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秘密申請離婚:因鄧穎超去上海不進他家門?
1973年9月,周恩來陪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鄧穎超也來了。鄧穎超到康平路大院進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還進了徐景賢家,卻偏偏沒進張春橋家。這可非同小可,大院裡連小孩子都在議論。一連幾天,文靜都關著門。張春橋深知文靜的歷史是他仕途的「攔路虎」,要想再「進步」,必須堅決繞開。
張春橋的妻子文靜(李淑芳),1916年生,皮膚較黑,短髮,戴淺黃色眼鏡,女學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讀書時加入共青團,抗戰爆發後入黨,1942年到晉察冀根據地黨校學習,1943年被分配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任宣傳幹事。她常給《晉察冀日報》投稿,字很好,由此認識了張春橋。戀愛時,張春橋26歲,李淑芳27歲。
「文革」初,有人散佈張春橋是叛徒。張春橋生氣地說,我從來沒有被捕,怎麼會是叛徒?今後要是聽到誰再講這種話,我就不客氣了!他把煙頭往煙灰缸裡使勁一按,一字一句地說,老實說,我只要小指頭一點,你就要完蛋!張春橋如此之硬,但一說到妻子就嘴軟了。李淑芳在1943年日軍大「掃蕩」時被捕,押到石家莊後叛變,進宣傳班寫反動宣傳品,並參加反動廣播和宣傳演出。後來,時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與李淑芳聯繫上,安排她進報社當編輯,改名文靜。抗戰勝利後,他們在張家口結婚。文靜沒有交代其叛變行為,但卻很快被組織上掌握。雖經反覆審查,但礙著張春橋的面子,文靜還是被安排在上海市委辦公廳工作。
張春橋背靠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這棵「大樹」,他的文章又得到毛澤東賞識,因此官運亨通,一路攀升。從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軍代表、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解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市委常委、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文革」前當上了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是張春橋點燃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雖由姚文元執筆,但卻是張春橋和江青在幕後策劃,江青水平不高,「智囊」還是張春橋。在揭發劉少奇派工作組和上海「一月奪權風暴」中,張春橋都立有「大功」,要不怎麼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寶座上呢?文靜搖身一變,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無職卻有權,於是,她不再隱姓埋名,開始頻頻露臉。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張春橋的浪潮。大字報揭露文靜是叛徒。雖然文靜早被宣佈為叛徒,卻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組織系統的幾個負責人,偷偷調閱了文靜的歷史檔案。張春橋盛怒之下,撤掉了他們的職務,並當場把文靜的檔案鎖進市委的鐵皮箱,貼上封條。儘管如此,文靜的叛徒問題還是不斷外洩。外地一名女幹部供出當年和文靜一起叛變投敵的事,要當面對質。外調材料到了張春橋手裡,張春橋臉脹得通紅,沉默了半天,說不見了吧,把外調材料退回去。從此,張春橋嚴令文靜不要把手伸進市委。雖然文靜暗地裡還想插手,但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等人心中有數,對她都敬而遠之。
中共九大後,張春橋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後,文靜從上海的公眾場合徹底消失。
1973年9月,周恩來陪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鄧穎超也來了。鄧穎超到康平路大院進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還進了徐景賢家,卻偏偏沒進張春橋家。這可非同小可,大院裡連小孩子都在議論。一連幾天,文靜都關著門。張春橋深知文靜的歷史是他仕途的「攔路虎」,要想再「進步」,必須堅決繞開。
以後,文靜的歷史問題,就成了張春橋的一塊「心病」。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一個造反派頭頭想討好張春橋,說張夫人可以作為市革命委員會的候選人。張春橋勃然大怒,當場痛罵,你這種人算什麼造反派?我們共產黨從來就不搞夫貴妻榮!做了誰的老婆就可以當委員,這完全是封建主義和國民黨的做法,哪裡像個無產階級革命派!造反派頭頭莫名其妙,拍馬屁怎麼拍到了馬蹄子上?徐景賢明白,張春橋打算與文靜一刀兩斷了。
其實張春橋的家庭生活還算融洽,文靜給張春橋生了四個孩子,三女一男。張春橋愛抽煙,也喜歡喝酒,文靜也抽煙喝酒陪著他。張春橋夜間工作時,文靜通知廚師做夜餐。張春橋決定與文靜保持距離,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九一三」事件後,從王維國(上海空四軍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那裡搜查出文靜的大量材料。1972年秋,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後,沒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上海興國路招待所。
1973年9月,周恩來陪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鄧穎超也來了。鄧穎超到康平路大院進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還進了徐景賢家,卻偏偏沒進張春橋家。這可非同小可,大院裡連小孩子都在議論。一連幾天,文靜都關著門。
