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重慶公佈了大轟炸遇害者首批名單。同日，大轟炸倖存者集會紀念七七事變77週年。重慶大轟炸造成了慘重的傷亡，是抹不去的傷痕。《重慶青年報》刊登標有蘑菇雲的日本地圖，遭日本外相抗議。網友留言說：「做為一名重慶人，對《重慶青年報》的做法感到很欣慰。」

　　然而，回溯歷史卻會發現，這場災難固然是由日軍的暴行所造成的，但國民黨政府的上下腐敗，特別是防空部隊的腐敗，也大大加劇了重慶人民的災難。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軍隊反腐關乎國家、民族的未來。

　　重慶大轟炸是指中國抗戰期間，從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軍對戰時中國陪都重慶進行的戰略轟炸。據不完全統計，在此期間日軍對重慶實施轟炸兩百餘次，出動9000多架次飛機，投彈11500枚以上。重慶死於轟炸者萬人以上，萬餘幢房屋被毀，市區繁華地區大部被毀。

　　日軍對重慶實施的空襲，是世界軍事史上最早的戰略轟炸，其目的是企圖通過製造大量平民傷亡，來瓦解抵抗者的士氣。

　　長達5年半的重慶大轟炸，給重慶人民帶來了極為慘重的災難。這場災難固然是由日軍的暴行所造成的，然而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上下腐敗，特別是防空部隊的腐敗，也大大加劇了重慶人民的災難。

　　地痞盜賊成了防空救護的「主力」

　　1937年11月淞滬抗戰中失利後，南京陷入危機，國民政府於11月20日開始遷都重慶。日軍為了威逼中國政府早日投降，隨即不斷派出飛機遠赴重慶進行轟炸。國民政府為加強重慶空中防務，成立了防空司令部，任命劉峙任重慶衛戍總司令兼防空司令。

　　劉峙隨即向軍委會要求成立了專門的防空部隊，下轄通訊隊、防護大隊、擔架營、工程大隊、機踏車排、警報台、對空聯絡哨、 情報傳遞哨等部門，直屬防空司令部。其實，這些所謂的防空部隊大部分是由原劉峙的衛戍部隊頂替的，如通訊隊就是由衛戍總司令部的通信連頂替，按月由通信連偽造名冊領取雙份軍響。劉峙為了應付部下，規定通訊連長可多拿50元辦公費，派在防空司令部工作的官兵每人每月有4元勤務津貼。而防空部隊的擔架營則由衛戍總部勞動總隊的一個營組成。

　　勞動總隊以改造流氓地痞和盜賊為名，把當時重慶社會上一部分盜竊犯(還有一部分妓女)抓來，用鐵鏈子拴著強迫勞動，而他們的勞動所得則被上層軍官貪污分贓。當然被鎖著幹活的都是一些安分的犯人，甚至是一些政治嫌疑犯。至於那些真正的扒手竊賊，卻被看守們私自放到街上繼續偷竊，偷來的東西就交一部分給總隊的官長分贓。

　　防空司令部成立擔架營時，從中挑選了一部分身體強壯的去當擔架兵，規定由犯人自己連環擔保。而實際上所選的都是些扒手慣賊，這些人平時穿著便衣或軍服在街上進行偷竊，一有警報就到指定地點集合準備抬擔架。靠這些扒手盜賊搞救護，救護的效果可想而知。「五三」大火中守城部隊竟趁火打劫

　　1939年5月3日至4日，一場大火把重慶市區的房屋燒去十分之九，人員死傷無數，是重慶空前的大慘案。造成這一慘案的主要原因，是日軍飛機施放了燃燒彈，但重慶防空部隊的貽誤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當時，駐在重慶郊區的國民黨部隊有6個師，還有許多獨立團營單位。火災發生後，衛戍總部下令所有部隊立即出動救火，但幾乎無一響應，反而紛紛向衛戍總部索領救火器材，衛戍總部也就一籌莫展。劉峙只知道在電話裡訓斥那些師團長：「你們如果不把火撲滅，我就殺你們的頭。」而那些師團長卻把困難數了一大堆。直到第二天下午，在輿論責難下，劉峙下令，擔一挑水給一元錢，這才調動起數萬軍隊參加救火。本來起初只有二十多處火頭，此時已經是滿城大火，廣大市民的損失極其慘重。

