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亞特

一、冤獄

我之韶華不過寒霜眷顧，

我之歡場儘是苦澀滿斛，

離離荒草成我稼穡，

一世才華空懷抱負，

白日已去我卻未見太陽，

今我命在而我生已終。

……

1586年9月19日，囚於倫敦塔中的齊迪奧克·梯池伯恩（1558—1586）給妻子留下了這首絕筆，翌日，便與其他六人在倫敦西北的聖伊萊斯被剖腹後再絞刑處死。五個月後，這一事件的真正主角、蘇格蘭女王瑪麗成為英國歷史上唯一被斬首處死的女王。

齊迪奧克短短的二十八年人生寫下的文字不多，這首文學史上比較有名的輓歌算是其中之一。而真正要了他命的卻是一場文字獄，他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也斷送了自己的才華和青春。

三個月前，安東尼·巴賓頓和一個耶穌會教士柏拉德找到齊迪奧克，勸說他在一份文件上簽名，共同謀劃解救囚禁在查特裡豪（Chartley Hall）的蘇格蘭女王瑪麗（Mary Queen of Scots），並刺殺現任女王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幫助瑪麗劫奪英國王位。在得到獄中瑪麗的密信後不久，東窗事發，陰謀者紛紛逃離倫敦。齊迪奧克因腿傷羈留倫敦，在8月14日被捕，隨後便被處死。

這便是英國歷史上有名的「巴賓頓案」（Babington Plot）。而齊迪奧克在這場政治陰謀中卻不過是一個死得十分冤枉的小角色。「巴賓頓案」的真正中心實際上是瑪麗女王。瑪麗·斯圖亞特（Mary Stuart 1542—1587），蘇格蘭女王兼法蘭西王后，是斯圖亞特王朝的第八順位繼承人。她的祖父是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四世；祖母是瑪格麗特·都鐸，英格蘭國王亨利七世之女，和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是兄妹關係，也就是英國都鐸王朝的外戚。

亨利七世的太子亞瑟，即英格蘭王位第一繼承人夭折後，次子亨利即位為亨利八世。按照歐洲中世紀慣例，亨利八世娶了哥哥亞瑟的遺孀、西班牙阿拉貢的凱瑟琳公主為妻，並獲得了教皇的法令認可。凱瑟琳為亨利八世生下了後來的英格蘭瑪麗（Mary I of England），又被稱為「血腥瑪麗」，而凱瑟琳生下的幾個男孩都先後夭折。渴望得到男性繼承人的亨利八世看到都鐸王朝即將斷送在自己手裡，遂不顧國內外上至教皇、下至平民的整個天主教世界的反對，強行和凱瑟琳離了婚，另娶了新教徒安娜·博伊爾。安娜為他生下了後來英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伊麗莎白一世。

由於亨利八世為了能得到男性子嗣，強行離婚，教皇將其革出了教會，所以，天主教傳統上只承認凱瑟琳的後代為英格蘭王位的合法繼承人，其後的亨利和安娜等人的婚姻和後代都被認為是非法的。當亨利八世去世，他的長女，也就是凱瑟琳的女兒「血腥瑪麗」繼任為英格蘭女王。五年後，瑪麗病死。因為沒有了男嗣，都鐸王朝本該就此終結，按照歐洲王室繼承慣例，沒有男性子嗣的亨利八世只能將英格蘭王位傳於他的妹妹，也就是瑪格麗特·都鐸的後代。所以，蘇格蘭的瑪麗（Mary Queen of Scots或Mary Stuart），也就是瑪格麗特的孫女順理應該成為蘇格蘭、英格蘭女王及法蘭西的王后（瑪麗嫁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二世）。而瑪麗·斯圖亞特的父系血統是蘇格蘭的斯圖亞特王朝，所以，這也就意味著都鐸王朝轉而易手為斯圖亞特王朝。