過了一段時間,王洪文陪外賓到上海,找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密談。王洪文說,我這次來,專門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春橋同志決定離婚了。這件事他本來早就想解決,因為中央不斷有事,所以拖了下來。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靜那裡,春橋同志自己會告訴。考慮到影響,這個消息不必對外宣佈。
張春橋深知文靜的歷史是他仕途的「攔路虎」,要想再「進步」,必須堅決繞開。在場的幾個人都感到意外。馬天水首先說,是不是有這個必要?王秀珍與文靜關係密切,表示惋惜。徐景賢沉默片刻,認為鄧穎超的來訪促使了張春橋離婚,就說,我尊重春橋同志的意見。王洪文苦笑,說這件事已經定了,春橋同志的考慮有道理,什麼原因你們也瞭解,我就不多說了。文靜曾經提出,離婚以後她從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個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暫時不必動了,文靜仍舊住在康平路,這裡是她和孩子們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些。當然,春橋同志今後到上海不會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後孩子們要看父親,可以直接去北京……
中共十大預備會議上,張春橋飛黃騰達,毛澤東提議張春橋擔任十大主席團秘書長。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張春橋當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來,鄧小平任總參謀長,毛澤東讓張春橋擔任總政治部主任。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鄧小平是第一副總理,張春橋是第二副總理。
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個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調到中央後,妻子崔根娣和孩子們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靜從來沒有去過北京。1976年,上海方面邀請張春橋回來。張春橋說,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對上海的情況缺乏感性的瞭解,越來越沒有發言權了!可是,這裡也確實忙,中央的事,國務院的事,再加上總政那一攤子,真是忙不過來……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張春橋沒有再回過上海一次。
1973年9月,周恩來陪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鄧穎超也來了。鄧穎超到康平路大院進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還進了徐景賢家,卻偏偏沒進張春橋家。這可非同小可,大院裡連小孩子都在議論。一連幾天,文靜都關著門。張春橋深知文靜的歷史是他仕途的「攔路虎」,要想再「進步」,必須堅決繞開。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鄧」的打招呼會。會後,張春橋把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叫到釣魚台九號樓長談。釣魚台九號樓是張春橋的住所,樸素簡單。因為來的都是親信,不用遮著藏著。先談三個大問題:一是痛罵鄧小平,二是議論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張春橋叮囑上海方面今後要注意的幾種傾向。談話快結束時,張春橋似乎不經意地說,我這裡需要一個秘書,你們看看上海有沒有合適的人?這個問題有些突然,張春橋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書,用不著了呀。徐景賢想,他大概是對北京的秘書不太滿意,所以想另找一個男秘書吧。回到上海後,他們選了三個男的,報送張春橋。
5月16日,上海方面慶祝「文化大革命」發動十週年,徐景賢收到張春橋寄來的一封密信。
徐景賢剪開信封,拿出一張白色道林信紙。
景賢同志: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祝好,春橋。
信紙下方還有一行小字,「請閱後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原來張春橋不是找秘書,而是找「伴」。
踏破鐵鞋無覓處,上海市文教系統某機關開會,「她」的發言引起徐景賢的注意。這位「她」,口齒清楚,條理分明,言辭敏捷,有獨到見解,但又不張揚。徐景賢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向張春橋推薦,得到張春橋認可後再攤牌。
然而此後幾個月,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毛澤東病危、唐山大地震、毛澤東逝世,徐景賢雖然到過北京,但卻始終沒有機會與張春橋從容長談。9月21日,徐景賢給張春橋打電話,約在下午面談。兩人在交談中,談到了「她」的情況,張表示可以考慮。
10月1日,徐景賢通過有關部門,調來「她」的人事檔案。為避免猜疑,還同時調了另外三四份檔案。
10月6日上午,徐景賢把「她」的檔案裝進大信封,寫上中央辦公廳張春橋同志親啟,密封後交市委機要交通員直送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員每天要搭航班直飛北京。然而就在當晚,張春橋被捕。
1981年1月,張春橋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後改為無期徒刑,20多年後獲釋。因為當年和文靜離婚雖經中央批准,但沒有公開,所以張春橋出獄後仍和文靜共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