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一胡愈之

　　高中時學《故都的秋》時我就被郁達夫文字裡那種憂鬱而浪漫的氣息所深深地吸引，也加深了我對北京的嚮往。再後來，我又在語文的課後讀本中讀到了《春分沉醉的夜晚》，也在其他書刊雜誌零零散散地讀到了一些郁達夫的文字，更加激發了我對郁達夫的深深興趣。

　　他的作品中有優美而浪漫，讓人馨香練懷久久不忘的心靈獨白;有啟迪青春、點綴人生、暢想世紀的人生感悟;有最具有代表性的或傷感或甜蜜或浪漫或純情的愛的故事;有詩一樣的文字，格言一樣的論說……

　　郁達夫是一個浪漫主義作家，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但首先，郁達夫是一個愛國主義者，這是他人生的主旋律和本質。夏衍先生曾說「達夫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是他畢生的精神支柱。」

　　郁達夫接受的中西教育，加上處於近代中國風雷激盪的時代，造就了他成為一個主張抒發個性的啟蒙作家，一個始終如一的愛國者。

　　實際上他1912年考入之江大學預科時，就曾因參加學潮被校方開除。1913年郁達夫赴日本留學，廣泛涉獵了中外文學和哲學著作。飽受屈辱和歧視的異國生活，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也使他憂傷、憤世。他從研究經濟學轉而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他1921年參與發起成立創造社，出版了新文學最早的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以其「驚人的取材、大膽的描寫」而震動了文壇。

　　郁達夫一生著述頗豐，在中文學發展進程中影響深遠。可最令人扼腕歎息的是這樣一位大才子，愛國詩人卻在還不到50歲時就因迫害離開了人世。

　　郁達夫是我們迄今所知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最後一個被日寇殘害的文化名人。他遇難(失蹤)的時間是1945年8月29日晚，而那已是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兩周之後了。

　　關於達夫遇難的前因後果，還得追溯到五四時期。

　　當時郁達夫作為魯迅的好友是重要文學團體「創造社」的一名主將，是一位積極參加抗日救國、反法西斯鬥爭的英勇戰士。

　　1930年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郁達夫為發起人之一，並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初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白色恐怖威懾下由上海移居杭州，徜徉於浙、皖等地的山水之間，寫有不少文筆優美的遊記。

　　而後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郁達夫的愛國熱情又被喚起，投入抗戰的時代洪流，參加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奔赴前線慰勞抗日將士，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

　　抗戰初期，郁達夫曾擔任《福建民報》副刊主編。1938年攜眷至武漢，時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邀請郁達夫任第三廳少將設計委員，郁達夫去武漢就職。在武漢，他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當選為理事，後又被選為「文協」常務理事、研究部主任和《抗戰文藝》編輯委員。此後，他輾轉於台兒莊、徐州、山東、江蘇、河南、浙江、皖南各地勞軍視察。

　　7月中旬武漢告急，郁達夫攜眷到常德、漢壽。

　　8月1日，郁達夫在戴望舒主編的香港《星島日報·星座》創刊號發表《抗戰週年》一文，宣傳抗戰必勝。

　　1 12月8日，郁達夫偕妻王映霞、長子郁飛離開福州去新加坡。此後，郁達夫一直在海外活動。海外流亡期間，他一直不遺餘力地宣傳抗日救亡，發表了大量文章。

　　實際上他1912年考入之江大學預科時，就曾因參加學潮被校方開除。1913年郁達夫赴日本留學，廣泛涉獵了中外文學和哲學著作。飽受屈辱和歧視的異國生活，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也使他憂傷、憤世。他從研究經濟學轉而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他1921年參與發起成立創造社，出版了新文學最早的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以其「驚人的取材、大膽的描寫」而震動了文壇。

　　郁達夫一生著述頗豐，在中文學發展進程中影響深遠。可最令人扼腕歎息的是這樣一位大才子，愛國詩人卻在還不到50歲時就因迫害離開了人世。

　　郁達夫是我們迄今所知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最後一個被日寇殘害的文化名人。他遇難(失蹤)的時間是1945年8月29日晚，而那已是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兩周之後了。

　　關於達夫遇難的前因後果，還得追溯到五四時期。

　　當時郁達夫作為魯迅的好友是重要文學團體「創造社」的一名主將，是一位積極參加抗日救國、反法西斯鬥爭的英勇戰士。

　　1930年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郁達夫為發起人之一，並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初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白色恐怖威懾下由上海移居杭州，徜徉於浙、皖等地的山水之間，寫有不少文筆優美的遊記。

　　而後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郁達夫的愛國熱情又被喚起，投入抗戰的時代洪流，參加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奔赴前線慰勞抗日將士，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

