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清末廣州民眾衝進衙門圍攻官員抗議洋人入城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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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清末廣州民眾衝進衙門圍攻官員抗議洋人入城

2016年03月04日 戰史風雲 暫無評論 閱讀 178 次

在比鄰而居二百年之後,這些漂洋過海的歐洲人,成了「大門口的陌生人」。恰恰是在與洋人最長期交往、本應最熟悉他們的廣州,圍繞是否允許洋人入城,紛爭延綿不絕。





約1840年,油畫,從河南島(今海珠區)遠眺廣州城,畫師不詳。

廣州城被城牆圍著,以把外國商館與周圍地區隔開。


清道光二十五年臘月十八日,也就是西曆1846年1月15日,廣州知府劉潯乘坐一頂藍呢大轎,在鳴鑼開道、「肅靜迴避」中前往府衙。抵近那座蹲據石獅子的建築時,衙役、轎夫們發現,一個「粗野的苦力」正大模大樣地坐在路中間,擋住他們的去路;臨近街市還聚集著幾千圍觀市民。


這個近乎挑釁的舉動,讓劉潯又驚又怒。在他的喝令下,衙役們一擁而上,「揪住苦力的頭髮加以毆打」(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但,出乎他的意料,幾千市民紛紛鼓噪起來;他們斥罵劉潯,「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為魚肉也」(《廣州府志》)……


劉潯驚恐不已。他意識到,他與英國人秘密接觸、商議入城事宜的消息,已經洩露出去了。正值入城紛爭持續幾年、千萬廣州市民群情激昂之際,此舉不啻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他趕忙命令衙役們帶上那名苦力,盡快回到衙門。


然而,幾千民眾不肯放過他。轎子又一次上路後,他們不依不饒地一路跟隨。片刻之後,在府衙門口,「退卻演進為一場騷亂」。魏斐德後來寫道:「民眾把衛兵推到一邊,跟著他湧進衙門。一些人甚至闖進他的住所,燒掉了他的官服。他們大喊大叫,『彼將事夷,不復為大清官矣』……」


在大群亂民氣勢洶洶的追趕中,劉潯從後花園側門逃了出去,躲進廣東巡撫黃恩彤的府邸。入夜時分,兩廣總督耆英也趕忙貼出榜文,宣稱劉潯已被罷職。然而,這一切無法安撫憤怒的廣州市民。深夜,他們依舊遊蕩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他們並且宣稱,只要天一亮,他們將洗劫城外的十三行,並襲擊那片大約21英畝、幾乎與世隔絕的舊商館裡的三百個洋人。


碼頭與「Cities and Towns」


1843年6月4日,當愛新覺羅?耆英抵達廣州、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辦理廣州開埠通商事宜時,他意氣風發、躊躇滿志。


耆英接觸「夷務」始於1842年春天。這一年,戰火從廣東蔓延到浙江,短短兩三個月時間,定海淪陷、鎮海喪地、寧波失守、慈溪易幟……在六百里加急的馬蹄聲中,耆英由盛京將軍轉任杭州將軍,主持議和談判。乍浦、吳淞、寶山、上海相繼陷落後,他與浙江巡撫劉韻珂「相對而泣」;在寫給皇帝的奏章裡,他表達著自己的痛苦與兩難,「戰無長策,惟有羈縻」,「而羈縻又無從措手」(《籌辦夷務始末》)……


但他很快從「戰亦難」、「和亦難」的悲觀中擺脫出來。8月24日,在南京儀鳳門外靜海寺,他見到了英國全權公使璞鼎查。儘管翻譯馬禮遜不斷恫嚇,但他發覺璞鼎查並非蠻橫無理之輩。五天以後,8月29日,當他踏上下關碼頭附近的康華麗號戰艦、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中英南京條約》時,他做了一個小小的手腳。


這份共計十三條、後來被視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文件,第二款這樣規定:「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寄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耆英後來強調說,按照中文慣例,所謂港口指的是城外的碼頭;而在璞鼎查等人看來,它泛指港口所在的城市,即條約英譯本的「Cities and Towns」。這種語意分歧,為耆英贏得了折衝樽俎的空間。


