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孫中山相比，宋教仁雖然也有較長的革命歷史，並以政治家自許，其實卻更多的是個書生。他在1904年流亡日本後，先入弘文學院，後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法政。他對歐美國家的政治、法律、財政等制度相當熟悉，翻譯過《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俄國制度要覽》、《奧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奧匈國財政制度》、《德國官制》、《普魯士王國官制》、《日本地方漁政法規要覽》等書籍，而對國內的實際革命活動卻參加得比較少(留日6年間只去過一次東北，建立遼東支部，不久就回日本了)。「當是時，先生專心研究政法、經濟諸學科，為將來建設時代之需。」徐天復：《宋先生傳略》，見《湖北革命知之錄》，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第68、70頁。因此，他的書本知識要比其他人多，實際經驗卻少一些。這是宋教仁區別於同盟會其他重要領導人的特點。

　　武昌起義後，「先生以破壞既始，建設必須隨之，亟為建設新國家之謀」徐天復：《宋先生傳略》，見《湖北革命知之錄》，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第68、70頁。。他特別注重西方國家的民主的組織形式和議事程序，以為只要把這一套搬到中國來，就是抓住了事情的根本，中國的面貌就會發生大變化。他到武漢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起草鄂省臨時約法。南京臨時政府時期，他擔任法制院院長，起草了不少法規章則。這段時間內，他的貢獻主要在這一方面。

　　蔡寄鷗曾扼要敘述宋教仁當時的見解：「宋教仁的主張最堅決的，就是責任內閣制。他認為要建設進步的國家，必須有健全的政府，有權而後盡其能，有能而後盡其責，是之謂『權責能』三位一體的責任內閣。這樣的內閣，必須有強大的政黨，又有人才，又在國會中取得大多數的議席，才可以建立起來，鞏固起來。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他曾經提出這個主張，議會之中有好多不是同盟會的會員，都表示反對。孫中山也認為形格勢禁，恐怕弄成僵局，所以宋的主張未能實現。」《鄂州血史》，上海龍門書局1958年版，第208、209頁。

　　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後，宋教仁擔任唐紹儀內閣的農林總長，雖已是內閣閣員，但顯然不足以施展他的政治抱負。7月初，唐內閣辭職，他也隨同辭職。同月21日，同盟會本部召開1912年夏季大會，宋教仁被推接替汪精衛出任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幹事，掌握了黨務實權。他在這次大會上突出強調必須實行「政黨內閣」，並且說：「本黨對於統一臨時政府內閣，已決定，如不能達政黨內閣，寧甘退讓;如可改組政黨內閣，雖他黨出為總理，亦贊助之。」《同盟會本部一九一二年夏季大會演說辭》，見《宋教仁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09、410頁。

　　為什麼宋教仁的主張當時能在黨內風靡一時，取得壓倒一切的優勢地位?為什麼原來在同盟會內並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這時卻特別引人矚目，一躍而成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總攬了黨的大權?

　　宋教仁的「政黨內閣」主張是建立在「議會政治」基礎上的，很有點學理的色彩。對西方國家那套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模式，他不但熟悉，並且幾乎全部接受下來。他深信：只要組成強大有力的政黨，同其他政黨競爭，通過選舉贏得勝利，奪取議會中的多數席位，就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組成責任內閣，實現他們的全部政治主張。因此，他全力以赴地奔走的是在他看來最重要的兩件大事：第一，組織一個實力強大的政黨;第二，爭取在國會選舉中取得多數議席。

　　他在擔任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幹事後，不顧蔡元培等人的反對，立刻積極地同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聯絡，合併成立國民黨。8月25日，國民黨正式舉行成立大會，選出理事9人，宋教仁得票僅次於孫中山和黃興。孫中山被推為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擔任代理理事長。由於孫中山幾乎不問黨事，宋教仁在黨內實際上已處於總攬一切的地位。

　　宋教仁所以要那樣積極地組成國民黨，著眼點主要是為了在國會選舉中多得議席。8月11日，他在五黨合併的正式籌備會議上明確表示：「政黨以選舉為要務。」吳相湘：《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下冊，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版，第202頁。這一來，不僅使黨的成分變得更加複雜，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黨的性質，只滿足於黨在議會中的活動，大大降低了它的革命性。胡漢民對宋教仁這種做法一直很不滿意，批評道：「他以為我們那時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只要到國會中去做那政治活動者就是。他為擴充國會中的勢力起見，要將當時五個政黨合併為一個國民黨，兄弟對於他這種主張很反對，因為這樣一來，把本黨的革命性銷蝕大半了。」「而宋先生那時不獨忽略了這一個要點，而且想以選舉運動、議會運動替代了革命運動，那如何行呢?」「宋遁初先生的那種主張，同志只要鑽進國會去做議員，不必在黨裡革命，不啻為本黨民元以後因政客囂張而失敗的一部分寫照。」《從國民黨黨史上所得的教訓》，見《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第1234、1236頁。

