊尋覓偵察，在關帝廟西核桃園附近選出了大致區域。

　　就在這座關帝廟內，幾個人虔誠地向當年「水淹七軍」的關雲長磕頭敬香。熊先煜跪在地上默默禱告：「關老爺，中華民族眼下遭了大難，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慘。我們打不過他們，萬般無奈，只好放黃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寬恕我們。」

　　熊先煜最終選定的決堤處在關帝廟以西約300米處。這裡水道曲折，壓力比直線處更大，容易被水流衝垮。河水湧出後，行進路線和效果將和趙口一樣。

　　但熊先煜畢竟不是水利專家，他讓隨行的蘇冠軍表態。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治水者，蘇冠軍深知此地一決的災難性後果，他目光呆滯，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吶……」

　　「死人是肯定的，在這裡決堤，死的人會大大減少，你必須表態，行，還是不行?」熊先煜提高了聲調。

　　蘇冠軍看著地圖，只能點頭同意。工兵營營長黃映清此時咚地一聲跪倒在地，熱淚長流。熊先煜一行數人，全部隨之跪倒，面朝波濤洶湧的黃河，大慟失聲。

　　新8師的決堤行動隨即展開。

　　根據熊先煜記錄的決堤方式，新8師顯然吸取了趙口決堤未果的教訓。他們在大堤頂部先挖掘50米寬，這樣一來，可沿斜面挖掘，徐緩而下，放水時候不容易導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寬度。

　　決堤士兵「分由堤之南北兩面同時動工，並各向東西掘土運土」。而且在掘土的時候又分階梯，可以同時容納多人分別作業。

　　關於花園口決堤所採取的方式，最廣為流傳的是「炸堤」之說。而在對此事記錄最為詳細的熊先煜日記中，卻隻字未提是否借助炸藥和大炮。其他親歷者的回憶也不盡相同，魏汝霖曾經數次提到炸藥的功效，蘇冠軍的回憶中直接說是「炸堤」，新8師副師長朱振民的日記則這樣記載：「(9日)上午6時起，用炸藥將堤內斜面石基炸壞。」

　　對此，渠長根認為，「挖堤」和「炸堤」應該是同時進行的，決堤官兵應該是先手挖肩扛將堤壩表面浮土去除，然後借助炸藥，炸開堤壩硬質部分，最後再用遠炮轟擊的方式，以加大決口寬度。

　　9時，決口工程竣工，開始放水。起初水勢平穩，因為水流的沖刷作用，一個小時後，決口便已經擴展至10餘米。

　　熊先煜和朱振民的日記還在一個細節上有所出入，那就是天氣。朱振民記錄下來的6月9日，下午「時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記裡，這一天是晴天，雨水是在決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來：「晨起，天氣陰暗，早餐後，濃雲密佈，驟然下雨，雨者竟日。」

　　不管這場雨究竟是哪天下的，它的確是決堤行動的一場「及時雨」。黃河河水陡漲，水勢愈加猛烈。決口在激流的衝擊之下，越來越寬，水流也越來越兇猛。

　　9日夜，程潛給蔣介石的密電中寫道：「截至晚8時，決口處被水沖開已達40尺，水深丈餘，浪高三尺」。

　　透過熊先煜的日記，現在仍不難體會作為決堤行動實施者的那種矛盾而複雜的心理。即便是按照軍人的邏輯，熊先煜堅信「此舉本為阻止敵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犧牲，以求最後勝利」，但眼見「無數小民之房屋財產已蕩然無存」，「盡成澤國」，依舊「心則痛焉」。

　　黃河不語，逕自奔流。

　　新聞宣傳戰

　　6月9日，焦灼中的蔣介石終於等來了期盼中的兩個消息：花園口決堤成功，第一戰區主力完成西撤。

　　同日送達的還有一封蔣在珍發來的、事先就擬好的電報：「佳日(9日)上午8時，敵機三架炸開花園口河堤，職師正在搶堵中。」

　　晚上，程潛給蔣介石的密電在匯報水情之餘，又特別指出，「此間已擬訂對外宣傳，電文大意為敵佔據我開封後繼續西犯，連日在中牟附近血戰，因我軍誓死抵抗，且陣地堅固，敵終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將黃河南岸大堤決口，以圖沖毀我陣地，淹斃我大軍。」

　　很明顯，這些決堤行動的策劃者、實施者非常清楚，無論黃河之水能夠帶來多少軍事上的成果，也無法抵消巨大洪災給國人造成的苦難。因此，對外宣傳的策略在行動前就想好了，黃河決堤的罪責應歸於對中國犯下滔天罪孽的日本侵略者。追根溯源，若不是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和獠牙已經把中國逼入絕地，怎會有花園口決堤這樣近乎絕望的焦土禦敵之策?更何況兩軍對壘，發動輿論攻訐敵人也是一種宣傳戰。