當年九月,耆英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兼辦閩浙兩省開埠通商事宜。在他的主持下,馬拉松式的《五口通商善後條款》談判進行著。璞鼎查堅持入城,並「自擇基地、建造夷館」;耆英則不斷訴苦,他說,該條約已得到皇帝的御覽,出爾反爾的話,談判很可能破裂;他半是勸告、半是恫嚇地提醒,洋人大舉入城的話,華洋衝突勢在難免,中國民眾也必將「群起而攻之」……


在耆英的軟硬兼施中,璞鼎查讓步了。不久,雙方達成初步協議,租借何地,「英國管事官每年應通報中華地方官,轉報立案」;也就是說,大舉進城、「自擇基地」的蠻橫,被雙方會商、公平租借的措施折衝了。


耆英趁熱打鐵。很快地,被紫禁城視為又一個勝利的妥協出現了:中方提出設立專門的租界區,限定界址、「不許逾越」;在一份秘密奏折中,耆英談到,這是以往廣州商館區的翻版,這麼一來,不僅可避免華洋雜居,祖宗的舊例成法也可延續。而在璞鼎查看來,經營一個「國中之國」,也比散居在各處城鄉更加安全、更為方便。於是,在雙方的皆大歡喜中,又一個協議達成了……


兩個回合下來,耆英被視為「夷務幹才」、一代能吏。滿朝沸沸揚揚的讚歎之外,對臣子一向殊少褒勉的道光皇帝,也認為耆英長袖善舞、「事無不妥」。正因此,1843年初夏,在廣州入城紛爭久拖不決、華洋衝突愈演愈烈之際,耆英才被派赴廣州,接手開埠通商事宜。抵達廣州不久,他很快貼出一紙榜文,宣稱洋人將不日入城、開闢租界;他並且警告說,倘有妄言抵制、聚眾鬧事者,他將毫不留情,一概「明正刑典」。


這一紙榜文,捅了一個大馬蜂窩。







1842年,南京江面英艦「康沃利斯」號上,中英兩國簽署《南京條約》的情形。(英國畫家繪)



社學與「公所」


這個馬蜂窩就是遍及廣州城鄉的社學、團練與「公所」組織。


在鴉片戰爭期間,在舉人何玉成、梁廷棟,秀才李芳等人的號召下,番禺、南海兩縣的鄉民就以「社學」名義,組織了十餘個團練局。比如石井村「昇平社學」擁有鄉勇三萬六千餘人,白雲山「東平公社」有鄉勇九千餘人。十幾個社學控制了廣袤的廣州郊縣。


1842年9月,幾乎是《南京條約》剛剛簽訂、洋人行將入城的消息初初傳來,社學領袖們就開始了無休止的抗議。幾個月之內,「告示一張接著一張,流言一起接著一起」。無奈之下,12月2日,兩廣總督祁貢只好委託幾名舉人召集滿城士紳,「澄清原委、訴諸公論」;但,不等召集人把話說完,幾百名與會者紛紛斥之為「狡言妄辯」、「一派胡說」,集會不了了之了。


緊接著,12月5日,幾名英國婦女造訪了只有男人居住的舊商館區,這似乎證實了洋人行將入城的傳聞;隨即,12月7日,一樁人命官司更引發了一場全城性的大騷亂。


這一天,在商館區附近,一名東印度籍水手因口角持刀捅死了一個中國水果攤販。消息傳出,廣州輿情嘩然,幾萬人湧向了商館區。亂哄哄的圍攻後,一把大火把渣甸洋行的義和館、荷蘭人聚集的集義館以及新英國館即保和館燒為灰燼。隨即,破壞的快感與順手牽羊的狂歡,也迅速地蔓延開來;次日中午,幾百名中國士兵趕來時,依然有許多人在冒煙的廢墟中翻檢物品……


處決十名禍首、賠銀26萬餘元,是廣東當局給英國人的交代;與此同時,官員們沒有追究東印度水手的人命官司。不難想像,在這片千年不變、視殺人償命為天經地義的土地上,此舉將引發怎樣的憤慨。一夜之間,幾個衙門聲名狼藉。一夜之間,社學領袖成為廣州真正的主心骨了。他們不斷串聯、集會、張貼告示,排外情緒如火如荼。


