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黃炎培、毛澤東「窯洞對」說起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兩千一百多年間，許多王朝此亡彼興，此興彼亡，就像走馬燈一樣轉換。總的印象是，王朝的興亡似乎有一個循環的週期，這種歷史的循環論早在西漢就出現了。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環。」其根據就是戰國以來陰陽家傳下來的所謂「五德終始說」。宇宙間有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相生相剋，把它附會到王朝命運的興替上。

　　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在窯洞裡與毛澤東談話(毛澤東、黃炎培的這番談話，人稱「窯洞對」)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這大概是第一次提出王朝興亡週期率問題。歷史上那些享國時期長一些、版圖大一些、國力強一些的王朝，數得出來的有十幾個，我這裡列了一個詳細的表(見下面表1)。有的王朝雖然時間短，但地位重要，也把它們排上了。從這個表可以看到，有的王朝歷時長一些，像西漢、東漢、北宋、南宋各近200年或200年以上，唐、明、清更長一些，近300年。

　　表1：

　　這些王朝都有著相似的歷程，即興盛－－停滯－－衰亡，而由新的王朝所取代。各個王朝面臨的問題也有相似之處，借用黃炎培的話，稱之為王朝興亡週期率。那些時間短促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其興也驟，其亡也速，在很短的時間內其矛盾迅速激化、爆發，似乎是更明顯地說明了王朝興亡週期率的作用。

　　二、新王朝取代舊王朝，有三種途徑

　　一個新王朝取代舊王朝，不外三種途徑:

　　第一種途徑是靠戰爭，所謂「以馬上得天下」。這裡又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舊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直接推翻了舊王朝，新王朝在戰亂中乘時而起，其中有的是起義領袖蛻化為新的封建帝王，像秦末的劉邦，元末的朱元璋；有的是在農民大起義失敗後，貴族軍閥在群雄混戰中建立起新朝，像新莽末年的劉秀。另一種情況是農民大起義沒有直接推翻舊王朝，但給了它致命的一擊，使它瓦解，新王朝在起義後的混戰中降生。像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唐之代隋、唐末的黃巢等。

　　在這兩種情況中，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在舊王朝的覆亡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管農民起義的結局如何，政權最後還是落到了新的封建王朝手裡，封建社會一直延續下來。

　　第二種途徑是王朝的更代採取了非暴力的手段，新興統治集團操控了國家的軍事和政治，威逼舊王朝統治者交出政權，美其名曰傚法堯舜的「禪讓」，其實就是篡位。像王莽的代西漢、曹丕的代東漢、司馬炎的代曹魏、楊堅的代北周、趙匡胤借「陳橋兵變」取代後周，都是借用了「禪讓」的名義。

　　「禪讓」裡最具有戲劇性的就是宋太祖趙匡胤，他本來是軍隊將領，他要篡後周的皇位，後來周世宗打仗病死了，七歲的小皇帝即位，趙匡胤控制了兵權，就使陰謀先製造輿論說後周的皇帝幹不長，要換人，然後就得到一個謊報的軍情，說北方的遼國進攻。於是，他馬上帶兵出征，走到開封附近的陳橋驛，他停下來喝酒，半夜裡發生兵變，部下鬧起來，把趙匡胤從睡夢中叫醒，糊里糊塗穿上皇帝的黃袍，即位當皇帝。然後就急忙回到汴京開封，改朝換代。「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是中國歷史上和平篡位最有戲劇性的一場。

　　第三種途徑就是崛起於北方的遊牧民族，借中原舊王朝戰亂的機會起兵南下，征服半個乃至全部中國。像五代後期契丹族建立的遼，北宋末女真族所建的金，南宋後期蒙古族所建的蒙古汗國和元(這是北方民族第一次征服了整個中國)，明末滿族所建的清(這是北方民族第二次征服了整個中國)。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由於其社會發展程度落後，帶有濃厚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色彩，給中原民眾帶來的苦難是很深重的。

    三、為什麼王朝興亡跟農民起義有關係？關係是什麼？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略.

