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專」是「無產階級革命群眾專政」的簡稱。「文革」中，每一個機關單位工礦學校都把各自內部的「階級異己分子」集中起來管制勞動。勞動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課，全國遍地都設有大大小小的勞改隊，俗稱「牛棚」。聽來似乎是全國養殖業大繁榮，其實是雜七雜八的「牛鬼蛇神」統統關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帶出去無休止地勞動。

勞改生活我早已習慣了，進了「牛棚」不過是換了個地方勞動而已。但這種「牛棚」對我來說真感新鮮。1965年將我送進勞改隊的農場黨委書記、場長及一些隊長、政工人員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裡，天天被拿槍的造反派押著勞動。這裡必須補充一句，我1965年從南梁農場押走的時候，南梁還是屬於農墾部門管理的國營農場，1968年回來，它已經改制為軍墾單位，成了蘭州軍區下轄的農建十三師第五團，生產隊組都改成連、排、班的軍事編制。我所在的生產隊是武裝連，革命群眾都配備有槍枝彈藥，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綠軍裝。原來被管的管人了，原來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氣的挎槍的武裝戰士管。孔夫子的古訓整個顛倒過來，成了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確實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讓我詫異的還有，被看管的幹部勞動起來比我認真踏實得多。我早已在勞改隊裡練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們不，他們比革命群眾勞動還積極，人人都可評為勞動模範。認罪的態度也比我好。從革命群眾對他們的批鬥和大字報上來看，他們的罪名好像比我還重。經過1960年全國範圍的大饑饉和《資本論》的啟發，我的思想已開始有所覺悟，餓死了上千萬老百姓的社會叫什麼「社會主義」?!認識到錯的不是我而是當局，這點我已寫進了小說《我的菩提樹》。而這些「走資派」不論在批鬥他們的會上或會下，個個都低頭認罪。儘管他們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認的，因為那可是「反對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點是人們犯的任何罪錯都直接與「反對毛主席」掛鉤，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對毛主席」聯繫起來。我的「右派」罪行雖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沒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聽聽他們罪名下的罪行，不過是執行了農業生產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種種正常的生產管理今天被視為是「資產階級管、卡、壓」，當然等於反對毛主席了。更讓我長見識的是，只要他們低頭承認「反對毛主席」這項重罪，革命群眾好像就心滿意足了，並不會根據他本人承認的罪名給予判決，立即拉出去槍斃。在批鬥會上呼叫得震天響的各種令人驚心動魄的血腥口號，表現出革命群眾獲得勝利的歡快心情。每次批鬥會的內容都一樣，並不能批出什麼新鮮材料來。可是儘管如此，也不厭其煩地隔幾天來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內心裡也感到不公:我並沒有反對毛主席，卻勞改三年再三年，他們反對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鬥一鬥，頂多掛掛牌子坐坐土飛機。這叫什麼「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遊戲!

但是，在南梁農場的「牛棚」又名「群專隊」裡，我跟當初把我送進勞改隊的農場場長、書記、幹部們居然能稱兄道弟，相互稱呼老張、老王、老李。夜裡睡覺前，我們還會聊些與政治無關的話題，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經驗，為雞毛蒜皮的小事還會爭論一番，頗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這時我彷彿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當時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樣: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時移事移、幹部遭殃的時候，在「牛棚」裡我還感受到一種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進勞改隊前，我在南梁農場的綽號是「老右」——「右派分子 」；1968年從勞改隊又回到南梁農場的「牛棚」時，綽號變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公安局給我定的正式罪名僅僅是「反革命分子」，怎麼多了「修正」二字呢?原來，在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把我再次送進勞改隊之前，農場領導(就是現在跟我關在一起的幹部)曾命令我寫一份思想檢查，交代自己對右派罪行的認識。我一方面為了表現思想交代得徹底，一方面也是因愛寫作的壞習氣，何況紙和筆都免費提供，更有一種發洩不滿的心理作怪，竟洋洋灑灑寫了份近萬字的《思想檢查》，遠遠超出了領導的要求。結果，《思想檢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綱領」。這份「反革命綱領」的要點在宣判我的公審大會上曾向幹部農工宣讀過，等於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傳，搞得南梁農場人人皆知。誰知，三年後，鬧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國揭發劉少奇鄧小平，幹部農工們發現我的「反革命綱領」竟然和這些大「走資派」不謀而合:對內主張承認農戶家庭在集體經濟中的地位，開放城市農貿市場，允許包產到戶甚至單干；對外主張與所有國家包括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發達國家。這種主張在「文革」中被概括為劉鄧路線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個偏僻閉塞的農場底層日日夜夜勞動，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層的「走資派」相通，這不能不讓人側目而視，覺得我「不簡單」。正好，「牛棚」裡地、富、反、壞、右、走資派都有了，還差個「修正主義分子」，我就頂了這個位置，平時以「老修」稱之。

