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軍為何四個月丟掉東北:東北軍內部派系嚴重
1931年9月18日晚9時,日軍在南滿鐵路柳條溝附近實施爆破並嫁禍給東北軍,接著對北大營展開攻擊。
北大營駐軍倉促應戰,指揮混亂,又受不抵抗命令之限制,部隊在遭遇重大傷亡之後被迫突圍,僅獨立第七旅就"死亡官長5員,士兵夫144名,負傷官長14名,士兵夫172名,統計共傷亡官兵夫335名,士兵失蹤不明者483名",日軍僅死亡2人,傷23人。
19日凌晨日軍又向瀋陽城進犯,瀋陽城內軍警因接到不抵抗命令,只有部分軍警進行自發性的抵抗,日軍佔據瀋陽城的過程中幾無傷亡,收穫卻驚人至極。僅在瀋陽兵工廠就劫去各類步槍近萬枝、各類機槍2500餘挺、各類炮近600門,還有數量驚人的槍炮彈,東北空軍新舊飛機260餘架全為日軍劫獲。
在19日3時,日軍又向長春發起進攻,雖然長春守軍同樣是睡夢中遭到突襲,但由於距離東北軍指揮中心較遠,受不抵抗命令影響較小,各部官兵敢於自發應戰,反而給日軍相當傷亡,終因倉促應戰,各自為戰,大部最終被迫拋棄陣地裝備突圍而走。
據日軍統計,在長春附近的戰鬥,日軍戰死軍官2人,士兵63人,負傷軍官3人,士兵73人,共計傷亡142人。
日軍同時還向營口、安東、鳳城等攻擊,則未受到實質性質的抵抗,僅19日一天,除瀋陽、長春之外,日軍攻取的城市尚有、營口、田莊台、蓋平、復縣、大石橋、海城、遼陽、鞍山、鐵嶺、開原、昌圖、四平街、公主嶺以及安東、鳳凰城、本溪、本溪湖、撫順、溝幫子。
這就是著名的"918"事變,在一周之內遼吉大部淪陷,四月內東北全境淪陷。日軍最初僅出動一個不滿編的第2師團、鐵路守備隊、獨立守備隊共約1萬兵力,後來增兵1個師團司令部、2個混成旅,以小得出奇的代價就佔據了全東北。可以說,這是中國近代史至為慘痛的一幕。
以往回首這段往事,人們更多地將問題焦點集中在誰下的"不抵抗命令"。雖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但日軍入侵事關民族大義,為何東北軍這個偌大團體裡鮮有部隊能在第一時間挺身而出,成建制組織抵抗?
或許我們更應探討當時東北軍內部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以至關外各部大軍短時間內土崩瓦解,把大好山河拱手付與他人。
誰下的不抵抗命令?這一問題曾圍繞著張學良與蔣介石兩個「把兄弟」。
助蔣一臂之力,東北軍第四次入關
但凡一個集團的土崩瓦解,多半與戰線過長,東北軍亦不例外,而九一八的悲劇恰恰與另一個九一八大有關係。
1930年9月,持續數月之久的中原大戰向有利蔣軍方面發展,馮玉祥、閻錫山聯軍接連失利。
張學良見戰局漸趨明朗,又受蔣介石高官厚祿與華北地盤的誘惑,不顧元老重臣反對,於1930年9月18日發表了武裝調停中原大戰的"巧電",同時命令東北軍以六個步兵旅、三個騎兵旅共7萬人編成東北邊防軍兩個軍準備入關,這是東北軍第四次歷史上入關作戰。
東北軍以往三次入關,雖然有若干收穫,但總體來說最終都是戰線過長往往損兵折將,狼狽撤出關外,1930年又是中日關係風雲緊急之際,東北軍入關作戰更是潛伏著危機。因此張學良對此頗為擔心,在入關作戰前他對於學忠交代:"東北以往三次入關,聲名均很不佳,尤其以張景惠率領那次軍紀最壞。這次是第四次入關,一切事我都交付給你啊。你要往漂亮去做。"而於學忠按照張學良的指示,決定只接收河北、察哈爾與北平、天津兩市,同時採取一槍不放和平接收的策略。