    四、怎樣看待改朝換代的三種途徑

　　前面說過，農民起義推翻或打擊舊王朝，是導致改朝換代的一種重要方式。歷史研究中關於農民起義的評價很不一樣。以前，人們認為農民起義都是好的，都是英雄，包括李自成、包括太平天國的領導人都是英雄。後來就開始有不同的看法。農民戰爭是一種規模很大的戰爭，戰爭本身很殘酷，殺人也很多，對經濟破壞也很嚴重，以至於現在有些論者比較過度地渲染誇大農民戰爭的破壞作用，認為戰爭不僅破壞經濟，損害人民、損害生命，而且還導致經濟倒退。有一種論點認為太平天國時候對江南破壞太厲害，以致中國近代化受到很大影響，發展不起來民族工業，發展不起來資本主義，因而太平天國只有破壞作用。

　　這種論點不能算是公正的。第一，農民如果還能勉強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就不會造反，只有實在受不了才會起來造反。農民起義規模很大，是一個群眾性運動，不完全是少數人挑起來的，實際上是王朝末期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如果追究戰爭責任，與其說農民負主要責任，不如說剝削者、統治者負主要責任。

　　第二，農民戰爭是很殘酷，但是打仗是雙方面的，鎮壓起義的統治者並不比起義者更「仁慈」，其殘酷更有過之。明末戰亂中有所謂「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之說。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曾國藩曾有「曾剃頭」的外號。

　　第三，原來的舊王朝已經腐朽到無可救藥，而且並無願望與能力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只有農民大起義的衝擊，才有可能改變舊的黑暗的統治，給新興的勢力掃清道路，創造條件。這裡正體現了農民起義對歷史的推動作用。當然，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產力、新的生產關係、新的勢力，也並不能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只能在戰爭中和戰爭後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為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儘管舊的封建勢力受到沉重打擊，但繼之而起的還是新的封建王朝，這是農民的悲劇，也是歷史的必然。

　　至於其他兩個改朝換代的途徑，「禪讓」掩耳盜鈴，新朝也不可能大力打擊那些腐朽黑暗的舊勢力，為政多是「率由舊章」，少有興革，並未注入多少新的血液和活力。而北方民族入主，取代舊王朝，他們憑借強大的武力恣行壓制，很難持久(清朝可能例外，它的統治似乎更有章法)。

    五、有三個矛盾，如果新王朝處理得很好，就可能出現興旺發達的盛世；否則就可能引起社會大震盪，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

　　新王朝建立之始，一般來說要面對三個重要矛盾。統治者如果善為處置，就會出現盛世，否則就會引起大震盪，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章士釗《柳文指要》中的《柳子厚生於今日將如何》，柏楊《中國人史綱》中的《瓶頸危機》一節都指明了這一點。比如，柏楊指出:

　　「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都曾爆發過致命的政治災難。夏王朝第四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時，也就是，當夏王朝開國後四十年左右，和商王朝開國後也是四十年左右時。夏王朝政權接連被后羿和寒浞奪取，商王朝政權也落到伊尹之手。結果雖然傳統的當權人的後裔取得勝利，但已經殺人千萬，血流成河，而這些後裔並不一定十拿九穩的可以得到勝利。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政權，都有這種類型的場面。這使我們發現一項歷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後的五十年左右，或者它傳到第二代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所謂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為了加強印象而設，當然不會有人機械地去解釋。在進入瓶頸的狹道時，除非統治階層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無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們前功盡棄，也就是足以使他們國破家亡的瓶頸危機。歷史顯示，能夠通過這個瓶頸，即可獲得一個較長期的穩定，不能夠通過或一直膠著在這個瓶頸之中，它必然瓦解。」

　　那麼，怎樣才能通過這個「瓶頸」呢？我們從新王朝面臨的三個矛盾說起。

　　第一個矛盾是農民同新王朝，農民同地主間的矛盾。原來農民與舊王朝、與地主尖銳激烈的對抗，這時趨於鬆弛和緩和，新王朝統治者如果接受教訓，採取一系列緩和矛盾的政策，如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招輯流亡、減省刑罰、整飭吏治、實行節約等，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現生產恢復，經濟繁榮，戶口繁衍，社會安定的良好局面。有名的西漢「文景之治」，唐「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等，就是這樣來的。