人們崇拜英雄，也崇拜壞蛋，只要這個壞蛋壞得出奇，壞得特別，而且與他們沒有直接利害關係。我在人們眼中就是這樣一個壞得特別、壞得出奇，對他們也沒有危害的壞蛋，從而贏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實質上是一種略帶親熱的暱稱，不但曾把我送進勞改隊的「走資派」常給我煙抽，連看管我們的武裝戰士有時還跟我開一些下流玩笑(現在叫「黃段子」)。

中國各機關單位工礦學校的「牛棚」，在1969年春季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後逐漸撤銷。「九大」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總結，劉少奇作為「叛徒、工賊、反革命」被永遠開除出黨，選出了林彪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我悟到這才是「文革」遊戲的真正目的，怪不得小「走資派」承認反對毛主席時沒有把他們槍斃，現在都「一風吹」了。毛主席說「革命委員會好」，於是所有大大小小的機關單位工礦學校包括街道居民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處理日常行政工作，「 抓革命，促生產」，當然主要還是抓革命。農建十三師五團也不例外，跟我一起關「牛棚」的「走資派」一個個被「解放」，有的回家「掛起來」，意思是暫不分配工作，同革命群眾一起在班排裡勞動，有的被「結合」進團部的革委會。全國所有各類行政管理機構突然膨脹起來，各級革委會裡的副職至少有七八名甚至十幾名。當時，在中國大陸的銀幕上，除《地道戰》《地雷戰》等寥寥幾部國產片外，公開放映的外國電影只有蘇聯斯大林時期的老影片和阿爾巴尼亞電影。有部阿爾巴尼亞影片叫《第八個是銅像》，比今天任何一部好萊塢大片的觀眾還多，一直放映到窮鄉僻壤，全國人人都看過。被結合進革委會領導班子的幹部總是第八位，於是人們都把這種幹部叫「銅像」，放在那兒既不會(敢)動也不會(敢)說話的，是有職無權的擺設。各級革委會裡都有這種「銅像」。

「牛棚」解散了，幹部們走了，農工中的地富反壞右等牛鬼蛇神，有家的，也可以回家住，單身的，集中到大宿舍。雖然還不能和革命群眾中的單身漢同在一個屋簷下，但帶槍的武裝戰士畢竟撤掉了。一時間，牛鬼蛇神們一下子輕鬆了許多，聽說全國有的地方還在激烈地「武鬥」，而我所在的農建十三師五團即南梁農場，「文革」似乎告一個段落。在田間勞動時，革命群眾同五類分子有說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個人的直覺來衡量另一個人的好壞，革命的警覺性沒有了，政治身份意識也慢慢地淡薄了。我心想，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過七八年來一次」真有必要，不然，這個國家就沒有敵人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團和氣，這哪像個專政國家的樣子!