按照這一方針,9月20日東北軍開始入關,當面晉軍自動移防,東北軍不放一槍就控制河北、察哈爾兩省與平津兩市,張學良與東北軍集團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頂峰。
此時的張學良,不但收穫了兩省兩市地盤,而且"北方軍事善後,完全交張學良主辦",收編原晉軍與西北軍舊部五個軍,大體上控制了整個北方,並於31年4月在北平正式成立陸海空軍司令,其職權為代理陸海空軍總司令執行冀、晉、察、綏、遼、吉、黑、熱八省軍事問題(管轄範圍尚包括北平、天津、青島三特別市)。
至於在張在國民政府與國民黨內也處於事實上的第二號人物,其時"蔣張"並稱,正是張學良一生之中最得意飛揚的時刻。
東北軍入關使蔣介石徹底贏得中原大戰勝利,也讓張學良成為國民政府二號人物。
但是收穫華北地盤的同時,也令張學良無瑕顧及東北這個基本盤,原本按照張學良的規劃,準備用2/3時間駐瀋陽,1/3時間駐天津,但入關以後諸事纏身,分身無術,只能長駐北平。
自1930年10月9日張學良在北平就職陸海軍副司令之後,相隔四月直至31年2月方回沈一次,31年4月又回沈一次,5月離沈以後便是再也沒有回沈的機會。
非但如此,東北軍入關動用的六個步兵旅、三個騎兵旅共7萬人皆是東北軍野戰精銳,裝備最好,戰力最強,這批部隊入關大大削弱了東北軍在關外的實力。
華北局勢多變,尤其是石友三部向來不穩,成為東北軍的巨大威脅。
石友三素有"倒戈將軍"之名,反覆無常,1926年-1931年先後倒戈6次,在中原大戰之後藉機佔據了河北南部與河南北部,擁兵約6萬人,實力甚強,並於1931年7月18日正式通電討張,大舉向東北軍進攻。
張學良不得不把更多的部隊調入關內,1931年6月12日,東北軍外抽調步兵3旅,炮兵2旅,工兵1營入關,6月19日將張作舟25旅調往張家口,6月28日又抽調第19旅孫德荃、第29旅王永盛入關。至918事變前,東北軍在關內兵力多達11.5萬人。
而關外之東北軍,根據張學良1932年對國聯調查團所言,"9月18日事變之時,其軍隊在關外者,包括非戰鬥員,計駐遼寧者6萬人,駐吉林者11萬人,駐黑龍江者5萬人,共計19萬人"。
雖然關外東北軍兵力表面多於關內,但是入關者皆為野戰精銳,在關外者多為守備性質之弱旅,戰鬥力不強,故日軍敢以區區一萬兵力悍然發動918事變。
歷史充滿著偶然,「倒戈將軍」石友三在1931年7月18日反叛,將張學良牽扯在北京,不能不說這是東北軍在九一八事變中崩盤的原因之一。1940年12月1日,石友三企圖投向日軍,被其結義兄弟、部下、新8軍軍長高樹勳逮捕,活埋於黃河岸邊,終獲應有下場。
東北軍內部文恬武嬉,無法發揮戰鬥力
伴隨著張學良長駐北平,事實上在瀋陽之外形成事實上的第二個軍政中心,而張既長駐北平,只能在千里之外遙控指揮,918爆發之時,張學良尚忙於欣賞京劇,而東北三省軍政大員面對戰雲密佈的情況,也是一片文恬武嬉景象。
在瀋陽的東北邊防代司令、參謀長榮臻9月17日正為其父作壽,18日尚"興猶未消,仍忙於家中應酬賓客,門前汽車很多。賓客盈門,……香煙繚繞,燈燭交輝,頗極一時之盛,"自然無瑕顧及軍政大事。