然而，英格蘭的新教徒們卻擁戴了「私生女」伊麗莎白一世，也就是亨利八世和安娜的女兒繼任了英格蘭王位。她的「篡位」在整個歐洲歷史上備受指責，雖然伊麗莎白一世開創了偉大的不列顛帝國的時代，帶來了輝煌的文藝復興和大英帝國海上霸權。但由於其出身和信仰新教的緣故，她生前卻被冠以了「暴君」、「婊子」、「蕩婦」、「叛教者」等等的罵名。

受到內外指責，宗教衝突嚴重，國土分裂，四周西班牙、法國等強鄰環伺，伊麗莎白初登王位，其寶座便岌岌可危。為此，伊麗莎白所統治的時期也成為英國歷史上非常血腥、充滿陰謀和軍事衝突的年代。通過陰謀詭計、特務恐怖、宗教迫害、外交手腕、大屠殺和嚴刑峻法，伊麗莎白剷除異己，敉平暴亂，內爭王權，外除強脅。她自己所寫的一首十四行詩，其中的文字充分體現了當時的歷史特點：

海外的流亡之徒不得停靠我的碼頭，

我國的山川容不得妖言惑眾之輩，讓他們另覓高就，

我的銹劍沉睡之後將鋒芒初試，

砍下那些妄圖有變、讕言明日得幸者的頭。

而1580年由議會通過的《危言法》（Seditious Words Act）甚至規定：膽敢談論王位繼承權者，迅即處死，以示懲戒。這就是英國歷史上頗為有名的「噤聲令」。與此事件相關的還有較為有名的《關聯法》（Act of Association），其中宣佈對任何覬覦伊麗莎白王位者予以重懲。由此，開始了一場英國歷史上的「文字獄」。

蘇格蘭斯圖亞特王朝的瑪麗（Mary Queen of Scots），伊麗莎白的表外甥女，英格蘭王位名義上的繼承人，正是《危言法》所針對的主要目標之一，瑪麗所謂的正宗血統就是對伊麗莎白一世王權的最大威脅。

1568年，瑪麗在婚姻上被指謀害親夫後另尋新歡，在宗教信仰問題上又做出不當選擇，最終被自己王國蘇格蘭的貴族所驅逐。非常不智的是，她居然選擇逃到對她早就心懷疑忌的姑媽伊麗莎白的轄地英格蘭來尋求庇護。5月19日，瑪麗甫到英格蘭即遭下獄，囚於卡萊爾。隨後的十二年瑪麗即被輾轉囚於各地，直至在「巴賓頓案」中被斬首。

伊麗莎白之所以沒有在羈押瑪麗後將其立即處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按照中世紀慣例：君權神授，殺死受命於天的國王或者女王乃是大逆不道。更何況，她還可能被冠以弒親的罪名。因此，伊麗莎白遲遲未下決心動手，直到《危言法》和《關聯法》出台，為她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據。除此之外，當時，瑪麗和法國、蘇格蘭的特殊親緣關係也使得瑪麗成為英格蘭外交上討價還價的一個重要砝碼。

而當有了法律的前提條件，同時又失去了外交價值後，瑪麗之死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按照《危言法》和《關聯法》的相關條文，只要有文字能夠證明瑪麗確實預謀篡位，則英國議會就可「依法辦事」處決女王。此時，伊麗莎白的國務秘書法蘭西斯·華生漢爵士，也是伊麗莎白時代著名的特工，派遣雙重間諜吉爾伯特·吉福德（Gilbert Gifford）操控安東尼·巴賓頓、柏拉德、齊迪奧克等人用啤酒桶塞子和在獄中的瑪麗互通密信，勸說瑪麗同意暗殺伊麗莎白，從而能得到瑪麗的手書筆跡。實際上，這些密信中途早已經送到了華生漢手中，並根據需要請筆跡專家修改偽造了其中的文字。當瑪麗終於親筆留了一封模稜兩可的密信後，這封信成了將瑪麗送上斷頭台的最有力證據。而齊迪奧克、巴賓頓等人不過是這場政治「釣魚」遊戲的陪襯而已。

