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岱君(胡佛研究院研究員) 林孝庭(胡佛研究院研究員)

史迪威葬送了蔣最好的兩個師

儘管宋子文在華盛頓努力積極遊說，然而史迪威事件卻對中美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產生了極不良的影響。許多著作將此說成蔣史之爭。最近解密的宋子文檔案不僅記載了許多這一事件的細節，而且揭露出一個過去其他人都未曾提及的歷史景觀。

1942年初，為了能有效地協調作戰力量，盟軍最高領袖們達成了一個聯合指揮的方案，其中英國將軍威斐爾(Archibald Wavell)將成為遠東的「美英荷澳聯合海上力量」(簡稱ABDA)成員國在遠東前線的最高指揮官。蔣介石將是盟軍在獨立的中國戰區裡的最高指揮官，以對盟軍「目前和將來有可能在中國戰場運作」的陸、空軍力量，行使最高指揮權。

宋子文當時已看到了這個新的指揮系統將是如何演變的。美國當時的決定，是任命史迪威將軍為中國戰場上蔣的新夥伴。根據宋所取得的訊息，史迪威將監督並控制所有美國派往中國的軍事力量，同時成為蔣的參謀長。此外，史迪威還將在中國境內任何軍事會議上代表美國發言，並且控制和主持滇緬公路的物資運送。

史迪威在1942年3月首次抵達重慶，受到蔣介石夫婦的熱情歡迎。宋的檔案顯示，就在1942年6月，也就是在緬甸戰敗的一個月後，蔣宋兩人即已開始討論是否要以一位更樂意支持國民政府戰略、更積極領導盟軍在東南亞和中國戰場抵抗日軍的美方人士，來取代史迪威。

蔣當時把他手中最精銳的兩個師撥給史迪威用來保衛緬甸，結果卻是一場災難。1942年5月緬甸的陷落，意味著中國成了孤島，與外界阻絕。蔣和他的軍事顧問們都認定緬甸戰敗的主要原因是史迪威太傲慢，無視蔣的建議，從而白白犧牲了蔣的兩個師。

1942年6月和1943年10月之間，蔣和宋數次考慮撤換史迪威。起初，宋敦促蔣表現出他不喜歡史迪威但仍然試圖同他合作的態度，但是當宋後來堅持撤換史迪威的時候，蔣卻拒絕了。為什麼即使極度不喜歡他，蔣和宋對於撤換史迪威仍感到如此猶豫？

史抱怨中國將領「二流」

剛開始之際，當蔣覺得很難同這個傲慢的美國將軍合作的時候，他曾向宋抱怨，宋因而提議對白宮做工作，以便撤換史迪威，蔣卻猶豫了。在一份1942年6月12日的電報中，宋對蔣的優柔寡斷感到疑惑，他催促蔣說出對史迪威的真實感受，否則，宋在華府的處境將極為艱難。

宋是這樣說的：「文追隨鈞座二十年，必知其素性憨直，絕非意存推諉，更不願敷衍因循，事實如此，不得不一再曉瀆，即請鈞座明白示之。鈞座對史迪威感想如何，文各電所列問題，是否已與其商洽，有何困難，美方認定接濟中國必須史迪威商承鈞座之後，來電證實始克有濟，是以文必須明瞭鈞座對史之感想及史對我之態度，始可設法相機應付也。」

四天後，在另一封發給蔣的電報中，宋報告說他已經從美國高層得到保證，要蔣提出要求，他們會召回史迪威。但是宋同時提醒蔣，他確認史迪威在幫助中國取得美方軍事援助時仍將產生作用。宋因而建議蔣對史迪威施加壓力：「美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已表示他願意召回史迪威，羅斯福總統的最高官員亦同意史迪威應該服從於你，你盡可以把他當成你的部屬，而不必把他奉為貴客。但是你應該充分利用史迪威在美國軍方的人脈關係，促使美方給予我們更多的支持。」

蔣同意把撤換史迪威的想法暫時擱在一旁，然而他和史迪威之間的分歧並沒有就此結束。美國將軍和中國領袖對於處理問題的不同看法，仍然繼續存在，兩者關係越來越緊張，導致1944年兩人徹底翻臉。他們之間的不同理念，主要歸咎於四個因素：

首先，近代中國領導人始終認為中國是西方帝國主義下的犧牲者，他們歡迎像美國這樣的盟軍來對抗日本，奪回中國失去的領土，並且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與西方國家交往。史迪威對於中國現狀與對日抗戰卻有完全不同的認知與看法。他看到中國內部持續戰亂，他熟知軟弱、腐敗的國民政府，他先前在中國擔任駐華武官的經歷，使他對中國的民主化和改革幾乎不抱希望。儘管如此，他還是欣賞中國老百姓的才能和創造力，他認定這些良好的特質被舊傳統保守的國民政府所制約，難以被中國的領導人所採納並加以利用。

第二，史迪威的首要任務在於阻擋日軍進入緬甸。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緬甸，催促蔣提供更多的軍事與人力資源。然而蔣身為國民政府的領導人，需要保衛整個中國，而不能只單獨考慮緬甸。