而吉林省主席兼東北邊防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則在錦州小嶺子為父治喪,吉省事務交由熙洽代理,以致鑄成大錯。黑龍江省主席、東北邊防副司令萬福麟同樣身在北平,事務交由其子萬國賓代理。
不但東北三省的軍政長官全部不在其位,就連許多軍政要員也不在其位,如東三省兵工廠總辦米春霖和代理航空司令張煥相身在北平,一旦生變,自然無從應對,只能任由日軍魚肉。
高級長官既然看戲的看戲,做壽的做壽,奔喪的奔喪,文武官員自然上行下效。
獨立第七旅作為對日一線部隊,向有不許在外歸宿的規定,但是918當夜,旅長王以哲不在軍中,激戰一夜,始終未回軍中,更談不上實施有效指揮,而三個團長,何立中在北平出差,張士賢當晚回家未歸,王鐵漢等炮聲響起來才臨時趕回軍中,軍中只有參謀長趙鎮藩在"看堆兒",全旅幾無準備,自然在日軍攻擊之下倉促潰走。
獨立第7旅旅長王以哲事變當晚並沒有在軍中。
更可悲的是,在獨立第7旅潰敗之際,在瀋陽城內用電報電話指揮的遼寧省長臧式毅還以為"快到拂曉了,他們的演習也該結束了。"而日軍在進攻長春南嶺的戰鬥過程中,炮兵團首先遭受日軍突襲,在倉促之間展開激戰,步兵團竟然隔岸觀火,待日軍擊破炮兵團之後再從容轉攻步兵團。
日軍事後不得驚呼:"步兵營位於炮兵營南方,有兵員三千。東方與機關兵營和迫擊炮營相接。當我軍進攻炮兵營時,步兵營猶如隔岸觀火,對我軍未採取任何行動,對於我軍的進攻極為有利。中國軍隊這一獨特的背信棄義,不禁令人瞠目結舌。"而據中方記載"日軍向南嶺發動襲擊時,兩個團長都不在團部","我南嶺和二道溝駐軍事先毫無戒備,當時都安然進入夢鄉。及至哨兵發覺得到報告時,日軍已逼近營房。
二道溝駐軍步兵傅冠軍營長,得到哨兵報告還不相信,竟打開門燈向外張望,恰好給包圍在牆外的日軍找到瞄準的目標,槍聲響處傅營長受重傷,同時陣亡連附一人,傷亡士兵數十人。營長既傷,所部就亂成一團……以致遭到大量殺傷。"
而日軍又記載"據說在南嶺曾發生這樣的事情。當晚,旅長李桂林偕心腹某團長(可能是步兵團長)在妾的家中打麻將。聽說日本軍來襲,由於他一向輕視皇軍,因而遲遲不曾起身。後來聽說步兵團已經危機,他立即逃走,恐怕步兵團長也和他一起逃走了。"南嶺、寬嶺子戰鬥是日軍初期遭受抵抗最激烈、傷亡最大的一次戰鬥,但指揮依然這般如同兒戲,而這樣的指揮,部隊又如何能發揮戰鬥力,故日軍可以長驅直入,席捲東北。
東北軍軍紀鬆弛是日軍能輕易成功的關鍵原因。
政權勢如雪崩,各部多自行其是,形不成統一指揮
東北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封建軍事集團,以軍權為核心,政治依附於軍權,政治建設十分脆弱,以至於失去武力支持之後,政權就立時雪崩。
918以後日軍在短期之內分兵四出,到處攻城略地,下面以《"九·一八"後國難痛史》所記載的日軍佔領鳳城為例:
"十九日夜二時許,日軍即行起包圍……於是上午七時,始長驅直入縣城,更將遼寧步兵第一團團部、二營營部、五連、七連、八連及機槍炮營、公安局、公安大隊部、縣政府等各機關,悉數包圍。我方將校士卒、機關以及全城民眾,均在夢中,以致佔領縣城如探囊取物也。