據說，當伊麗莎白看到齊迪奧克的絕命詩後，深受「感動」，下令此後被處死的謀逆人員一定要「徹底」絞死之後，才能再剖腹或者肢解。

二、懸疑

但是，這樁英國歷史上的「文字獄」卻引起了後人的不少爭論。瑪麗之死成了眾說紛紜的一個懸案。支持伊麗莎白者和同情瑪麗者在這個文字案上大打筆仗，各有著述，紛紛提出證據來表達自己的鮮明傾向。

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那些作為瑪麗罪證的密信。據說，當瑪麗受審時，她矢口否認自己曾收到過巴賓頓的任何文字，或者參與任何謀逆，同時她要求華生漢能當面向她出示那些密信，但旋即遭到拒絕。瑪麗認為，她的筆跡很容易被別人模仿。而且巴賓頓等人也已在五個月前處死，人證物證俱失，再加上自己的王權神授的特殊身份，你們怎麼能將我定罪處死？

這些由密碼寫成的信件後來成了問題的焦點。由於「巴賓頓案」從一開始就已經在伊麗莎白間諜網的密切監視之下，巴賓頓和獄中瑪麗的所有往來書信實際上都在中途送到了華生漢手中，更重要的是其中既有吉福德這樣的雙面人往來通風報信，還有專職的密碼專家破譯密碼。所以，到底是誰寫了這些信？誰是書信的原作者？其真實性可以說大打折扣。在受審中，瑪麗曾說過一句話：「我的敵人們為了剝奪我的權力乃至我的性命，早已是什麼非法手段都用上了。」

其次，這些信件都是用密碼寫成的，即使從現代密碼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密碼破譯起來也還是頗為複雜；同時，雖然瑪麗受過良好的王室教育，精通法語、拉丁文、西班牙語、希臘語等，還擅長馬術、打獵和音樂，但瑪麗居然能寫只有密碼專家才可破譯的密碼信，對於一個王室成員來說，這實在有些特別。莫非歐洲的君主們從小就要學習當間諜的技能？美國學者薩繆·柯文博士在其專著《蘇格蘭的瑪麗女王和誰寫了盒子裡的信》中說，在伊麗莎白的那個時代，「偽造信件被看成是一項高尚的藝術。伊麗莎白的幕下有眾多的高手和間諜，其偽造的書信如此完美，完全不可能和原件相分別」。所以，文字到底出自誰人之手，現在著實難以說清。第三，從現存的所謂「瑪麗密信」來看，瑪麗在其中也並沒有任何字句提到要刺殺伊麗莎白，只是其中反覆強調渴望手下人能幫助她重獲自由。而非常有趣的是，恰恰是華生漢的臥底吉福德在瑪麗的信被破譯後的兩天，告訴其中在法國的一個密謀者應該在解救瑪麗之前，找「六個人」刺殺伊麗莎白。因此，按《危言法》所指控的瑪麗的「叛國罪」更多了幾分「捕風捉影」的味道。第四，瑪麗的不少書信都是用法語寫成，因此，除了密碼問題以外，還要更多一重障礙，就是將其翻譯成英語。而當時的翻譯既沒有嚴格的標準，更無版權之說（當時連莎士比亞的不少戲劇名作也都是將義大利或者法語的作品翻版而來的），翻譯人在其中添油加醋或者無中生有也並非什麼奇怪的事情，再加上法語和英語之間時態與措辭表述上的差異，更使得這些文字顯得撲朔迷離，似是而非。

三、是非

但是，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國內學界通常認為，這場中世紀的「文字獄」殺掉了瑪麗，打擊了天主教勢力，為英國兩百年後成為「日不落大帝國」掃清了道路。伊麗莎白一世運用強權手腕，重新統一了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和威爾士，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更早一步確立和鞏固了中央集權制度。而彼時歐洲的德意志還不過是個地理名詞，四分五裂的封建小邦要再等將近三百年才會統一。中央集權制度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成長，對於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發展極為有利，而資本主義工業化反過來又壯大了英帝國的國力：也就是在伊麗莎白時代，英國海軍重創了西班牙無敵艦隊（Armada），從而壟斷了海洋貿易，進而取代西班牙，擴張和佔有了全球殖民地，掠奪了無數的貴重金屬、人口、土地和貿易財富。