1843年初夏,一道解散社學、「無廢常業」的詔書,到達廣東各級衙門的案頭;幾天後,耆英也貼出了準備讓洋人入城的榜文。但已經來不及了。社學迅速轉入了秘密狀態,影響不僅沒有削弱,相反更同仇敵愾、更有號召力。在耆英貼出入城告示後,迎來的是幾十萬人排山倒海般的抗議。


大門口的陌生人


「幾十次請願,幾百場集會,上千張告示,一下子冒出來了……」魏斐德後來寫道,「在這樣的聲討中,耆英嚇壞了。他只好告訴英國公使璞鼎查,現在不行了,百姓情緒過於激烈,只能等公眾的感情有所改變再說……」


那麼,如此強烈的排外情緒,是怎麼產生的呢?廣東紳民為什麼視外國人為「番鬼」、「不以齒於人類」,而堅決抵制與他們同城而居呢?


一切都只能追溯到長達二百年的隔離政策。遠在明崇禎十年也就是西元1637年,對洋人的種種人身限制就出現了:各國商人只能居住在城外的「夷館」;不得離開夷館散遊;不得在岸上過冬;不得攜帶婦女上岸;不准乘坐轎子出行……凡此種種,使那片21英畝大小的商館區,不僅長久地與世隔絕,而且顯得陰森詭異,彷彿鬼影憧憧。


歐洲人是「獸面羊眼」,他們僱傭的印度水手是「番鬼」,至於黑人隨從更是低賤的「黑鬼」。他們死皮賴臉地要與中國通商,不僅「生性嗜利」,而且也因為他們長期茹毛飲血。沒有中國出口的茶葉、大黃,他們就要活活脹死、病死,以至於絕種滅族。


他們沒有文字、不講禮儀。他們番話就是「鬼語」。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嗜利」,他們而且「好淫」!他們的婦女袒胸露背、人盡可夫,他們還一心一意要勾引中國的女人們!他們的傳教士會使用一種魔法,即使再規矩的良家婦女,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廉恥盡喪、失去貞操。倘若准允他們入城,平靜的、文明開化的廣州,將很快淪為雜種遍地、幾非人間的蠻夷之城……


他們甚至認為,洋人連生理結構都和中國人不一樣!


又何止是愚夫愚婦們的偏見?以林則徐為例,這個晚清名臣、後來被大書特書的民族英雄,在初抵廣州的日子,不也相信只要禁絕茶葉、大黃的出口,洋人們就會乖乖地俯首聽命麼?他不是也曾認為,英國士兵「腰直腿硬」,只要用鉤鐮槍鉤倒他們,他們就「仆地不起」麼?他的誤解與狹隘,難道不能折射廣州紳民的普遍觀感?……


在比鄰而居二百年之後,這些漂洋過海的歐洲人,成了「大門口的陌生人」。在這樣的輕蔑、敵意與恐懼中,百萬市民群起抵制入城,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鴉片戰爭期間,廣東官員試圖以穢物破除洋人的「妖法」,又有什麼不能理解的呢?這是中國近代史最弔詭的一幕:那些從未接觸過洋人的通商口岸,居民們儘管態度冷漠、心懷厭惡,但大體還保持了克制態度;恰恰是在與洋人最長期交往、本應最熟悉他們的廣州,入城紛爭延綿不絕,如同洪水猛獸。它折射了中西交往史、乃至一個古老帝國在夕陽晚照中混沌的一角表情……




坐抬桿出行的洋人。19世紀80年代,抬桿在香港和澳門是一種流行的交通工具。


從璞鼎查到德庇時


1844年3月19日,兩廣總督祁貢因病去職,耆英接掌廣東。一個多月後,務實、相對溫和的璞鼎查也離開中國,漢學權威、著名的鷹派人士約翰-德庇時繼任駐華公使和香港總督。


如果說,從溫和、一盤散沙的兩江,調任社會風氣剽悍、民間組織森嚴的兩廣,是耆英悲慘人生的伏筆的話,那麼,璞鼎查的離任、德庇時的出場,則揭開了他的悲劇序幕。德庇時被認為「比中國人還瞭解中國」。


五口通商後,上海替代了廣州的外貿地位,寧波、福州和廈門也分走了一杯羹。原先的那些合作夥伴,十三行的行商們抱怨不已,他們甚至有意限制生意,為的是恢復從前的壟斷制度。1843年9月,在七艘駛離廣州的商船中,有五艘是空載而歸。


