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事變是指1935年日軍侵略華北和南京國民政府在華北繼續妥協退讓、喪權辱國的一系列事件的統稱。1933年長城抗戰《塘沽協定》簽訂之後，日本暫時將對中國「武力鯨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轉變為有序推進的「漸進蠶食」方式，即企圖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國。這樣，繼東北之後，華北順理成章地成為日本侵略的下一個目標。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權方針下，中國民眾和中國共產黨、熟悉形勢的世界各國觀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絕不會滿足僅僅佔據東北的現狀，華北必將成為東北之續。

　　日本侵佔華北的具體謀略，使用了「華北分離」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方法，則和炮製偽「滿洲國」的手法如出一轍，即收買小部分漢奸，強姦民意，憑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脅下實現「自治」，進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獨立」。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製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誕鬧劇。但日本認為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掩人耳目，緩和國際干涉。日本法西斯的陰險狡詐不可謂不惡毒。但是，中國人民決不允許日本侵略者的陰謀得逞，對其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鬥爭。然而，面臨如此緊迫的態勢，南京政府當局竟繼續對日妥協退讓，喪權辱國，步步撤退，導致日軍得寸進尺，越發貪得無厭，華北和中華民族產生了空前嚴重的危機。

　　作為侵華急先鋒的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積極策劃其所謂以「華北特殊化」為目的的「華北自治」運動，並公開擺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勢。之前，日軍已在華北各地製造了一系列事件，壓迫中國退讓，撤兵，為其開展「自治運動」創造條件。首先是謀劃建立「蒙古國」，在察哈爾製造了兩次張北事件等多起事件，最後在1935年6月27日逼簽《秦土協定》，「割讓」察東6縣於「滿洲」，二十九軍撤出察哈爾境內長城以北地區，國民黨黨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製造河北事件，南京政府竟與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承諾國民黨黨部和中央軍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換平、津兩市長，取締一切抗日組織活動，並且凡是日本認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勢力都「不得重新進入」。這樣日本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為傀儡，實施其「自治」陰謀。這無異於將河北平津拱手讓與日本。這時卻突然發生了一件中日都未預料到的事件，即原受日本極力壓迫排斥的駐察哈爾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突然利用豐台事件開進北平，成為中國在華北平津的主要軍事力量，給「華北自治」事件造成了曲折，日軍因宋不是中央嫡系認為可以利用，轉而以宋為脅迫「自治」的主要對象。

　　但是宋哲元並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無援，無力獨自抵抗日本，故而態度非常曖昧。日本以軍事訛詐為後盾，緊鑼密鼓地開展「華北五省自治」(五省為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運動，企圖先從它處入手最終脅迫宋哲元「自治」。1935年10月日本製造「香河事件」，煽動河北省東部香河、昌平、武清等縣的「饑民」暴動，佔據香河縣城，並成立由漢奸組成的臨時維持會。接著，日本扶植漢好殷汝耕在河北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東22縣，宣佈脫離國民政府，以之作為促進宋哲元「自治」的「榜樣」。日軍還開列「反日分子」名單，在平津大肆濫捕。同時大批日軍進入關內，威脅北平、天津。一時間，華北空氣極其緊張。

　　經過宋哲元、日本及南京政府之間緊張的三角交涉，南京政府雖也曾力爭保留主權，但在妥協退讓政策下，提出並得到日本的勉強同意，12月下旬，在北平成立了半獨立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除了名義上隸屬南京政府，實質已經成為變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

　　華北平津地區包括了中國北方大片地區，尤其北平是中國的歷史古都，當時也是全國 的文化中心。華北事變的發生，使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生死危機。1935年12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北平學生終於爆發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遊行示威活動，迅速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覺醒，打擊了南京政府當局的妥協退讓政策。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華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對華北政策隨之發生了新的變化，總體上則暫停了軍事侵略，採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實」的手段，妄圖從政治、軍事、經濟上緊密控制冀察當局。採用其慣用的陰謀手法，先由交通經濟入手，企圖使「成為張作霖時代之東北」。然而，隨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推動，宋哲元受到鼓舞，逐步採取了一些抵制日本的措施，使其陰謀不能得逞，如此，日本自然不會善罷甘休，更猛烈的驟雨，就要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