　　而火災發生後，許多達官貴人都直接打電話給防空司令部，要求派救火車去。當時並沒有統一指揮防火的機構，防空司令部也只是臨時抓差，達官貴人們常常持劉峙手令調動正在救火的車輛去先救他們的宅第，以致火勢很快蔓延全城。此外，在著火的第一天晚上，社會上就發生多起搶劫財物的案件，多半是散兵遊勇干的。軍政部所屬監護大隊擔任菜園壩一帶的警衛責任，但他們自己就趁火大肆搶劫。群眾報到衛戍總部，衛戍總部竟不迅速採取措施，卻用電話詢問該大隊有無此事。因電話線路已遭破壞，電話沒有打通，最後竟然不了了之。

　　火災之後，大量疏散居民下鄉，很多未被燒完的東西都被留城部隊搜刮一空，燒剩的木頭積存起來當柴燒，損毀的房子略加修理即佔為己用，以後竟然向房主索取高價贖回。大火後，許多救火部隊竟競相比較看誰在火場發的財多。防空情報所的防空情報要出錢買

　　當時，重慶防空情報所內設有專門向各大機關和要人所在防空洞報告敵機情況的設備，另外還私設通信網，專替有錢人服務。凡銀行、大企業及大富翁在重慶都有私設的防空洞，另外還有專門賣防空證的防空洞(每張月票10元，躲一次警報每張2元)。這些防空洞都自己出錢請防空情報所為他們架一部電話，以便及時把敵機情況告訴他們，他們則每月送防空情報所一筆錢。當時，許多防空官兵利用與這些有錢人的來往，參加一些經商活動或投機活動，因此這些防空官兵大多能在重慶建起房子，過著比較舒適的生活。

　　1939年5月3日至4日，一場大火把重慶市區的房屋燒去十分之九，人員死傷無數，是重慶空前的大慘案。造成這一慘案的主要原因，是日軍飛機施放了燃燒彈，但重慶防空部隊的貽誤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當時，駐在重慶郊區的國民黨部隊有6個師，還有許多獨立團營單位。火災發生後，衛戍總部下令所有部隊立即出動救火，但幾乎無一響應，反而紛紛向衛戍總部索領救火器材，衛戍總部也就一籌莫展。劉峙只知道在電話裡訓斥那些師團長：「你們如果不把火撲滅，我就殺你們的頭。」而那些師團長卻把困難數了一大堆。直到第二天下午，在輿論責難下，劉峙下令，擔一挑水給一元錢，這才調動起數萬軍隊參加救火。本來起初只有二十多處火頭，此時已經是滿城大火，廣大市民的損失極其慘重。

　　而火災發生後，許多達官貴人都直接打電話給防空司令部，要求派救火車去。當時並沒有統一指揮防火的機構，防空司令部也只是臨時抓差，達官貴人們常常持劉峙手令調動正在救火的車輛去先救他們的宅第，以致火勢很快蔓延全城。此外，在著火的第一天晚上，社會上就發生多起搶劫財物的案件，多半是散兵遊勇干的。軍政部所屬監護大隊擔任菜園壩一帶的警衛責任，但他們自己就趁火大肆搶劫。群眾報到衛戍總部，衛戍總部竟不迅速採取措施，卻用電話詢問該大隊有無此事。因電話線路已遭破壞，電話沒有打通，最後竟然不了了之。

　　火災之後，大量疏散居民下鄉，很多未被燒完的東西都被留城部隊搜刮一空，燒剩的木頭積存起來當柴燒，損毀的房子略加修理即佔為己用，以後竟然向房主索取高價贖回。大火後，許多救火部隊竟競相比較看誰在火場發的財多。防空情報所的防空情報要出錢買

　　當時，重慶防空情報所內設有專門向各大機關和要人所在防空洞報告敵機情況的設備，另外還私設通信網，專替有錢人服務。凡銀行、大企業及大富翁在重慶都有私設的防空洞，另外還有專門賣防空證的防空洞(每張月票10元，躲一次警報每張2元)。這些防空洞都自己出錢請防空情報所為他們架一部電話，以便及時把敵機情況告訴他們，他們則每月送防空情報所一筆錢。當時，許多防空官兵利用與這些有錢人的來往，參加一些經商活動或投機活動，因此這些防空官兵大多能在重慶建起房子，過著比較舒適的生活。