　　但一旦新王朝不採取這個辦法，而採取倒行逆施的辦法，橫徵暴斂，到處花錢，到處浪費，到處奢侈，問題就來了，老百姓到時候抵不住、維持不住，就開始造反，原來的王朝很快就滅亡了。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很重要的王朝，一個是秦朝，一個是隋朝，開局都不錯，但滅亡很快，到第二代皇帝就完了。「其興也速，其亡也忽」，這是他們橫徵暴斂、大肆興作、嚴刑酷法、大肆奢靡帶來的惡劣後果。

　　第二個矛盾來自統治階級內部。新朝建立，尚未穩固，人心尚未完全認同，統治階級之間矛盾尖銳，不僅地方勢力反抗新朝，中央內部也有各種勢力對抗。

　　這裡最富有戲劇性的是宋朝，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是借「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當的皇帝，按照習慣，他應該傳位給他兒子，可是他的弟弟趙匡義有野心，趁著宋太祖生病的機會逼迫趙匡胤，兩人吵起來。吵些什麼，外邊人不知道，躲在外邊遠遠地看，只看見蠟燭影子搖搖晃晃，有人影來回動，聽有斧頭把兒著地的聲音，這就是有名的「燭影斧聲」。沒多久，宋太宗宣佈宋太祖死了，臨終囑托由宋太宗即位，「燭影斧聲」千古之謎，到現在也沒有人能夠破解，大概是趙匡義搞了一個陰謀，事先有所佈置。

　　明朝「靖難之役」也是皇位繼承問題，明太祖有二十五個兒子，太子死了，只有把皇位傳給孫子，這就是建文皇帝。當時他的兒子有很多不服，其中明成祖燕王朱棣在北京起兵，雙方打了三年，最後南京被攻破，建文皇帝失蹤了。另一說法是，建文皇帝當時跑掉，當了和尚，明成祖後來到處追建文皇帝。一個傳聞說跟武當山有關，武俠小說裡有武當派，武當派的祖師爺張三豐掩護建文皇帝到處逃跑，所以明成祖拚命秘密地去抓張三豐和建文皇帝，這是一個說法。再一個說法是，建文皇帝跑到國外，明成祖到處探訪建文皇帝的下落，甚至派鄭和七下西洋密訪，結果還是沒有下落。現在經過歷史學家的研究，認為建文皇帝確實沒有跑掉，多半死於亂軍之中，這當中的細節跟「燭影斧聲」一樣，是一個謎。

　　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也可以是一個瓶頸，一個狹窄的通道，過得去就好，過不去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整個王朝也被顛覆。像西晉沒多久就出現「八王之亂」，打來打去，最後出現農民起義，出現五胡十六國，西晉就滅亡了。

　　第三個矛盾是新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矛盾。當新舊王朝更替之際，原先被壓制的北方遊牧民族驟然趁勢而起，南下侵迫新朝，這時新朝視其國力條件而採取不同的對策。比如，西漢初年，國力還不行，比較弱一點，統治還不穩固，所以對付北方遊牧民族－－匈奴是妥協和親，直到七十年後的漢武帝，國力充盈，才大舉進攻匈奴，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唐太宗初即位，對兵臨城下的東突厥也是先行謀和，待三年後準備充分了，再全力進攻。明成祖對蒙古則挾常勝之師，大舉征討，五次出塞。但是新朝這些對策必須正確，不然會有亡國之虞。像五代的後晉石重貴率爾抗拒契丹，結果亡國。北宋初年兩次攻遼都大敗而還，最後訂立「澶淵之盟」，奉送大批歲幣，擺脫不了屈辱局面。

　　面對這些矛盾，如果拒絕接受歷史經驗，採取不妥當的辦法，將會帶來惡果。北宋為了限制和防範唐後期的藩鎮割據和農民的反抗，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渲染重文輕武、重內輕外，大量養兵養官，出現「冗官冗兵冗費」的痼疾，造成「積貧積弱」的局面。南宋偏安江左，對南下的金兵一再屈辱求和，統治者仍一味歌舞昇平，甚至粉飾太平，無所作為，最後亡於蒙古，以致兩宋成為歷史上最羸弱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