德庇時認為,對一個四億人口的大市場來說,即使舉國商人蝗蟲一般飛來,它也足夠容納。廣州與上海並非非此即彼,內地轉運稅的征斂、中國官府的搗鬼,以及璞鼎查的太好說話、遲遲沒有解決入城問題,才是這一切的根源。倘若准許入城,商人們就不必通過中間商來銷售貨物,他們的洋行、商舖將遍及各個街道,中國官府也就無從搗鬼。只有入城,讓英國人和中國民眾直接打交道,誤解才能消弭,敵意才能化融,而大不列顛的實力與尊嚴,也才能根植進中國人的內心。為此,1845年3月22日,德庇時語氣強硬地知會耆英,「中國政府搪塞的時間已經太長了,《南京條約》必須執行,入城問題必須解決」。


這一年夏天,在城外舊商館區,廣州知府劉潯及南海、番禺兩縣縣令代表耆英,駐廣州領事詹姆士-馬額峨代表德庇時,雙方開始了馬拉松式的、長達六個月的秘密談判。


談判遙遙無期,德庇時對耆英的口吻日漸生硬。在德庇時的敦促下,這一年深秋,詹姆士-馬額峨威脅說,倘若不能和平入城,英國人將用其它方式走進廣州。這個戰爭恫嚇嚇壞了耆英,他答應貼出佈告。但他僅僅在幾近無人的偏狹弄巷,貼出了十張這樣的佈告,並且語詞異常含糊、幾近泛泛。


德庇時再也忍耐不住了。當年年底,他凶狠地反手一擊:倘若入城問題再拖延下去,英國將拒絕交還舟山。


這個殺手鑭將耆英逼進了死胡同。為什麼皇帝會同意簽訂《南京條約》?為什麼他與穆彰阿的「撫夷」主張,能夠壓倒激昂慷慨的主戰派?耆英明白,1846年1月22日付清戰爭賠款後、英國將交還佔領下的舟山,是最大的籌碼之一。倘若英國人不肯履約,他將聲名掃地,滿朝文武將群起而攻,他的「欺君之罪」、他的被流放被處決都是可以預見的。


耆英顧不得廣州市民了。1846年1月13日,又一紙入城佈告貼遍了廣州的大街小巷。在這份佈告中,耆英的語氣勉強、蒼白而近乎祈求,他說,「近者悅、遠者來」是孔子宣揚過的大國風範;他說,廣州紳民仰千年教化,當知與鄰為睦的道理;他還說,他相信他治下的廣州市民,必將視洋人為友為鄰……


廣州市民才不吃這一套呢!如果說,耆英的皇族身份、與紫禁城的特殊聯繫,還讓他們多少有些忌憚,那麼,對秘密談判的主角之一劉潯,他們就沒那麼客氣了。1月15日,他們衝進府衙、火燒劉潯官服;他們並且宣稱,只要天一亮,他們將火燒商館區,殺盡在廣州的幾百名英國人。


如果說,劉潯的際遇已經給了耆英一記耳光,那麼,襲擊商館區的極端之語,則將他逼到了絕路上。倘若真發生這樣的事件,無論戰爭會不會爆發,舟山是沒指望了,他也必將死無葬身之地。在雞飛狗跳般的慌亂之後,這一天凌晨,他率領花翎頂戴、衣冠楚楚的大群官員,出現在千萬市民面前。這一天,他們的低聲下氣,他們的推脫,後來久久地成為廣州紳民街頭巷尾的笑柄。


幸運的是,瀕臨絕望之際,英國人難得地開恩了。


廣州消息傳到倫敦後,唐寧街認為,中國朝廷存在著「撫」、「戰」兩派。在對外政策懸而未決之際,倘若「溫和的」、代表著「友好政策」的耆英下台,那麼,受傷的將是在遠東的米字旗。為此,3月11日,倫敦連同巴黎、華盛頓共同宣佈,「……同意此事暫時推遲。但英國女王陛下的要求並未取消……」