　　國民黨這個大黨一成立，宋教仁馬上把工作重點轉到國會競選活動上，力圖通過選舉在國會取得多數席位。他奔走湘、鄂、蘇、滬等地，為國民黨競選。1913年2月1日，他在國民黨鄂支部的歡迎大會上致辭說：「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於國會的。在國會裡頭，佔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所以我們此時要致力於選舉運動。選舉之競爭，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用不著避甚麼嫌疑，講甚麼客氣的。我們要在國會裡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個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那麼，我們的主義和政綱，就可以求其貫徹了。」蔡寄鷗：《鄂州血史》，第225頁。他在另一篇文章裡充滿自信地說：只要有「強有力之政黨內閣主持於上，決定國是」，又將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的分劃有條理地加以確定，「不五年間，當有可觀;十年以後，則國基確定，富強可期，東亞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體亦受利不淺矣」。宋教仁：《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分劃之大政見》，見《宋漁父》前編，政見，第21頁。

　　重讀宋教仁這些豪言壯語，真覺得它實在是過於天真的書生之見。宋教仁對革命是忠貞的。他在辛亥年初赴廣州參加「三二九」起義時對於右任說：「成則救四萬萬人，敗則送我一個頭顱，值得值得。」《答某君書》，見《於右任辛亥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頁。他爭取實現民主政治的願望也是真誠的。但他對中國的實際國情太缺乏瞭解了。在想像中似乎相當完美的政治設計，一進入實際社會生活，換得的常不是設計者預期的效果，甚至適得其反。當他寫下5年如何、10年如何那段興奮的話時，誰能想到，離他的慘死只剩10天了。如果袁世凱所代表的舊社會勢力不但沒有被觸動，而且還掌握著一切實際權力的時候，單靠搬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組織形式和議事程序，以為就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那不是太可笑了嗎?名重一時的宋教仁，其實仍是一個不懂世事的書生，這真是可歎的悲劇!

　　為什麼宋教仁的主張當時能在黨內風靡一時，取得壓倒一切的優勢地位?為什麼原來在同盟會內並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這時卻特別引人矚目，一躍而成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總攬了黨的大權?

　　處在旁觀地位的著名記者黃遠庸，當時就看得很明白：「其新者以法律為萬能，但能全本抄錄外國法科全書，吾國便不難立時變成黃金世界。其舊派則任有何種法律，然我曹自有我曹之窟穴，自有我曹之本領及伎倆，一切國法，弁髦視之。此二派水火之不相容。」《遠生遺著》，第6頁。這是對「法律萬能」論的辛辣嘲諷。事實的確是這樣：「任有何種法律」，對袁世凱說來，到時候都可以「弁髦視之」，使它成為一張廢紙。對中國社會實際狀況有更多瞭解的黃遠庸比宋教仁看得清楚：以為「但能全抄錄外國法科全書，吾國便不難立時變成黃金世界」，這只能是虛幻的夢想。

　　那麼，為什麼宋教仁的主張當時能在黨內風靡一時，取得壓倒一切的優勢地位?為什麼原來在同盟會內並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這時卻特別引人矚目，一躍而成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總攬了黨的大權?這同那時整個社會思潮和社會心態有關，也可以說是民初特定局勢下的產物。我和胡繩武同志十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還曾這樣寫過：「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當時革命黨人信奉和追求的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除了這種歐美式的代議制度外，他們確實也提不出其他更好的政治方案來。同時，還可以注意到有兩個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一個是，同盟會會員中很大一部分原是留日的學生，其中最多的又是法政學生，他們學習了一腦子『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洋教條，迷信這就是可以包治百病的『萬靈良藥』;另一個，更重要的是，許多同盟會的活動分子這時已當上了議員，他們享受著袁世凱賞與的每年五千元的高額薪金，一面在議會中高談闊論，一面沉湎於紙醉金迷的生活中，春風得意，躊躇滿志。宋教仁『議會政治』的主張也反映著這一批人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他們的全力支持。這就是這種主張能夠在同盟會內取得支配地位的秘密所在。」金沖及、胡繩武：《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見《紀念五四運動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文選》(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402頁。

　　宋教仁的慘死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也給我們留下許多發人深思的東西。

　　當然，也需要說明：雖然宋教仁的主張把政黨內閣和議會政治放在首要地位，但不等於說他不贊成發展實業，也不能說他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便放棄了民生主義。他在1913年1月8日的國民黨湖南支部歡迎會上，首先強調的固然是：「為今之計，須亟組織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須有政黨內閣。今國民黨即處此地位，選舉事若得勢力，自然成一國民黨政府。」但在解釋國民黨政綱時也說道：「夫民生主義，在欲使貧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國家社會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致有勞動家與資本家之衝突也。」宋教仁：《國民黨湘支部歡迎會演說辭》，見《宋教仁集》下冊，第446、447頁。第二天，在湖南鐵道協會歡迎會上，他雖然說：「兄弟對於此道未嘗學問，不敢多說。」但仍聲明：「兄弟亦曾與聞其事，並極力贊成。」宋教仁：《湘省鐵道協會歡迎會演說辭》，見《宋教仁集》下冊，第447頁。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同孫中山在如何建設民國的主要著眼點雖然顯有不同，但並不是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