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老兵錢炳坤回憶:從復旦學生到報考黃埔軍校
老兵檔案:錢炳坤,又名錢青,1917年12月出生於杭州。1937年秋進入黃埔軍校炮兵專業學習,1940年初成為國民革命軍第26集團軍75軍第6師一名炮兵。參加了長沙戰役、棗宜會戰等一系列對日作戰,直至抗戰勝利。
我的父親錢駿是辛亥革命先驅,後在北伐戰爭期間犧牲。如果不是78年前爆發的那場戰爭,我或許會成為一個新聞記者,可是在當時的背景下,我們這些年輕人的命運是與國家存亡聯繫在一起的。
從復旦到黃埔
1937年,我正在上海復旦大學攻讀新聞專業。當時的中國正遭受著日本的瘋狂侵略,為了不做亡國奴,學子們響應時代的號召,紛紛報名參軍。我也不例外,我年紀輕輕,這麼躲下去算什麼?一想到英勇就義的父親,我就坐不住了。1937年秋,黃埔軍校從南京遷到武漢,正面向社會大量招生,我趕到武漢,看到貼在街頭的招生簡章,二話沒說報了名。我的名字就是那時候改的,之前一直叫錢炳坤,是家人給我取的。感覺到人生即將翻開新的一頁,我把名字改為「錢青」,意寓「朝氣蓬勃的青年」。經過一系列筆試、面試和體檢,我成為了黃埔軍校第16期炮科學員。
抗戰初期,中國軍隊傷亡無數,前方正是用人之際,為了盡可能培養更多的軍人,黃埔軍校也採取了一些「非常手段」。軍校學員的年齡差距很大,有的是大學畢業生,有的是初中畢業生。我還記得,軍校招生要求中曾明確提出報名者要高中畢業,但實際根本顧不上那麼多。為了加快培養速度,原本三年的教學內容也被壓縮成兩年。
非生既死的殘酷
1940年初,我完成學業後被分配到了國民革命軍第26集團軍75軍第6師,隸屬第六戰區,戰區司令長官為陳誠,駐守湖北、湖南、四川一帶,我歷任炮兵參謀和炮兵連長。現在年紀大了,都已經記不清究竟參加了多少次戰爭,只記得在長沙戰役、棗宜會戰等著名的惡戰中,我作為一名炮兵,曾多次幸運地避開了炸響在身邊的炮彈。
上前線的那一瞬間就害怕了,但是當槍一響,炮一拉,也就覺得沒什麼可怕的了。我至今還能清楚地記得,有一位浙江老鄉在上前線時,揮手和自己告別的場景。他當時很輕鬆地和我告別,還約好了回來一起喝酒。但是,戰爭結束以後,回來的卻是他的屍首。犧牲絕不是像電視劇裡演的那樣壯烈,而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就像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一樣。
在當時的戰場上,打死一個日本兵,大概需要三、四個中國士兵的生命。我覺得首先是兩軍裝備差距巨大,中國軍隊極度缺乏重武器和空中支援。我們中央軍一個正規師也只有一個炮兵營,12門火炮,大多數是蘇聯援助的舊炮,而且炮彈不夠,用起來「斤斤計較」。而日軍,一個步兵聯隊就有5門山炮,而且還有空中的飛機轟炸,雙方裝備懸殊,日軍的戰鬥力也是遠勝於中國軍隊。
在湖北宜昌城外,日軍修建了很多碉堡工事,日軍機槍手在碉堡裡瘋狂射擊,中國軍隊傷亡慘重,最後我們的炮兵用德國戰防炮才轟下碉堡,打掃戰場時候發現,碉堡裡的日軍機槍手的屍體腳上居然有鐵鏈釘在碉堡上,寧死不退,就靠著一點飯團和水打了五天。
戰爭的烙印
對於日軍的武士道精神我至今記憶深刻,在和平年代的今天也一定要注意日本軍國主義「鹹魚翻身」。我們是靠拚命,我所在的第六師,從上海淞滬會戰到武漢保衛戰,兩年不到的時間居然補充了三次,而部隊補充的前提是三分之一陣亡,這也意味著在兩年不到第六師有1萬多名將士捐軀。(註:在錢老印象深刻的號稱「中國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棗宜會戰,有關資料顯示,此役中方54個師約38萬人對陣日軍約12萬人,中方陣亡約3萬7千人,日軍陣亡約7千人。民族英雄、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犧牲於此役。)
一遍遍地回憶抗戰時的一幕幕場景,我就想起戰爭之殘酷、救亡之艱辛,不自覺地眼裡隱隱有了淚光。我活了下來,我很高興,死人不會說話,我活著一天,就要替死去的戰友說話,就要講和戰友一起打日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