這個聲明讓耆英多少鬆了一口氣。但,還來不及從戰戰兢兢中擺脫出來,當年7月8日,預示著入城紛爭的新轉折、並伏筆了他的慘死的「康普頓事件」發生了。


「我是羅馬公民」


康普頓是一名普通的英國商人。這一天,他看到一名英國人與一個中國攤販發生爭執,於是二話不說,衝過去掀翻攤子,隨後將那名中國攤販拖進商館,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了一頓。


消息傳開,成千上萬的廣州市民蜂擁而來。他們謾罵、投擲石子,並試圖衝進商館區解救攤販。一小群英國人向密集的人群開槍。三名中國人被打死,十幾人受傷……


得知中國人大批死傷後,耆英彷彿逮著了機會,以宣洩他長久的、從來沒有發作過的對殖民者的憤恨。他難得地扮演了一次據理力爭的角色。他希望能給廣州市民一個交代,並多少挽回自己越來越不堪入耳的名聲。但他有沒有意識此舉意味著他以小花招贏來的「會商」制度的破產。有軍艦和槍炮作後盾的殖民者將會惱羞成怒,他們將一改「文明」、「重信然諾」的表象,而訴諸顛倒黑白、反咬一口的手筆。


盎格魯-撒克遜總是有理。這就是耆英悲劇的另一角真相:他只能扮演賠償、道歉、「予以保證」的角色;倘若中國人情理皆佔上風,那麼,殖民者的心態就會發生微妙的、然而足以置他於死地的變化。後來,蕭伯納曾經描述過這種盎格魯做派:「給自己一個借口,讓自己堅定不移地相信它,先自欺而後欺人……這麼一來,殖民變成了送去文明,侵略變成了傳播福音,殺人變成了自衛,搶劫變成了開發。一切罪行都變成了功德……」


在康普頓事件中,首先發揮這種盎格魯做派的,是第一個出場的德庇時。


德庇時表示,他將懲罰康普頓,因為他招惹了這麼大的麻煩;他將讓康普頓繳納二百銀圓的罰金,以賠償三名死者。德庇時還說,英國人不應為三名死者負責;在遭受圍攻的情況下,商人們開槍純屬自衛;何況,「要逐個搞清射死三個中國人的兇手是不可能的」。誰應為三名死者負責呢?德庇時說,是中國政府,是那個街區的衙役!他們任憑成百上千的暴徒圍攻商館,既沒有疏導,也不肯驅散,這才迫使一向克制、守法的英國商人開槍。倘若他們盡職盡責,那麼,慘劇就不會發生……


最後,德庇時表示,康普頓將那名中國攤販帶進商館,不是要拘禁他、綁架他,而是為了轉交給中國官府。既然誤會已經發生,他也不願再追究中國「暴徒們」的責任了……後來,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美國學者馬士評價說,「這一切都夠公正、夠寬大的了」!


的確夠公正、夠寬大。問題在於,其他英國人都沒有這麼公正、這麼寬大。在德庇時之後,緊接著出場的是商館區的三百名商人,遠在萬里之外的曼徹斯特商人集團。


康普頓被處以罰金的消息傳出後,幾百名英國商人氣勢洶洶。他們說,僅僅懲罰衙役們是不夠的,耆英必須將暴民首領繩之以法,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而曼徹斯特商人集團更加徹底:商業鉅子查甸要求在珠江口長期停泊一艘軍艦,更多的人則認為,所有的衝突、侮辱和「悲劇」都因為入城問題,他們為此呼籲發動一場入城戰爭,以徹底制服「廣州的暴民」……


9月7日,「復仇神」號戰艦果真開進珠江口;隨即,大批槍械送進商館區,幾十名年輕商人被挑選出來,組成了自衛團。廣州英國商會的首腦們宣稱,倘若再發生圍攻商館的暴行,他們將替代耆英執法,殺光所有的暴徒……


又一個出場的,則是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


1847年3月27日,在佛山鎮附近,六名外出遊玩的英國人遭遇了石子的襲擊。這麼一樁微不足道的事件,讓巴麥尊勃然大怒。這個鴉片戰爭的導演和主角、對商人們言聽計從的文明紳士,以一種「我是羅馬公民」的姿態,悍然下令發動入城戰爭:4月1日,在達格拉將軍的指揮下,英軍奇襲虎門,827門大炮被釘塞之外,一支遠征部隊還在商館區登陸,隨時準備攻佔廣州……


