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選舞，1923年生，1946年進入南京《中央日報》擔任記者和駐台北特派員。龔選舞親歷了很多歷史關鍵時刻，如胡宗南進攻延安，他是首批親歷的記者。《一九四九國府垮台前夕》(龔選舞著，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記敘了龔選舞眼中，民國政府如何在兩年之內急速由盛轉衰，被經濟拖垮、被共產黨打垮、也被學潮鬧垮的過程。

　　大約是1979年的一個夏日，在紐約一家僑報裡，當我編完了一天的報，正準備出門散步舒展筋骨之際，一位澳洲青年學人突然來訪。由於彼此素昧平生，初時我不免有點驚詫，許是他看出我表情有異，巧笑著打開了他一口的京片子：「龔先生，我不遠千里而來，主要目的便是和您談談周作人先生。據我所知，當年在南京採訪過周先生受審經過的只有您和中央社的沈宗琳先生。不久前，我曾在台北見到沈先生，他說您對這段經過知道得更為清楚，因此，我才趕到美國來拜訪您老……」

　　「為什麼你對周先生的事如此專注呢?」我打斷了他的話頭，問了一句。

　　「因為我正在研究中國文學，所選的博士論文題目也正好是周作人的散文研究。不幸周先生已經故世一十二年，因此，許多有關他老人家的事跡，我只好分別就教於他一生各階段中認識他的各位了。」他誠摯地說。

　　文人雅士何以成漢奸

　　聽到這位年輕人的解釋，一時，我不禁跌進了往日回憶。記得那該是1946年夏末或是秋初，當時我從牯嶺夏都採訪歸來，報社鑒於我在大學專攻法律，特別指派我負責審理漢奸的新聞採訪。當時京滬各報採訪組人少事多，未把審奸新聞列為優先採訪對象，所以除了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等巨奸大惡的審判及處決特別引人注意之外，其餘如王蔭泰、江亢虎、周作人，甚至有「老牌漢奸」之稱的殷汝耕的審理，都草草率率近乎虛應故事。猶憶在後一類的審理中，一切過程總是那樣平平板板，死氣沉沉。通常，負責控訴的檢察官在有氣無力地宣示千篇一律的起訴要旨之後，即行離席他去，而在審判長照例訊問被告姓名年籍及犯案情節之際，兩位陪審推事也多在公案中翻閱其他案件，只有可憐的書記官坐在一旁，奮筆疾書地記錄下全部案情。

　　在這些不太引人注意的審判中，旁聽記者席上，也多半只有沈宗琳兄、《朝報》的繆雋和我三人。不久，身任中央社編輯部副主任穩握編輯部大權的宗琳兄晚間事忙，白天無法自始至終聽審，而繆兄也改而任職法庭，因此記者席上有時便只剩下我孤家一人，這大約就是宗琳老哥認為我對周案「知道得更為清楚」之故吧。

　　人的腦筋就是這樣靈敏，想了這許多，其實不過剎那光景。這天，很快地回過頭來，我便問那位遠道來訪的博士候選人究竟想知道一些什麼東西?

　　「首先，我想請教你，周先生是否非常優雅、飄逸?」他急切地問。

　　這真是個絕好問題，一個人在讀了周作人這位散文大家的《永日集》、《秉燈談》、《苦茶隨筆》、《雨天的書》和《苦竹雜記》之餘，對這位苦茶齋主抒發性靈、表現閒適的筆鋒，必有所感，從而也都認為他是淡泊的隱士。

　　無論怎樣說，周作人都算得上是「五四」以來的一位著名文藝理論家和散文大家，可是那位澳洲人卻追問了一句：這樣的文人雅士，怎會落水去做人所不齒的漢奸?

　　這位因我失去他的名片，再也記不起名姓的澳洲人，自然也是這種想法。可是，我們的週二先生是否真的飄逸、恬淡，卻似乎有著問題。

　　我在南京首都法院看見的那位穿著夏布長衫、通身潔白不染的周作人，在剃掉日式鬍子、戴上副沒邊眼鏡，確實有幾分書卷氣，但是和他的老哥魯迅一樣，那黑黑的兩道濃眉以及一副橫肉面龐上突起的巨鼻，怎樣說也就少卻那眉清目秀、體態清瘦的江南特有的書生味!當然，在庭上他輕言細語、舉止有度，的確強過了周佛海的輕狂、丁默村的畏縮，但是真要說他是淡雅飄逸，卻只有在他的早期散文或新詩集子之內去找了。

　　不過，無論怎樣說，周都算得上是「五四」以來的一位著名文藝理論家和散文大家，可是那位澳洲人卻追問了一句：這樣的文人雅士，怎會落水去做人所不齒的漢奸?