日軍既佔領縣城,乃召集步兵一團長長姜全我、公安局長張益三、代理縣長李科長,於西箭亭子地方,迫脅繳獲。姜全我平日為親日者,至此當無話說,張益三固以感難於應付,遂分別傳諭,並飭差牟皆同日軍,起始繳械。"鳳城縣城尚有大批步兵駐守,日軍進駐尚且如同探囊取物,不費吹灰之力,而且其餘諸縣往往只有警隊駐守,日軍更是有若反掌觀紋,幾乎不費一槍一彈,在918之後的一周之間,日軍已經攻城30城,佔領鐵路12條,控制了遼吉兩省大部,並開始組建日偽政權向日軍提供支援。
而中國方面,自瀋陽失守之後,遼寧省政府被迫解體,9月22日張學良命令在錦州設立東北邊防軍長官行署與遼寧省行署,以張作相代理邊防軍司令長官,米春霖代理遼寧省政府,25日,撤至北平的原省政府部分人員在省警備處長黃顯聲帶領下抵達錦州,27日省政府行署開始辦公,隨後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抵達錦州。
但錦州兩署純屬權宜之計,張作相、榮臻極少理事,米春霖多居天津,實際主持兩署工作的黃顯聲僅為警備處長,僅能控制公安騎兵總隊,因此在兩署其存在三個月的時間之內,雖曾組織抗日義勇軍,但活動範圍不大,難以起到到大的作用。
至於吉林自從熙洽率眾投敵,一直處於群龍無首的處境,直至11月12日,才由允誠重新組織吉林省臨時政府,但是由於李振聲等軍政要人的反對,不得已將省政府建於賓縣,省府委員隨誠允赴任者只有王之佑一人,而王也只在賓縣住了一個多星期,就返回哈爾濱不再返回,民政廳長、省府秘書長等又相繼辭職,這一省政府實際未發揮大的作用,日軍攻佔哈爾濱後,誠允不得不撤出賓縣,這一臨時省政府也不復存在。
熙洽當時代理東北邊防軍駐吉林副司令官,是首名投敵的東北軍高級將領。
黑龍江省政府稍好一些,萬福麟其時駐平未歸,省政握在其子萬國賓之手,但萬國賓是個年輕公子,不但素無威望,而且不堪大任,黑龍江不得不請示北平,9月24日萬福麟復電,"黑省軍事暫由警務處長竇聯芳負責照料,參謀長謝珂副之",但竇聯芳與萬國賓一樣畏敵如虎,只有參謀長謝珂尚能處理軍務。
作為副指揮的謝珂尚能指揮黑省部隊在江橋作戰,一度擊退了漢奸張海鵬部的進攻,並邀請馬占山抵達齊齊哈爾擔任黑龍江省代主席,遂有江橋之戰,一度創造了東北抗戰的小陽春,但是伴隨馬占山在次年2月附日,這一小陽春遂不復存在。
1932年4月間,馬占山出走黑河再次舉起抗日義旗,重新組織黑龍江政府與黑龍江抗日救國軍總司令部。但隨其到齊齊哈爾投敵的舊部多數均未響應,實力較強的騎兵第8旅程志遠也投降日寇,因此馬占山聲勢不再,省政府的活動範圍大為縮小,只能在苦撐危局,於當年12月退入蘇聯。
日軍在很短時間就組建起了供其驅使效命的偽政權,而東北軍內部卻沒有統一的政權組織,各行其是,只有若干互不隸屬的武力集團各自為戰,形如散沙,甚至互相火並,自然可以被日軍逐一擊破。
謝珂將軍的決心抵抗令日軍一度止步於江橋。
內部矛盾早已令東北軍上下離心
東北軍從表面上是以張氏父子為核心,實則內部存在不同的派系。張作霖時代,奉軍大致有元老派、士官派、陸大派之分,在二次直奉戰爭之後,三派矛盾激化,屬於陸士派的郭松齡由於功高不賞,而元老派出力最少地盤最多,陸大派又對士官派長期進行壓制,斷然起兵反奉,郭松齡雖然反奉失敗,但是東北軍內部的派系紛爭依然沒有停息,尤其是張學良接掌東北軍大權之後,又與部分權臣元老發生了激烈紛爭。
在東北易幟問題上,"老一輩的顯要人物都表示百分之百的不贊成,或者說都把這種急劇轉變看做是一種危險",其中以楊宇霆與常蔭槐表現最為激烈。