過去的幾個月,耆英盡力息事寧人、並避而不談入城問題的,在這兵臨城下、火燒眉毛之際,耆英再也無可搪塞了。他答覆,兩年以後,1849年4月6日,廣州將向外國人全面開放。他知道這是飲鴆止渴;但他只能寄一線希望給今後兩年:或許,奇跡會發生,廣州人的態度會改變;或許,局勢會變化,英國人將不再要求入城;又或許,那時他已經卸任,已經離開這個讓他心力交瘁的城,這個前世不修、今生不幸、近乎報應的職位……


僅僅幾個月以後,黃竹岐血案發生了。







廣州街頭圍觀洋人的景象,有的人為此不惜爬上屋頂(佚名畫)。


「撫局」怎麼辦?


早在1846年9月15日,也就是耆英拿到二百銀圓、放棄追兇後的兩三天,一份告示就悄悄出現在了廣州街頭。這份告示稱,耆英吃裡爬外、「事鬼如神」;既然他不願意為民伸冤,那麼,社學成員、「賢良君子」們願意替天行道、以命償命。死掉的三位鄉親,將用六個洋夷的小命來補償……


這份告示曾使耆英風聲鶴唳。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他漸漸認為,此舉不過是一時激憤。但一年多以後,1847年12月6日,在南海縣的黃竹岐村,六名英國青年失蹤了。


大批官兵開進這個昇平社學控制下的村莊。三天後,兩具屍體被發現,據說其餘四具屍體被藏起來了。面對蠢蠢欲動的軍艦,耆英不能再手軟:四名疑犯被立即斬首,另有十五人被逮捕。耆英向英國人保證說,所有疑犯都跑不掉,所有社學將徹底禁絕……


英國人被說服了。與此同時,耆英以苦口婆心、可憐巴巴的口吻,在告示裡這樣勸說廣州鄉民:「如鄰里間互不相擾,有德行、有教養者就能安居。輕啟爭鬥,何能各保家宅安寧?……務須父誡其子、兄教其弟,洋人如無妨礙村民之事,切勿加以理會……」


在滿城遊騎的行走中,耆英沒有發現民變的跡象。又一個危機似乎克服了。但,一個多月後,他驚恐地發現,他苦心經營的「夷務幹才」的名聲,已經徹底破產了。


幾乎是《南京條約》剛剛簽訂,耆英就向道光皇帝呈遞了一份《詳陳議和情形折》。在這份後來被屢屢引用、作為「屈辱外交」象徵的奏折裡,耆英首先認為,戰局不可開、「撫局」必須辦。他說,「二年以來,合數省兵力,言剿言守,總難得手……該夷船堅炮利,初尚得之傳聞,今既親上其船,目睹其炮,蓋知非兵力所能制服」……


換而言之,打也打不過,守也守不住。除了「撫」,朝廷別無出路。那麼,撫局該怎麼辦呢?他談到,「撫必待以至誠」。洋夷並非毫無信義之輩,以入城問題而言,他摳了幾次字眼,璞鼎查不也讓步了麼?不僅讓步,他的強調條約的神聖性,他的與璞鼎查處處交心、讓對方理解他的難處,不也贏得了璞鼎查很大的好感麼?因此,和洋人打交道,必須「示以誠信、要處處示以無疑」。


不僅如此,他還大施籠絡心術。他強認璞鼎查之子為「義子」;邀請洋人走進自己的官邸,以「朋友」相稱;他贏得了「誠懇」、「友好」的名聲……而在一年多的交往中,他似乎漸漸把握到了「撫局」的關鍵。


他說,洋人並不可怕,他們「生性嗜利」,只要有錢賺,他們就不會得寸進尺。可怕的是激起民變、外憂轉為內患!他說,「撫夷本屬權宜之計,並非經久之謀」,條件成熟後,不妨撕毀條約、殺他一個回馬槍,但「自古遠猷,攘外必先安內」……


