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歷史真相:追尋袁承志下南洋的足跡
袁承志避難浡泥國
讓次要人物率先出場是金庸小說的一個特徵,目的在於引出重要情節和主要人物。在《碧血劍》第一回,金庸首先講述了一個生活在東南亞浡泥國(今文萊)的中國人張朝唐的故事。張朝唐的先輩很早就扎根東南亞,經過多年奮鬥,張氏家族在當地經營得興旺發達。為了給家族爭光,張朝唐前往祖籍福建參加科舉考試。他到中國時,恰逢明朝滅亡、清朝剛剛建立統治之時,各地反清運動此起彼伏,社會動盪不堪。在途中,張朝唐遭遇劫匪,在走投無路時被幾個隱居鄉間的農夫所救。這些人其實是明朝抗清將領袁崇煥的舊部,他們肩負著撫養小主人袁承志和重樹反清大旗的重任。就這樣,張朝唐與小說主人公袁承志相識了,為後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筆。
在小說最後一回,已成為民間抗清領袖的袁承志看到反清復明的大勢已去,覺得自己空有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卻無安邦救國的權謀韜略,自己又不願落草為寇,不禁有些心灰意懶。這時,他回想起張朝唐說過浡泥國民風淳樸、人民安居樂業的情景,便產生了避難海外的想法。隨後,他召集一幫同道中人從山東乘船前往東南亞,到達「浡泥國左近大海中的一座島嶼」。他們趕走了盤踞在那裡的紅毛海盜,終於在海外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其實,袁承志避難海外的例子並非金庸獨創。明末清初小說家陳忱曾寫過一部《水滸後傳》,描述了以阮小七、李俊為首的一批原梁山好漢,因不堪奸臣惡霸的欺壓,紛紛再次造反,但迫於形勢不得不出逃海外。後來,他們在暹羅(即泰國)成就了一番大業,李俊最終成為暹羅國主。這些情節雖屬虛構,卻同《碧血劍》一樣反映了當時不少中國人避難東南亞的現實。這些中國移民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當地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唐人」、「明鄉」遍佈東南亞
中國與東南亞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漢代。據《史記》、《漢書·地理志》等文獻的記載,公元1世紀左右中國就與緬甸、越南等國互有來往。唐代以前,已有少量中國人移居東南亞;唐代時,移民人數開始增多,他們被當地人稱為「唐人」。宋元時期,由於海外貿易發達,東南亞的華僑更多了。到了明朝和清前期,前往東南亞的中國移民劇增。
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逃避戰禍或政治避難。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隨著農民起義、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戰禍的普通百姓和失權沒落的前朝貴族紛紛移居海外。由於地緣上的毗鄰關係,東南亞就長期承擔了中國移民避難所的角色:西漢末年,王莽篡位,一批漢儒學者、軍政官員數千人逃往越南;南北朝時,五胡亂華,中原人士紛紛移居印度支那;唐朝後期,黃巢襲擊廣州時,廣東人爭相逃往東南亞;元滅南宋時,大批遺臣遺民也落難到此。特別是明末清初,大量的難民、被清兵打散的農民軍、抗清失敗的明軍餘部以及不願侍奉清廷的明朝遺民掀起了移民東南亞的高潮。明亡後,高、雷、廉三州總兵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等率領兵將家眷3000餘人、戰船50餘艘到達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這塊地方因此被稱作「明鄉」。1659年,跟隨永歷帝(桂王朱由榔)流亡緬甸的官兵眷屬,有的逃亡暹羅,有的被安置在緬甸邊遠地方,今天緬甸北部的桂家與敏家都是這些官兵的後裔。到1905年,海外華僑總數已達700萬人。直至近代幾次革命低潮時期,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國人移居東南亞。
華人血汗成就東南亞盛景
移居東南亞的這些避難者大多是貴族、軍事將領、知識分子和巨商富賈,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社會的精英,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有不少是掌握一定技術的工匠。他們為當地的開發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陳上川率領官兵歷經10年把同耐河到湄公河的廣袤土地開墾為越南一流的良田,並興建了一個城鎮「堤岸」,將該地區發展成遠東最大的大米市場。這些華僑深得越南人的敬重,被尊稱為「伯父」。
華僑還開發了東南亞的工礦業。在印尼加裡曼丹,特別是三發一帶,華人是當地金礦的唯一經營者。礦工人數最多時曾超過9萬,每年生產的金礦砂一般都在百萬盎司以上。19世紀以前,馬來亞的錫礦也幾乎全部是由華僑開發。當地許多被稱作「錫湖」的大型錫礦區,都是華僑一鋤頭一鋤頭挖出來的。正是由於華僑的辛勤開採,馬來亞的錫產量在很長一段時間佔據世界錫總產量的一大半。就連馬來亞的英國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認:「中國人的精力和事業成就了今日的馬來亞。」
還有許多華僑在僑居國從事商業活動,負責管理海外貿易,收購當地土特產,銷售該國貨物,從而形成一個溝通中國海外貿易的僑居地商業網絡。這些人也多為當地政府所倚重,暹羅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沒有華僑,宮廷什麼買賣也做不成」。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華僑從事手工業,烤麵包師、裁縫、鞋匠、金匠、銀匠、雕刻師、鎖匠、畫家、泥水匠、織工,行當幾乎無所不包。從事農業、園藝和漁業的華僑人數也很多,他們同樣在當地社會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通過華僑的傳播,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也產生了積極影響。明代的菲律賓成了中國和拉丁美洲之間「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蕃薯、煙草等拉美農作物經這裡傳入中國。
至於小說中主人公袁承志是否到了東南亞,則無法考證。但金庸先生借用當時大量中國人避難東南亞的歷史大背景,為主人公安排了一個很好的歸宿,既賦予小說歷史的厚度,又讓人感覺亦真亦假,其駕馭歷史知識的能力和絕妙筆法確實令人歎為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