楊宇霆在東北軍這個團體內部極具威信,視張學良為小兒,張學良曾在殺楊之後給其夫人的書信談及"弟受任半載以來,費盡苦心,百方勸導,倩人轉達。欲其稍加收斂,勿過跋扈,公事或私人營業,不必一人包辦壟斷。不期驕亂性成,日甚一日。毫無悔改之心。"
張學良初承父業,主少國疑,又被楊常視為無物,自然有殺楊常立威之心,1929年1月10日,張學良斷然於大帥府老虎廳槍殺楊宇霆與常蔭槐。
楊常事件以後,東北軍內部局勢又是一變,張學良從表面上樹立起絕對優勢,並不斷提拔新銳親信在東北軍擔當重要位置。
如王以哲就是一例,1922年進入張學良組建的教導隊,不過是一個教導隊第一期中尉連副,而1928年已經成為中將師長,到918事變之後的1931年底,王已經提拔為67軍軍長,前後只有10年時間。
而老派人物就不斷受到貶斥,大多淡出權力核心,即使是仍處於權力核心的張作相仍然與張學良有著相當矛盾,中共在1929年的一份報告就指出"統治階級的內部有許多的衝突,新派(張學良)舊派(張作相)之爭潮,就表現了軍閥內部的矛盾……"
楊宇霆血濺老虎廳令東北軍上下離心、萬馬齊喑。
這種局面在平時尚可維持,一旦發生劇變,張學良通過殺戮建立的威信就蕩然無存,對東北軍失去有效控制,各部各行其是,率部投敵者屢見不鮮。
試舉一例,在洮南鎮守使張海鵬為投敵召開的支隊長會議上,徐景隆、鵬飛、劉茂義、傅銘勳等一些軍官猶豫不決,甚至還有人反對,張海鵬拍案大叫:"你們都跟我當了大官,現在有事都不肯幹,好!瞧姓張的小子自己去幹。"這時參謀長李盛唐在一旁助紂為虐,憤然地說:"我們受張家父子這些年的壓制,現在不幹,還等什麼時候!?"於是徐景隆、鵬飛等給張海鵬跪下賠罪,就任他的意思去做了。
張海鵬投敵經過可見通過過激手段建立起來的威信是何等脆弱,甚至於關健時刻引發激變的反作用,實際抗日陣營之中,同樣因為派系矛盾導致號令不行各行其是,前述允誠組織之吉林臨時政府即是一例。
而南嶺、寬嶺子戰鬥步炮兩團不能協同坐以待斃,據日軍稱也與派系鬥爭有關,"李旅長原是東北邊防副司令張作相的部下,但他更是張學良的親信,步兵團長又是李桂森的直屬部下,而炮兵團長穆純昌則是張作相的嫡系,因此兩人始終不能積極合作,結果一旦有事便被皇軍所擊破。"在這種情況下,整個東北軍政自然處於土崩瓦解的局面,洮遼鎮守使張海鵬、吉林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張景惠、延吉鎮守使兼獨立27旅旅長吉興、東邊鎮守使兼遼寧省防軍第1旅旅長於芷山、獨立騎兵第8旅長程志遠(曾參加江橋抗戰)、獨立騎兵第7旅常堯臣、獨立第21旅長趙芷香、獨立第23旅長李桂林等紛紛率部投敵。
張景惠是張作霖的結義兄弟,對老張甚至有知遇之恩,但九一八事變後的緊要關頭他卻離張學良而去。
據國聯調查:"其中駐遼寧之軍隊,約有五萬左右撤入關內,所剩留關外者有十四萬人,據日本當局所述,現在關外軍隊之數為十一萬人,八萬人已加入滿洲國軍,三萬人則在吉林之東北,抗禦日軍及滿洲國軍隊,約有二萬人或已加入所謂義勇軍"。
雖然雙方數字略有差異,但大致吻合,可知滯留關外的十四萬東北軍約有8萬投敵,1932年初期偽滿洲國軍不過8.5萬人,而舊東北軍竟達8萬之眾,這8萬舊東北軍不但參加對日作戰,反而助紂為虐,成為日帝幫兇,加劇東北淪陷,這自然與張學良不能妥善處理東北軍內部關係大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