　　抗戰初期，郁達夫曾擔任《福建民報》副刊主編。1938年攜眷至武漢，時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邀請郁達夫任第三廳少將設計委員，郁達夫去武漢就職。在武漢，他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當選為理事，後又被選為「文協」常務理事、研究部主任和《抗戰文藝》編輯委員。此後，他輾轉於台兒莊、徐州、山東、江蘇、河南、浙江、皖南各地勞軍視察。

　　7月中旬武漢告急，郁達夫攜眷到常德、漢壽。

　　8月1日，郁達夫在戴望舒主編的香港《星島日報·星座》創刊號發表《抗戰週年》一文，宣傳抗戰必勝。

　　1 12月8日，郁達夫偕妻王映霞、長子郁飛離開福州去新加坡。此後，郁達夫一直在海外活動。海外流亡期間，他一直不遺餘力地宣傳抗日救亡，發表了大量文章。

　　從1939年1月9日起，郁達夫應邀接編《星洲日報》副刊《晨星》和晚版的《繁星》副刊。這一時期，他寫了大量散文、雜文、文藝評論和分析時侷促進團結抗戰反對分裂倒退的政治評論。2月5日，他又接編《星洲日報星期刊》的《文藝》雙週刊。 郁達夫在星洲日報前後三年，共發表400多篇抗日政論，後經台灣學者秦賢次整理為《郁達夫南洋隨筆》、《郁達夫抗戰文錄》二書(台北：洪範書店，1978)。

　　1940年郁達夫成為新加坡南洋學會創建人之一。

　　1941年12月8日，日機突然轟炸新加坡，日軍在馬來亞哥打峇魯登陸，作為南洋華僑抗日救國運動中心的新加坡，遂掀起了抗敵保衛星馬的群眾運動熱潮。文藝界同人迅即成立了星洲(新加坡簡稱)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郁達夫任團長，胡愈之任副團長。戰時工作團的主要工作是開辦青年戰工幹部訓練班和組織口頭宣傳隊、流動戲劇隊、歌詠隊等去進行抗敵宣傳。

　　郁達夫每天晚上熬夜編三個副刊，白天眼中帶著紅絲，聲音沙啞地對著青訓班作朝會講話。日機不斷狂轟濫炸，郁達夫同隊員們一起穿梭於晉江會館、南洋師範學校、戰時工作團團部、青訓班駐地和學校之間。為了一心一意進行抗日救亡工作，他把13歲的兒子郁飛托朋友轉道送回國內，為的是再無後顧之憂。(郁達夫已於3月間同王映霞協議離婚)

　　1942年2月4日，日軍開始進攻新加坡，郁達夫與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渡海撤退到荷屬小島———蘇門答臘。他拎了兩隻手提箱，對同伴們苦笑著說：「又把萬卷藏書丟了，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風雨茅廬』的三萬卷書!」 他們到了望嘉麗對岸的保東村，他開始蓄須，學習印尼語，準備長期隱蔽。

　　1942年3月初，郁達夫與王紀元轉移到保東村附近的彭鶴嶺。他們開設了一個小雜貨店，以作掩護，郁達夫化名趙德清，任店主。

　　5月的一天，郁達夫到蘇門達臘西部高原小市鎮巴雅，同戰時工作團的幾個負責人會面，這裡距日本政監所只有33公里。他們化了裝，改了姓名和身份。他們討論如何在這個沒有日本駐軍的巴雅隱蔽下來，各找職業作掩護。此後，郁達夫化名走廉，租了一幢荷蘭人住過的別墅住下來，很像是個富商。他在這裡開起了趙豫記酒廠，很快出了「雙清」、「初戀」兩種酒。他們以此作掩護，潛伏下來暗暗做抗日工作。

　　郁達夫能講一口純正的日語，當時當地日本憲兵強迫郁達夫去當翻譯，他藉此暗中保護了不少仁人志士和華僑，印尼人，並獲悉了日本憲兵的許多罪行，這也是他後來招至殺身之禍的主要原因。郁達夫與日本人的親密關係曾一度讓群眾誤解，直到後來多次解釋才取得了華僑和印尼人的信賴，他同日本憲兵部和特務們表面上也常有往來，憲兵部的人也常到他家裡喝酒、聊天、借錢。

　　終於熬到日本投降了，從收音機裡聽到日本人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後，郁達夫很是高興，甚至召集當地華僑組織一個歡迎聯軍凱旋籌備委員會。但他還是很謹慎的，很少外出。不料在1945年8月29日晚8時左右，郁達夫正在家中和三位華僑閒談，來了個講印尼語的青年，說有事請郁達夫出來商談一下。郁達夫隨青年出去了幾分鐘，又回來對客人們說：「我出去一下就回來，你們請坐一下。」說完就出去了。甚至連衣服都沒換就穿著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但此後就沒有回來。他就這樣神秘地失蹤了。