　　至於廣大公共防空洞的防空情報問題，當時是沒有人管的。防護大隊雖然分佈在各防空洞門口，但整個防護大隊只有10部電話機。重慶當時共有800個公共防空洞，當然不敷分配，所以防護大隊的人員經常遇到通訊不靈，不能及時處理問題。特別是每次轟炸之後，防護大隊對通信線路的修復總是優先有勢有錢的人家，最後才修防護大隊公共防空洞的電話。總機轉接也是有勢有錢的人有優先權，而公共防空洞來問情況總是遲一些才答覆。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獲得更多的額外收入。

　　由於當時重慶市內的通信線路經常被炸，群眾對敵機轟炸的情況不容易瞭解，中央大學等一些團體便在重慶發起創設有線廣播，專供傳遞空襲情況所用。這本是一件好事，很受群眾歡迎。但這件事從1940年計畫起，至抗戰勝利止，也一直沒有搞成。原因是大家都爭建有線廣播的經手權，協調不一致而拖延下來。

　　最後，這一工程被重慶防空司令部爭到了，經費第一期就是14萬元。但防空司令部拿到這筆錢不是馬上動手開干，而是拿去經商，到萬縣去買煙葉，賣給重慶煙草工廠。他們借口首先要解決技術問題和器材問題，就這樣一再拖延，最後還是說器材問題無法解決而中止進行。

　　當時，技術和器材是有些困難。交通部擁有一部分技術力量和器材，但因經費不由他們支配，他們就不肯拿出來。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有製造器材的設備，但借口還有更重要的任務，也不同意給重慶防空製造器材。而重慶防空司令部的人就正好以此為借口長期佔用資金做生意。同時，負責電訊工作的人也反對有線廣播的建設，因為這樣一來，所有額外津貼都有被取消的可能。後來防空司令部勉強買了一些器材做了一些初步試驗，但因沒有誠心去搞，最後還是作罷。

　　大隧道慘案不忙救人忙斂財

　　著名的重慶大隧道慘案發生在1941年6月5日夜。當時重慶防空警報的發佈和解除，都要有防空副司令胡伯翰的命令才能執行。胡伯翰一向剛愎自用，有幾次他判斷敵機不會飛臨重慶上空，居然猜中了，為此他十分自信，誰也不敢和他爭論。

　　這次敵機是採取所謂「疲勞轟炸」的策略，即以三五架飛機一隊輪番不斷進入重慶上空。根據這種情況，應在敵機未臨空時解除一下警報，讓群眾出洞換換空氣。當時大家幾次建議解除警報，但都遭到胡伯翰的反駁，未被採納。大隧道內向防空司令部反映洞內空氣不良的電話有4次之多，胡伯翰只下令努力維持秩序，不許群眾亂動。

　　最後，群眾因為空氣稀薄迫不得已爭相向洞外逃跑，胡伯翰這才下令解除緊急警報，但仍保持一般空襲警報狀態。但為時已晚，出洞的群眾一接觸新鮮空氣就倒在洞口不能動了，後面的人出來就壓在前面的人身上。這樣越壓越多，洞口又在地平面下十多公尺，很快就被塞阻，導致後面的群眾無法出洞。同時外面的救護力量又未組織好，一再遲誤，終成慘案。此次慘案中，死亡992人，重傷151人。慘案發生後，防空司令部調擔架營去搶運傷員。

　　沒想到這些人進到防空洞內首先幹起搜撿死屍身上財物的勾當，大大耽誤了時間。當時許多人還處在假死狀態，如果抬出洞及時通風或施以人工呼吸，還可救活一部分人。而有些人並沒有完全喪失意識，在被搜斂財物時還能掙扎，擔架兵就把這些人掐死滅口。當時，負責指揮搬屍的是衛戍總司令部交通處長姜吟冰和交通科長劉吉龍，當他們發現這是一個發大財的機會後，馬上下令搜查擔架兵的腰包。一部分擔架兵反抗，姜吟冰就下令在洞口槍斃了一名抗拒的擔架兵，以示威嚇。

