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慶歷年間，畢升發明了以活字排版的印刷法，圖書也就此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各種版本的古籍以及時人的著作，都大量印刷出版，許多文人親自校對書籍，以正謬誤，然後分類收藏，由此誕生了許多的藏書名家。方興日盛的藏書之風，對宋人的學識修養的提高，以及學術研究的進步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蘇軾幼時，恰遇這一圖書的革命性時期，也為他日後「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帶來諸多的便利。他曾自述：「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唯恐不及。」

在蘇軾之前，老一輩的讀書人想要讀《史記》、《漢書》這樣的史籍都很不容易，煞費周章地借了回來，要趕緊抄錄，然後日以繼夜地誦讀，生怕時間到了要把書還回去。但是，一生讀書、到老不倦的蘇軾，卻沒有像當時的許多文人名士那樣，擁有充塞梁宇的藏書，可以坐讀釋道，臥讀經史，甚至連一些常見的典籍他也沒有。

蘇軾曾在《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抄得《漢書》一部，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自謂被貶謫到海南儋州以後，無書可讀，只是在當地的士人家裡抄錄得了一本《漢書》，並想像要是再能抄到一本《唐書》，那種感覺就像是窮人於一夜之間暴富。其實，據陸遊的《老學庵筆記》載，蘇軾渡海至儋州的行李當中，就有好幾箱的筆和墨。至於他寧可攜帶大量筆墨，而不是攜書到孤島上，可供隨心所欲地閱讀，一方面足見他的自信和旺盛的創作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見他並不競尚風氣，追隨潮流而藏書。

在當時，許多文人名士都以藏書為時尚為樂事，私人藏書動輒上萬卷。如晏殊之子晏幾道，就以藏書多而聞名，以至於家道中落以後，每次搬家，他的妻子都要為搬書而煩惱。另外，江陵有個叫做田偉的小吏，在家裡建有博古堂，藏書多達五萬七千餘卷。黃庭堅到他家裡作客，看到他的藏書都驚呆了，歎曰：「吾嘗校中秘書，及遍遊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及田氏者。」黃庭堅的舅舅李常，為唐代皇室的後裔，他年輕時藏書讀書的僧房，後被命名為「李氏山房」，藏書也多達九千多部。

處於這種大環境下的蘇軾，也並非沒有藏書之心。蘇軾的《仇池筆記》載，唐太宗曾經花費重金購買晉人書帖，共收羅了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在內的書帖千卷。武則天時，寵臣張易之兄弟從內府把這些書帖偷了出來，隨後又散落在宰相王涯、張延賞的手裡。「甘露之變」後，王涯為禁軍所殺，他家裡的金銀珠寶都被洗劫一空，因禁軍不識這些書帖的價值，故得以倖免。後來，蘇軾在宋仁宗的駙馬李瑋都尉的家裡，看到了這批謝尚、謝鯤、王衍等晉人的書帖，心裡也非常喜歡。但是，一想到這些書帖的傳承過程，簡直就是招災攬禍的根源，而且除了作為書架房舍裡的裝飾，用以炫耀人前，也並沒有其它的用處。因而，蘇軾對這種貌為集古、實為矜奇立異的行為，也失去了興趣。

後來，蘇軾應朋友李常之請，為李常將「李氏山房」的藏書全部捐贈出來、用作公益一事作記，又在文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日以苟簡，何哉？」意為自秦漢以後，著書立說的人愈來愈多，寫字用的紙筆和字體也愈來愈簡便簡化，不論何地都可找到書讀。可讀書人卻愈來愈草率馬虎，這是什麼原因呢？

接著蘇軾又問：「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前人。而後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乃指如今的印刷業發達繁盛，書籍得以大量流通，要找書讀方便多了，按理說讀書人的學問也應當比前人高出一倍才是。可是那些科舉之士，卻把書卷起來不讀，反而閒談不暇，言語浮誇，這又是為了什麼呢？

借此兩問，蘇軾道出了時人藏書的幾大弊病。一是浮慕時名，藏書只是為了獲得名聲，而非為了鑽研學問。二是家中費盡心力收羅得來的藏書，從不閱讀，全都束之高閣，只是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噓的資本。三是把藏書視為私產，不僅自己不讀，書亦不外借他人，只是為了收藏而收藏。所以，蘇軾極力誇讚李常捐贈藏書、以遺來者的義舉，鼓勵有志讀書的人，要奮力進取，有所作為。

蘇軾不追隨潮流而藏書，也是他有定見、不盲從，盡量多做實事的人生態度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