　　後來，朋友們從棉蘭的聯軍總部獲悉，郁達夫已於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於武古丁宜的丹戎草岱荒野中，或是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推下後面的萬丈懸崖而亡。殉難時不到50歲。

　　1951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

　　實際上由於郁達夫的失蹤太過詭秘，關於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謎一般沒有解開。

　　目前，較為流行的一種說法緣於1946年8月8日，邵宗漢先生從棉蘭蘇門答臘聯軍總部情報處所獲取的消息。該消息證實，聯軍當局在日本戰犯口中得知郁達夫於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槍殺，同時被害者尚有歐人數名，遺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

　　然而，這一說法卻有個重大的疑點難以解釋，即有研究者曾翻閱棉蘭法庭的審訊記錄，卻完全尋覓不到有關郁達夫(趙廉)的蛛絲馬跡。如果此說成立，那麼郁達夫和同時遇害的幾位歐洲人的被埋地點也應該很清楚，可是，現在郁達夫的遺骸在整個東南亞都找不到，根本就沒有可靠的說法。

　　另外，關於郁達夫的失蹤還有幾種說法：

　　其一、可能死於幾個開小差的日本憲兵之手。這幾個憲兵平日裡無惡不作，聲名狼藉，而郁達夫對他們的行徑很 瞭解。當他們奉命綁架了郁達夫之後，害怕郁說出什麼對自己以後不利的話，便扼死了他。之後，直接參與殺害郁達夫的兩個憲兵便開了小差，從此下落不明。此說緣於日本研究郁達夫的專家鈴木正夫，由於鈴木正夫始終不願公開證據來源者的姓名，其說成為孤證，因而頗受置疑。

　　其二、可能死於印尼獨立軍之手。日軍投降以後，印尼共產黨領導的獨立運動風起雲湧，很多印尼共產黨人開始捕殺日軍和親日分子。由於郁達夫曾是日軍的翻譯，加上印尼獨立軍與華僑聯繫較少，並不知道郁的真實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將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獨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們殺害。

　　其三、可能由華僑朋友秘密掩護轉移。郁達夫在印尼華僑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爺公務的華僑組織幫助下秘密轉移，脫離了日軍所控制的範圍。鑒於當時複雜的社會形勢和閉塞的交通環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現意外。

　　其四、可能死於國民黨特務機關之手。這一說法緣於郁達夫本人對國民黨一直心存忌諱，他害怕國民黨某要員公報私仇，以他為日軍做「通譯」為借口殺害他。

　　但各種猜測並不足以消除一位日本學者心頭的疑慮。「郁達夫死於日本憲兵之手」的說法讓日本學者鈴木先生在感情上無法接受。可感情歸感情，為了澄清事實真相，鈴木先生前後費時二十餘年，多次進行實地考察，尋訪了不下一百個曾在南洋與郁達夫有過關涉的當事人和知情者，並且翻閱了大量的有關歷史檔案和文字材料，最後作出結論：郁達夫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被日本憲兵秘密綁架，當夜或次日凌晨被害。

　　鈴木先生在前言中寫道 「作為一個日本人，一個私淑郁達夫作品的讀者，懷著安撫和告慰怨魂的心念，我打算寫下這一切。」

　　「本書是對郁達夫由新加坡到蘇門答臘，以及在那裡的隱匿生活，直至失蹤的真相，所作的解釋說明和匯總。」

　　「另外，還想弄清中國知識分子，在日軍佔領下，是如何來處置自己的生命的，這也是本書的意圖所在。」

　　很明顯，鈴木先生並不想使自己的工作僅僅停留在匯總資料、解釋事實的層面之上，他還試圖經由郁達夫進而探究中國知識分子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的特定處世方式和歷史心態。 我非常欽佩鈴木先生始終如一的探求追索精神以及對事物的深層思考。其實重新審視和反省我們在迫人瘋狂的環境下的特殊心態是歷史本身遺留給我們的使命，這不僅是某個人的事，也是一個民族，甚至是全人類的事，它將有助於我們認清存在於人類心靈中猥瑣和卑劣的一面，以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從這一層意義看，達夫之死不只是個人事件，同時它也是一樁歷史事件。對我們而言，需要的遠不只是某種暖味的慰藉，相反該是對歷史深切的反思才是。

　　後記：

　　郁達夫早已就這樣離去，可是五六十年後中國新一代的我們再來回味，品論他的生命歷程時依舊可以深深感受到他那顆拳拳愛國心而觸動。

　　電影《夏洛特的網》裡說生命是一個自然的輪迴，當時候到了，人們就死去。可是只要你過了一個有價值的人生，死得有價值，已無憾矣!

　　誠然!郁達夫應該沒什麼遺憾了吧。

　　歷史將牢記郁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