從1968年春節前關進「牛棚」，到1969年夏季「牛棚」解散，我在裡面只待了一年多一點時間。1969年夏季以後，是我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日子，至今我還常常懷念。那時的空氣沒有污染，秋日的天空總是碧藍透明，白雲舒捲。到冬季，雪花懶散而溫暖地飄浮在林間小道上，拾一把干樹枝燃起火來，火苗依依，如小兒般在我膝間玩耍。在黃白斑斕的田野上，白頸烏鴉和純黑烏鴉昂首闊步，洋洋自得，薄霧瀰漫著一種自由的氣氛，令人心動。到開春，遍地拱出早出的綠芽，它們的生機給人以某種期待。初夏就是袒露的日子，人們把上衣脫了，貪婪地吸收陽光，田野上突然騰起天人合一的歡快。更其樂融融的是，人們一到田里勞動彷彿就進了俱樂部，四處是玩耍的嬉笑聲。我前面說過，革命群眾是懶於勞動的，比我還會磨洋工，走出家門到了田間就進行類似今天叫「社區活動」的各種娛樂。

每天出工，到了勞動場地，先進行「雷打不動」的「班前學習會」。大家圍坐在田邊地頭，通常是讀一篇報紙上的重要社論，沒有重要社論就讀毛主席著作，多半是從《老三篇》中選出一篇來念。每個人都板起面孔聽:「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班前學習會」一般十分鐘就結束了，一起身拿起工具，娛樂活動就開始了。

最常見的娛樂是談性交、性騷擾和打撲克。每個人都有夜間的故事，聊起來不僅眉飛色舞、手舞足蹈，還帶露骨的表演。我不由得暗笑，「學習會」上與會後的反差和背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荒誕無稽。那年我剛過三十二歲，但還是一個處男，我卻在這時獲得了豐富的性知識。我才知道，那事不止在床上，男女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可以交媾，而且交媾的姿勢千奇百怪，交媾時發出的聲音和話語無比豐富，沒有一個作家能想像得出來。在政治話語取得絕對霸權的社會裡，留給個人的僅有一條狹窄的宣洩渠道，就是談性和性交，於是這條渠道便洶湧澎湃，一洩千里，不可收拾。誠然，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這部分的惡性膨脹勢必擠佔了倫理道德昇華的空間，我和我的民族正是在大力號召要做「脫離低級趣味的人」時全部低俗化了。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朝代、一種機制能把勞動密集型的工作場所變成群體性的娛樂場所，而且在這種場所中如果正常談論社會、時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發揮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傳播小道消息」、「拉幫結派」、「 散佈反動言論」、「詆毀毛澤東思想」之嫌而招來麻煩，只有談論性交最安全。越下流就離政治越遠、越保險。性，有著廣闊的空間和無比的深度，談之不盡，訴之不完，能讓人作最大限度的探討和挖掘，又何樂而不為?

性騷擾不止男性對女性，竟然以女性對男性的性騷擾居多。女性在這時充分展現出「半邊天」的風采，世界女權主義的追求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達到了最理想的境界。常常是幾個女農工追打一個調皮的男農工，捉到了就把他摁倒在地，扒下褲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黃土、泥沙、碎草葉在那個部位狠命地亂抹亂揉。女的愛抹，男的更喜歡讓她們揉，一直到雙方盡興，笑得趴在地上滾成一團才算罷休。這種娛樂一天要演出好幾場，又對男人有極大的吸引力，使原來老老實實只用撲克牌「爭上遊」、「打百分」為樂的男農工，一個個也都調皮起來。性騷擾有非常強烈的感召力，露天的田間俱樂部極具開放性和參與性。

女農工極少對我性騷擾，並非歧視我是個特殊身份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而是對「識文抓字」的「老修」還保持一點敬意。但不止一個女農工可憐我「 老大不小了」還沒嘗過女人的滋味，暗示我可以找個地方跟她「幹一下」。一次，還有一位女農工在旁邊沒人的時候，身子左一扭右一扭地掀起她的綠軍裝，敞開她說的「白格森森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過過癮」。對這種佛陀式「捨身飼虎」的「高尚的人」，我感激不盡，但我還是掂量到頭上「帽子」的份量不敢輕舉妄動。然而，因為在勞改農場長期接觸不到女性，她們的善舉像雷管似的猛地引爆了我體內類似青春期的騷動，一對「白格森森的大奶子」總是在我眼前晃來晃去，搞得我一天到晚神不守舍，心智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