在這些冠冕堂皇的話語背後,耆英還有沒有什麼不方便說出口的「撫局」手段呢?有!耆英已經發現,在內憂和外患之間,官府夾在其中、動輒得咎。一方面,洋人到底人面獸心、得寸進尺;另一方面,在國家危機四伏的關頭,老百姓也是得罪不起的。但對老百姓,可以時而鎮壓、時而安撫,手段一如既往;而對洋人,為什麼不以民憤難惹、眾怒難犯做借口加以鉗制呢?在「待以至誠」的原則下,也不妨耍一些花招。示之以好,同時以官治民、以民制夷,這就是耆英被視為「夷務幹才」的關鍵,這就是他在兩江、閩浙屢屢得手的核心秘密……


然而,在廣東,這一切都壓根行不通了:廣州外貿地位一落千丈,廣東民間嚴密組織,以及廣東紳民視洋人如鬼似魅,這一切,都注定了他狼藉的聲名以及越來越狹窄的斡旋空間。他只能一次又一次應付危機。他漸漸地無路可走了,黃竹岐危機讓皇帝漸漸起疑了。


12月上旬,在一份奏折裡,他說他採取了三項措施:警告英國人約束子民、要求士紳穩定鄉村以及做好打仗準備,對此,皇帝還認為「甚妥」;但,十幾天後,皇帝就對黃竹岐處決的第二份奏折感到不安,他的朱諭批示寫到:「務使各得其平,勿令有失民心,是為至要」。皇帝並且質問說,那些英國人真的是去黃竹岐打獵嗎?


一向善於見風使舵的耆英,在這節骨眼上卻犯了一個不應有的小疏忽:在沒有收到皇帝批復的情況下,他的第三份奏折已經在通往紫禁城的路上了。他強調鎮壓「亂民」的必要,並且婉轉地警告皇帝,倘若不這麼處置,戰爭可能爆發。而此時,皇帝已經密令新任巡撫徐廣縉調查入城紛爭的真相、耆英對洋人的真實態度……


1848年2月3日,耆英被免去兩廣總督職務,徐廣縉接任該職,同時葉名琛繼任廣東巡撫。


尾聲


3月15日,耆英向徐廣縉移交了印信,並啟程回京;次日,德庇時也離開香港,原新加坡總督喬治-約翰接任駐華公使、香港總督。在過去的四年,入城紛爭折磨著這兩個老對手,他們的聲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損害。


徐廣縉接任後,對洋人異常強硬。這一年春天,當喬治-約翰小心翼翼地提出入城問題時,徐廣縉回答,是耆英答應1849年4月6日開放廣州,對此,他不予負責;他並且建議喬治-約翰,「應該去找耆英解決這個問題」(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


與此同時,一應的作戰準備進行著:珠江口戒備森嚴之外,在鄉村,十萬團練被動員起來;在城區,商舖店主們出錢、無業市民們出力,一支龐大的城市義勇隊隨之誕生。甚至洋人們的舊友、那些十三行的行商,也加入了保衛廣州的準備。


和璞鼎查一樣,喬治-約翰也認為入城沒有什麼實際意義。4月6日前後,在英國人本應進城的日子,他發表了一個被認為「溫和得可笑」的抗議:「我只能重申對進城要求未獲准許的遺憾。對這種無視條約的行為,我將向我的政府報告……」


英國人從此沒有下文了,而北京與廣州張燈結綵、喜氣洋洋。朝廷嘉獎了徐廣縉、葉名琛以及團練領袖,並授予全體市民「眾志成城」的牌匾;廣州市民更加慷慨地為徐葉二人樹碑立傳。


七年後,再也忍耐不住的英國人終於動手了,廣州由此開始了它長達四年的被佔領;原先準備保衛城市的義勇隊,令人驚訝地成為洋人統治下的廣州警察力量。又兩年,當英法聯軍逼近北京、這個古老帝國陷入更深屈辱的前夕,新皇帝起用了耆英,讓他去和洋人們談判。


洋人們肆無忌憚地取笑著他。他們說,佔領廣州時,他們已經查獲了耆英的全部往來文書,他是一個狡詐、兩面三刀、滿口謊言的無恥之徒,他休想再欺騙他們。而得到這樣的奚落後,一向討厭他的新皇帝更不客氣。他以「欺君」的罪名,在逃亡前夕處死了耆英。而在耆英走向刑場的身影背後,有著「最是倉皇辭廟日」的家國屈辱,有著圓明園搖曳的熊熊烈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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