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朝至晚清，古代曾湧現出不少大商人來。但被學界公認為「商聖」的只有三位：陶朱公、白圭和胡光墉。

　　陶朱公就是范蠡，胡光墉就是胡雪巖。這兩位的事跡，人們大都不陌生。而作為另一個商聖的白圭，許多人對之還知之甚少。根據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白圭是中國經商之鼻祖。

　　白圭生於風雲際會的春秋戰國時代，曾經在魏國做高官。他是東周洛陽人，因擅長經商致富而名譽滿天下。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對其事跡有詳細記載，並稱白圭為「治生祖」。即經營民生之鼻祖，經商業之祖師爺，並說到：「白圭其有所試，能試有所長，非荀而已矣。」就是說他不僅有豐富的經商實踐，而且他還十分善於經商。他的經商理論並不是紙上談兵，而是頗有見地，富有成效。

　　「樂觀時變」： 預測市場行情

　　頗富商業天賦的白圭從長期的經營管理實踐中，總結出一套經商理論，為後世經商者所師法。他主張經商必須「樂觀時變」，即經常注意農業生產變化動向和市場行情，及時掌握時機經謀取厚利。採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營原則，每年糧食豐收後，買進五穀，售出絲、漆，在蠶繭上市時，便購進絲棉等織物，而出售糧食。他主張經營廣大民眾生活必需品，市場既廣，銷路也好，不用與人爭買賣之價，就可以得到較多的利潤，這種利潤來自時令差價和豐歉差價。一次，商人們一窩蜂地拋售棉花，價格被壓得很低，白圭見狀，便吩咐手下的僮僕掛出收購棉花的招牌，一概收盡他們手中的存貨。後來，由於連綿不斷的陰雨，棉花嚴重欠收，那些手中已經沒有棉花存貨的商人開始四處尋棉。這時，白圭便以高出收購價的價格賣出了全部庫存，以賺取利潤。

　　白圭非常重視對年景豐欠的預測，注重研究氣候變化的他，總結出了糧食生產豐、災的規律。他指出：「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意思是說，在十二年的一個週期內，有若干發展變化的規律可循，一般每隔三年將會出現較大的變化。比如，前三年中有了一個好年景，那此後的第三年往往就是大旱之年，而大旱之後又是澇年，澇年之後又是好年景。而好年景和荒年之間，穀物的價格也會有一倍的差異……白圭還強調，從商要樹立正確的「取與觀」，一旦出現機遇，就要像鷹撲獵物一般果斷，毫不猶豫。理財不可遲疑觀望，坐失良機。《史記·貨殖列傳》說白圭「趁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極為生動地描述了他理財決策中雷厲風行的精神。

　　白圭為國理財，常從大處著眼，通觀全局，在經營上從不嫌棄小惠小利，也從不靠詭計進行欺詐。他將貨物流通與發展生產聯繫起來，既能使經營生財，又使生產有利其發展，他認為只有以足補缺，以豐收補欠收，使全國各地物資互相支援才能在輔民安民的同時為國家理財致富。具體做法是：如果一個地方盛產蠶繭，就購進這些產品，而用穀物等其他當地缺少的東西去換。如果一個地方糧食豐產，就去購進他們的糧食，然後用絲、漆等類必需品去和他們交換。這樣就使全國的貨物得到流通，既利於人民生活，又能從中賺取利潤，可謂一舉兩得，利國又利民。

　　薄利多銷 眼光長遠

　　《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白圭一直主張「欲長錢，取下谷;長石鬥，取上種」的經濟思想，即為了讓自己的經濟利益增長，在經營和自己吃飯時需要選取差一些的穀物;而如果是為了做種子，使來年豐收，就要取上等的種子，因為只有上等的谷種才能使穀物產量增加，才會有好的收益。在白圭生活的時代，穀物是市場上最大宗的商品，消費者通常是一些平民，他們的消費要求是填飽肚子即可，因而商人主要配備的貨物應是下等穀物，而不是替貴族和大地主等少數人提供的上等穀物，以此達到利薄多銷的目的。優質的好種子是莊稼人獲取財富的基礎，也是商家貨源質量的保障，所以提供好穀物給農民播種，既照顧到農民的利益，又體現了商人的長遠眼光。

　　薄利多銷的經營原則，是白圭所奉行的經營圭臬。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認為大利不一定要靠經營昂貴商品或靠在交易中賣高價來實現。昂貴的商品非一般人購買力所能及，銷量有限;低廉的商品反而是大眾必需品，需求量大，照樣有利可圖。同時他也很重視商品質量，認為質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贏得信譽，貨硬才會有市場。

　　崇尚簡樸，「與僮僕同苦樂」

　　先秦時期，諸子大都肯定「儉」而否定「奢」。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墨子曰：「節儉則昌，淫佚則亡。」管子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可見，崇尚節儉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識，尤其儒家的崇儉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更大。

　　古有訓誡：成由儉，敗由奢。一般來說，商人有兩種心態：一種是奢侈揮霍，視錢如泥沙;一種是儉樸自守，希望一文錢掰成兩半花。與勤勞相連，節儉是商人精神中的重要一條。偉大的商人懂得積沙成塔、集腋成裘的道理，節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勤儉是最古老的訓誡，「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勤不得，不儉不豐」，儉以節支，勤而且儉才能聚財致贏，否則，用之無節，猶如漏後不堵，必致財源流失。由此可見，「儉」字之至關緊要，勤儉兩者不可偏廢。

　　經商的時候，節儉就是對成本的節約，成本的節約就意味著產品利潤空間的增大，所以，節儉與成本會產生聚變效應，即節儉會導致成本最大限度的降低。

　　白圭因經營有方而富甲天下，然而他在生活上毫不奢華擺闊，始終過著簡樸的生活。《史記?貨殖列傳》中介紹說：白圭一貫「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而對於下人僮僕能「同苦樂」。這種難能可貴的操行，也是白圭能在商業上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經商猶如治國統兵

　　在白圭所處反讓那個時代，政治、軍事的地位遠遠高於經濟，但白圭卻將經濟的重要性等同於政治和軍事，他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他認為經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質，更要有仁義之心，這和治國統兵要求同樣高，沒有那麼高的素質想向我請教也不會告訴你訣竅。「終不告之」或許有些過分，有不外傳之嫌，但或許白圭認為不仁不義、無勇無謀的人學了也不會用好，反而會壞了他的名聲吧。比如有人學了之後用欺詐之法損人利己，這無疑是與白圭的利國利民然後再取財的道理相違背了。總之，白圭將經商的地位看得與政治軍事同等重要，說明他具有了一種謀略家的頭腦。

　　當時，由於荒災、戰爭和賦斂的加重，投機倒把、囤積居奇、殺價抑買的現象很盛行，一些「為富不仁」的商人也因此得了到暫時的利益，可這與白圭「利民後再取財」的思想相違背。在白圭眼中，盲目將利益最大化的人，其實是目光短淺的鼠輩，只有治國平天下氣魄的人，時時為生產者考慮，才能將生意做得穩定而長遠。

　　「智、勇、仁、強」，是白圭對經商思想的高度概括，即要講究商業經營中的謀略，要善於用腦筋，捕捉商機行動要果決，不優柔寡斷，要心存仁慈，不巧取豪奪，要審時度勢，臨危不亂。

　　白圭是一代商業大師，後世商人把他尊為本行業的祖師爺。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為「商聖」;民間稱白圭為「人間財神」，並設神牌供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