　　從留存下來的往來電報內容看，「日軍炸開花園口」的對外口徑似乎是第一戰區擬定的。而這樣的宣傳口徑，對蔣介石來說，至少是正中下懷的。

　　決堤兩天之後，6月11日，蔣介石電復程潛，做了三條指示：須向民眾宣傳敵飛機炸毀黃河堤;須詳察氾濫景況，依為第一線陣地障礙，並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線;第一線各部須與民界合作築堤，導水向東南流入淮河，以確保平漢線交通。

　　同一天，國民黨中央社從鄭州發出電訊，首次「報道」日軍炸開黃河大堤經過：「敵軍於9日中牟附近猛攻我軍陣地時，因我軍左翼依據黃河堅強抵抗，敵遂不斷以飛機大炮猛烈轟炸，將該處黃河堤壩轟毀一段，致成決口，水勢氾濫，甚形嚴重。」後來，中央通訊社又連續發出兩條電訊，透露了更多的「現場細節」。

　　國內各大報社如《申報》、《大公報》、《民國日報》等同仇敵愾，一致譴責日軍的野蠻行徑，號召全國各界賑濟災區民眾。

　　日本對國民黨的宣傳自然不會置之不理，6月16日，日軍控制下的《盛京時報》刊文稱「決潰黃河堤防為黨軍計畫的行為」。

　　最早披露黃河決堤消息的並非國民黨中央社，而是《申報》香港版。6月9日，《申報》香港版發表來自上海的電訊，很有「預見性」地寫道：「以現實情形觀察，除非華軍決心決開黃河堤壩，水淹廣大平原，否則日軍……必能迅猛向前推進。」6月10日，該報又發表來自漢口的消息：「據非官方報告稱，蘭封至洛陽至黃河堤，將由華軍決堤淹沒……」

　　渠長根說，「這樣一來，中日之間的新聞戰和一些媒體爆出的異樣信息，使得人們覺得事情似乎沒有如此簡單。於是，大量新聞記者要求到決堤現場採訪」。

　　決堤部隊對此早有準備。6月9日，在花園口剛剛放出水來的時候，商震就電令新8師用炸藥將決口附近的小龍王廟和民房、大樹炸倒，偽造日軍炸毀黃河大堤的現場。

　　6月22日，當中外記者們來到花園口現場時，一幅熱火朝天搶險堵口景象呈現在他們面前：大堤上下、人頭湧動、吶喊聲不絕於耳，士兵們、民工們手提肩挑，口門兩側堆滿了用來填埋的土方石塊。大堤內側，船工們劃著木船，將堵塞物拋到水中……

　　在後來的媒體報道中，可以看出這場戲基本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各大媒體依舊將決堤一事歸咎於日本侵略者。至少在抗戰期間，大多數國人相信，花園口決堤是日本人所為。這樣的宣傳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激發了國人的抗戰熱情。

　　記者們離去了，那些喊著號子的堵口官兵們迅速放下了手中的工具。花園口的合龍，還要等上8年零9個月。

　　黃泛區

　　6月9日的決堤放水，終於讓花園口這個鄭州北郊的偏僻地帶，成為抗戰史上抹不去的符號。從這裡轉逝東南的黃河，又在中國大地上劃出了一片用特有名稱標注的區域——黃泛區。

　　奔湧而出的黃河水並非任何人力所能控制。幾日大雨之後，趙口的豁口也被猛漲的黃河水沖開了。兩股黃河水下瀉後，西邊一路沿穎河下瀉淮河，東邊一路沿渦河到安徽懷遠流入淮河，黃、淮合流後湧入洪澤湖，最後合流長江入海。黃河水所過之處，皆是一片汪洋。

　　《豫省災況紀實》裡有一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黃河決堤之後的洪災慘景：「當時澎湃動地，呼號震天，其悲駭慘痛之狀，實有未忍溯想。間有攀樹登屋，浮木乘舟，以僥倖不死，因而僅保餘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蕩魄驚。其輾轉外徙者，又以饑餒煎迫，疾病侵奪，往往橫屍道路，填委溝壑，為數不知幾幾……因之賣兒鬻女，率纏號哭，難捨難分，更是司空見慣，而人市之價日跌，求售之數愈伙，於是寂寥泛區，荒涼慘苦，幾疑非復人寰矣! 」

　　滔滔黃水一瀉千里，廣闊平原淪為澤國。豫、皖、蘇三省44個縣89.3萬人命喪黃泉，1200萬人流離失所。到1946年黃河回歸故道，8年間，豫東大地饑荒連年、餓殍遍野。「百里不見炊煙起，唯有黃沙撲空城，無徑荒草狐兔跑，澤國蘆葦蛤蟆鳴」，這就是劫難後黃泛區的真實寫照。

　　自殘自戕的禦敵之策，在中國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創傷。觸碰這創傷時，我們不得不追問，以水制敵的戰略是否取得了效果?