第三，兩人對於對抗日軍的戰略也不相同。對於中國來說，抗戰的首要任務是收復失地，統一國家，而美方的主要看法卻是支持國民政府在戰爭中挺住，以牽制日本大軍。盟軍僅體認到，一旦中國對日本投降，那麼日軍將會把其兵力從中國戰場轉移到其他地方，威脅盟軍。

第四，蔣介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在應付史迪威的過程中深感挫折。史迪威多次催促宋子文要求蔣介石「任命一真正有能力的指揮官，給予他真正的威信，並對戰果負責」。史迪威看不起蔣手下的眾多將軍。他向蔣抱怨中國軍官的素質太差，認為中國將領能力乃「二流」，並告誡蔣如果他依然把大量軍務交給這樣的將軍，「那將是白費力氣」，且將會「在美英諸盟國之間，產生極為不良的印象」。

有如上因素，吾人也就不足為奇為什麼史迪威和國民政府領導層的關係是如此惡劣，而且越來越糟糕。在史迪威和蔣、宋的多次交手中，史迪威反覆表示他對 國民黨將軍的強烈不滿，以及和他們之間的惡劣相處關係。宋的私檔中處處可顯示蔣和宋是如何忍受史迪威喋喋不休的抱怨的。

早在1943年之前，蔣和史迪威之間的矛盾就已經加劇了，同時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同樣加劇。當蔣得知史迪威設法聯繫延安的共產黨，並想邀請他們加入國軍以對抗日軍，蔣尤為惱火。蔣認為這個建議「太過分」，觸碰到了他與國民黨官員的禁忌，也就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加強共產黨的軍事實力。1943年，在討論到使用美國空軍於中國戰區和利用更多軍力為盟軍收復緬甸這兩個議題時，雙方矛盾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蔣極力爭辯空軍用於緬甸也用於中國，而史迪威在美國國防部長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的大力支持下，強烈反對蔣的看法。

憤怒的宋子文被軟禁

新近公開的宋檔顯示，隨著蔣對史迪威傲慢和無知愈加惱怒，宋再一次遊說華盛頓，試圖撤換史迪威。在1943年9月29日宋對蔣密電中，宋報告說他已經和美國政府達成了幾份重要的協議，包括「不惜以一切代價」來撤換史迪威。當宋陪同東南亞戰區最高統帥蒙 巴頓將軍於1943年10月來到重慶時，他向蔣確認了這個「好消息」，並催促他立刻發電報給羅斯福。

但是蔣此刻再次改變了心意。考慮到史迪威和美國防部的深厚關係、他剛剛成為蒙巴頓將軍的副手，以及中緬印度的戰局，蔣仍決定留下史迪威。此時，宋感到莫大的羞辱和背叛。在10月中旬，蔣和宋兩人大吵了一架。憤怒的蔣，據說把一隻碗摔在地上，同樣憤怒的宋，則重重地摔上門，離開了蔣的住所。

在後來的三個月內，宋形同被軟禁在其重慶的住所裡，不被允許參加官方活動，也不被允許回到華府，而且沒有隨同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儘管正是因為他在華府的努力，才使蔣得以參加此一峰會。1943年12月23日，宋以一種謙遜、克制和巧妙的方式寫信給蔣：「兩月以來，(文)獨居深念，咎戾誠多，痛悔何及，竊文之於鈞座，在義雖為僚屬，而恩實逾骨肉，平日所以競競自勵者，惟知效忠鈞座，以求在革命大業中，略盡涓埃之報，而抗戰以後，內心更加興奮，無論在國內國外，惟知埋頭苦幹，秉承鈞座指導，為爭取勝利，竭其綿薄，無奈個性愚憨，任事勇銳，對於環境之配合考慮，任事每欠周詳，甚或夙恃愛護過深，指事陳情，不免偏執，而流於激切，此誠文之粗謬，必賴鈞座之督教振發，而後始足以化其頑鈍，亦即文於奉教之後，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鈞座琢磨之厚也。今文以待罪之身，誠不敢妄有任何瀆情，一切進退行藏，均惟鈞命是聽。伏乞俯鑒愚誠，賜以明示，俾能擇善自處，稍解鈞座煩擾，則文此身，雖蒙嚴譴，尤必與青天白日，同其貞恆，惶悚上陳，伏祈垂察，敬叩鈞安。」

這封信目前保留在宋的檔案，見證了宋試圖安撫蔣的努力。這封信有沒有寄給蔣，吾人不得而知，但是宋於1944年春天起，恢復出席官方的活動。

蔣拒絕撤換史迪威並沒有改善中美關係，他的猶豫極有可能讓事情變得更糟了。1944年9月，蔣最後一次要求羅斯福召回史迪威。許多歷史學家長期以來認為蔣史之間的交惡，在1943年以後是如此嚴重，以至於美國對蔣的惡感，在國民黨撤到台灣、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一直沒有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