　　苦茶齋主自傷身世

　　對此一問，當日我實在提不出一個讓他滿意的答覆，我只約略回答說：第一，周早年留學日本，而且娶了一個日本太太，對日本人和日本風物，不免有著愛好。第二，七七抗戰開始，周說他以家累未及自北平南遷，在奉命留守北大校園後，又因備受日方逼迫，且被日方派人打了一槍，乃不免逐步墮落，自偽北大圖書館館長，終於出任了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教育總署督辦。記得周在被審之際，在庭上自辯，說是原以為盧溝橋事變不過是中日在華北的又一次地方衝突事件，不久即可解決，因此才留在北平沒走。

　　接下去，我們又談到周作人在北平被捕、南京受審，以及在老虎橋監獄作囚的一些細節。

　　周在1939年元旦被日人遣凶刺殺，子彈被紐扣所擋，傷而未死。不久，先被偽華北臨時政府教育部總長湯爾和任為偽北大圖書館館長，旋改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1940年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南京登場開鑼，偽華北臨時政府改組縮小為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湯續任該會教育總署督辦。同年十一月，湯病死，周即繼任督辦偽職，後因群奸爭權奪利，周連戰無力，漸落下風。日方也對其多有不滿，於是督辦與文學院長兼職一併都被免去，改任個偽「華北政委會咨詢會議委員」虛職，雖然只領些車馬費，但仍能過著昔日擔任實職時的闊綽生活。

　　及抗戰勝利，周先以漢奸罪在北平被捕，次年，與王蔭泰、汪時璟等一起被押南下，同被羈押在南京老虎橋「良」字號監房(當時監禁群奸監房，分別命名為「溫」、「良」、「恭」、「儉」、「讓」，但一般人則戲稱之為「忠」字監所)，槍決人犯刑場，亦設在獄內東邊靠牆草地，執行人犯時，被囚諸人都可清晰聽到槍聲。

　　無論怎樣說，周作人都算得上是「五四」以來的一位著名文藝理論家和散文大家，可是那位澳洲人卻追問了一句：這樣的文人雅士，怎會落水去做人所不齒的漢奸?

　　周受審較遲，偽宣傳部長林柏生1946年10月在監內刑場處死時，周親聞槍聲，一面寄予同情，一面自傷身世。曾賦題為《感逝詩》七絕一首哀之。詩云：

　　當世不聞原庾信，今朝又報殺陳琳。後園慟哭悲涼甚，領取偷兒一片心。

　　詩後附以跋云：「林石泉(柏生筆名)同室有外役余九信，聞石泉死耗，在園中大哭。餘年十九歲，以竊盜判徒刑三月。十月十四日作。」

　　從這首詩的含義，人們很清楚可以看出周作人對失足落水一事，不僅毫無悔意，對國家肅奸正當處置也多有怨懟。

　　周賦此詩前，國府方以漢奸罪先後判處偽中央組織部長梅思平及偽中央宣傳部長林柏生死刑，並次第在老虎橋監獄刑場執行。周粗據史籍，妄以頗具文才之梅、林與文學大家之庾、陳相比，究其意似以為庾、陳雖「變節」改事北朝及曹操，但新主仍愛其文才，不惟不加殺戮，且多加寵用，而梅、林則未能有此幸運。實則庾子山原以奉使被留，殊非變節投敵，觀其所作《哀江南賦》，一心仍以南朝故國為念。至於陳孔璋雖歷事何進、袁紹、曹操，但何、袁、曹等俱屬東漢大臣，而孔璋先後仍充漢官，亦不能視為叛國也。乃作人不明此中分際，徒以己身與梅、林俱屬一丘之貉故，竟胡亂引經據典，代其呼冤脫罪。究其意，當亦在求為其本人開脫耳!

　　那天，我曾以此意面告那位澳洲青年學人，可是他總是聽不進去。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弄不懂此中複雜史實及中國道理，還是因崇拜周作人而有其先入之見。總之在這點上，我們談得並不投機。

　　周作人地位最高、權力最大的偽職是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說得上一個拿印把子的高級負責偽官。所幸他在抗戰勝利之前，早已被人擠下了台，在被逮之日，只不過擔任一個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會議的委員閒職，因此法官在審訊之後，網開一面，只判了他十四年徒刑，沒有讓他追隨他的同道梅、林於地下，說來，亦云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