　　搜出的財物(金銀首飾、手錶、紙幣之類)用小汽車向劉峙家裡運送了三次。事後，劉峙家庭因分贓不勻，還引起糾紛。因為當時劉峙正去外地檢閱部隊，沒有趕回重慶，姜、劉二人都是劉峙大老婆的親信，所以把財物都送到大老婆家裡去了，後來劉峙的小老婆知道了，就向姜吟冰問罪。但因這種事不敢向社會公開，經過再三調解，劉峙大老婆才分出一部分財物給小老婆。

　　大隧道慘案發生後，防空部隊不忙救人忙斂財的行徑受到社會輿論的強烈指責。軍委會曾組織吳鐵城等主持軍事特別法庭進行審問。劉峙事先通過衛戍副司令賀國光向吳鐵城送去大批禮物，最後只把防空副司令胡伯翰以下一些救護、通訊各方面的人叫去問了一下。口供都是事先擬好了的，在庭上都按擬好的答，都把責任避開，誰也沒有過失，似乎慘案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劉峙只受到撤職留任的假處罰而不了了之。賀國光因替劉峙奔走有功，在軍委會免去劉峙所兼的防空司令一職後，劉峙便推薦由賀國光繼任防空司令。

　　巧取豪奪的防空司令

　　賀國光繼任防空司令後，原由衛戍總部頂替的防空部隊就非另組織不可了，於是將通訊隊擴編為電訊大隊，擔架營也由師管區撥一營志願兵來擔任。

　　但這中間還有許多問題是與劉峙分不開的，首先是通訊網問題。劉峙兼防空司令的搞法，是把國防工事通信網與防空通信網結合，這樣他就可以領兩筆經費和材料。在當時，防空通信網的電話專線達四百餘公里，鐵絲、電桿都花了不少錢，劉峙又借這一部分通訊線路的名義向軍政部報領一筆國防工事通信網的材料。這種冒領經費的做法在當時幾乎是半公開的，軍政部派去的驗收人員也是知道的，反正是分一點肥就了事。

　　後來劉峙不兼防空司令了，這兩個通信網當然要分開。劉峙採取的辦法是，「防空通信網借用國防通信網的木電桿，雙線改單線，一歸國防通信網，一歸防空通信網」，使雙方都能向上面交差。而軍政部根本不去查究這些問題，送點小禮就擺平了。

　　重慶防空司令部情報所原設在浮圖關下防空洞內，後因機構逐漸完備擴大，不敷應用，才選擇大坪朱家花園建築另一所防空洞做辦公地址。當時核定經費是40萬元，主要費用花在開石洞上。但出乎意料，當開石方開到一丈深後，發現這裡是一個天然巖洞，可容千餘人，面積比原計畫的大得多，因此原預算的經費可以省去十之七八。

　　劉峙當然認為這是一個發財的好機會，但賀國光也想爭這一筆意外之財。劉峙下面的人主張，把工程進行完畢後，由劉峙向上面報銷這40萬元經費，賀國光下面的人當然不願意，以後經過再三協商，才由劉峙報銷28萬元，賀國光報銷12萬元。

　　重慶浮圖關設有所謂中央防空情報所，直屬軍委會防空委員會。每天只記錄一下全國各地敵機活動情況，記下來也沒有什麼作用，但機構還是龐大，人員待遇也很高，因為防空當時屬空軍系統，而空軍待遇比陸軍高。這引起一些人的不滿，甚至有人主張，取消這個機構。

　　中央防空情報所當時自吹所記錄的情報對空軍作戰很有作用，將來空軍多起來，這些記錄的作用也會更大些。他們為了保全機構，建議把重慶防空情報所歸並到他們那裡去。按道理，這是一個正當的建議，不僅省錢，而且許多設備可以共同使用。

　　但重慶防空司令賀國光卻始終反對這件事情，因為防空司令部能否存在，與重慶防空情報所能否存在是相關連的。而重慶防空司令的設置，分明是蔣介石給部下分贓的搞法，當時賀國光每月在防空司令部報銷的個人款項至少是二十萬元以上。有一次，賀國光被部下控告貪污，賀國光在紀念周上公開說：「我來當防空司令，是上面對我的調劑。我每月開支一點錢是應該的，根本不存在貪污問題，告不告是不起作用的。」果然，對賀國光的控告上面根本就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