因此，若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不同於中國的文字獄，英國的這場文字獄恰恰打擊了封建割據權力，鞏固了中央王權，使得英國率先為襁褓中的資產階級力量準備好了搖籃。

然而，頗為奇怪的是，現代西方人，特別是蘇格蘭人對瑪麗卻抱有極大的同情心，而對伊麗莎白則懷有一種難以言表的不滿。這種情緒既反映在了人們的語言和彼此之間的態度上，在很多學術著作中也有類似的傾向。同一歷史事件，東西方何以會產生這種態度上的差異呢？

對國內學界來說，首先，我們要知道，歐洲的君主們並不能和「吾皇萬歲萬萬歲」的中國皇帝相比，歐洲的國王王后們並非如中國的帝王般普天之下唯我獨尊，相反，當時，很多歐洲國家君主的權力甚至還不如自己的下屬領主，其領土既沒有自己的下屬廣闊，不少君主若要徵稅還先要得到自己手下貴族的許可，有的國王連軍隊都沒有，當需要打仗的時候，只能呼籲貴族們募集軍隊糧餉。從這個角度來看，瑪麗之所以未能從當時自己的人民那裡獲得支持，很大程度上在於她在自己的婚姻、政治、外交取向上做出個人化的選擇，不肯聽命於蘇格蘭的貴族們，因此，若考慮到當時的王權式微，再加上歐洲並沒有儒家的「忠孝節義」之說，她最後的黜斥是必然的。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對待歷史的態度可能會更加公允一些。

若論個人魅力，據說瑪麗比伊麗莎白更漂亮，所以她有更多的追求者和不少的風流韻事；在品行方面，瑪麗風流浪漫，伊麗莎白顯得果敢剛強。而在政治才具上，瑪麗則顯得單純愚蠢，伊麗莎白則老謀深算。這或許也是西方人對瑪麗的好感多於伊麗莎白的原因之一，瑪麗看起來更富有人情味，更具有普通人的缺陷，伊麗莎白則被刻意地「神化」了。

但究其根源，還是因為西方民主政體下的普通民眾在意識形態上對「大一統」思想的與生俱來的恐懼。因此，即使伊麗莎白功勳卓著，即使她為了英格蘭一生未婚，即使她帶領英國走向了富強，但隨之而來的中央集權制度卻使得十七世紀上半期的英國，封建中央政府和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矛盾激化，最終導致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伊麗莎白死後僅僅四十六年，昏庸的國王查理一世就被革命者砍下了高貴的頭顱。

而在大多數西方人看來，在民主政體下，個體命運和性格的不穩定至少不會影響到民主政治的正常運作和公民的自由與安全，托克維爾說道：「民主不僅使（領導）人忘記自己的出身，還不會使子孫顯赫，還能使人和自己的同胞分開。民主可以使人回歸自我，最終將自我拘束於自己的內心。」所以，丘吉爾嗜好雪茄且脾氣暴躁，羅斯福幼年癱瘓，柯林頓年輕時候風流成性，這些領導人個人的缺陷卻都未能影響到他們所領導的國家走向強大和繁榮。而像伊麗莎白時代這樣，國家命運被維繫於某個個性剛強的鐵腕人物身上，這使得西方人一想起來就感到不寒而慄，不僅覺得過於危險，而且還極易導致獨裁和暴政。相比之下，蘇格蘭的瑪麗則顯得更具有個性，更有親和力。

歷史還是公平的。最後，伊麗莎白一生機關算盡，在位四十五年無嗣而終，王位最終還是落到了瑪麗的兒子詹姆士·斯圖亞特的手裡，都鐸王朝還是被斯圖亞特家所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