　　必須承認，花園口決堤部分實現了預想的軍事目的，唯此勉可告慰付出慘烈代價的國人。

　　6月9日決堤之後，突入豫東地區的日軍對奔湧而至的黃河水猝不及防，有的被洪水淹沒，有的為傷病所累而被丟棄，還有一部分為中國軍隊所殲滅，其他的只好停止追擊，集結於黃泛區以東。

　　東史郎那時是侵入豫東的日軍第16師團第20聯隊上等兵。在他出版的《東史郎日記》中記載，6月14日早上，他剛支上鍋準備吃早飯，軍隊中便傳來了「敵人炸毀了黃河堤壩，大隊及時疏散」的命令，士兵們緊急轉移，沒跑兩步，便發現湍急的濁流滾滾而來，沖走了一個個村莊……

　　在此後十幾天的日記中，東史郎詳細記載了日軍和後勤部隊失去聯絡、給養斷絕、被中國軍隊緊追不捨的情形。「這是一條因黃河決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過了河。渡過河之後，卻不知該向哪個方向前進。不知哪邊是淺灘，但總之必須過河……」

　　「士兵們一發現一點食物，就像貓叼著魚探到角落裡那樣，隱藏起來一個人獨自享用。我們到處轉來轉去找食物，早田里開始還有土豆種，不過，沒幾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來煮著吃，但馬上就被各分隊搶光了。很快田地裡沒有一點可吃的東西了。洪水又切斷了我們前後的道路，一連過了好幾天，糧食都沒有送來。」

　　直到8月8日，驚魂未定的東史郎等士兵們才登上火車，一路退到了安徽境內。

　　花園口決堤之後的一個月內，中國軍隊開展了反攻，豫東地區的日軍基本得到肅清，日軍被迫逃往豫皖交界處。

　　後來，在談到黃河決堤所帶來的戰鬥人員傷亡時，日軍承認「曾受相當損失」，從中日雙方所披露的材料來看，這個數字從7000人至20000人不等。

　　黃河決堤給日軍帶來的重創不僅僅在佔領區的縮小和部隊減員上，更為深遠的影響是，日軍預期的進攻路線被打破。豫東戰場漸漸冷卻下來，穿越豫東大平原的新黃河就成為軍事分界線，把日軍阻隔在黃泛區的東面，中國軍隊沿西岸據守，沿新黃河以西修築起「防泛西堤」，而日軍也在對岸修築起「防泛東堤」。直到1944年日本發動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鄭州才被他們攻取。

　　武漢卻沒能守住。蔣介石原本期望花園口決堤能夠為武漢會戰贏得半年以上的時間，黃河突然改道也確實讓日軍被迫改變進攻路線，拖延了一定的進攻時間，但僅僅3個多月後，武漢還是失守了。

　　黃河歸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決定在花園口堵口，引黃河回故道。1946年2月，黃河堵復工程局成立，3月開始花園口堵口工程。

　　此時，花園口已被扒開了8年時間，決口處已經由最初的4米多沖寬到一公里多長，遠望茫茫一片。堵口成了一項浩大工程。直到1947年3月，花園口堵口工程才實現合龍，橫衝直撞了8年零9個月的黃河終於回歸故道，黃泛區也由此成了一個凝聚著苦難的歷史名詞。

　　黃河歸故被國民政府當做一項濟世撫民的重要政績，在堵口處樹碑立傳。蔣介石親筆題詞「濟國安瀾」。殊不知，題詞者恰恰就是當年下令決口黃河之人。

　　在花園口決口之後的數十年間，這一事件始終迷霧重重。特別是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對這一事件的真實歷史更是諱莫如深。

　　直到1967年，移居美國的國民黨中宣部前副部長董顯光作為知情者，在其撰寫的《蔣總統傳》中，首次披露「我方將鄭州的黃河堤炸毀，以滔滔之水對抗侵略之敵。」數年後他出版的另一部著作《蔣總統秘錄》中，又簡單介紹了花園口的決堤經過。

　　而在台灣，自1975年蔣介石病故後，政治高壓被逐步解除。1982年，事件的參與者之一魏汝霖發表了《抗戰時期黃河決口紀實》一文：「6月4日，第53軍一個團奉先總統蔣公電令，在中牟縣境趙口決堤，並限本日夜12點時放水。先總統蔣公以決口事關重要，提出第20集團軍商總司令負責執行，汝霖時任總司令部參謀長，奉命前往河堤主管其事，晝夜監臨，知之最詳……」

　　1938年6月的真實場景，自此露出了相對清晰的冰山一角。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如今屹立在花園口黃河大堤上的決口遺址，如同我們民族肌體上一道觸目驚心的傷口，長久地向後人昭示那段空前慘烈的苦難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