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達開是太平天國金田首義諸王之一，「文武備足」，叱吒風雲，對太平天國前期的飛速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公元1863年春，石達開在遭太平天國內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後，率軍幾萬人到達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他的目的是越過大渡河，北上進軍四川，但他在大渡河畔被清軍與地方土司緊緊圍困，陷入絕境。為了挽救士兵的性命，石達開到清軍陣營中與清軍談判，卻被清軍俘虜，士兵在清軍的進攻下全軍覆沒，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歷史悲劇。對這一重大事件，有一些記載，也有一些學者進行了研究，但仍給後人留下了許多疑問和難解的謎，其中之一就是石達開射入清軍營中的神秘信函是寫給誰的？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封信？

石達開在大渡河畔被清軍圍困後，曾率軍強渡大渡河，但是由於河水暴漲，石達開軍隊損失慘重。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石達開命軍師曹偉人給清軍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竊思求榮而事二主，忠臣不為；捨命以安三軍，義士必作。」又說：「然達捨身果得安全吾軍，捐軀猶稍可仰對我主。雖斧鉞之交加，死亦無傷；任身首之分裂，義亦無辱。」按照他的想法，能夠拼著自己一死以換取部下的生存，以答謝天王，這是忠臣義士的壯舉。他把信寫成後，用箭射入駐守在大渡河對岸的清朝四川重慶鎮總兵唐友耕的軍營中。關於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說是重慶鎮總兵唐友耕，有人說是四川總督駱秉章。正因為這兩種說法各有憑據，成為一大疑案。

認為此信寫給唐友耕的依據是1908年出版的《唐友耕年譜》，其作者為唐友耕之子唐鴻學。唐鴻學介紹說這封信是石達開寫給唐友耕向其乞降的。關於石達開寫信給唐友耕的事，《紀石達開被擒就死事》一文記載說：「四月二十三日，以書射達北岸唐友耕營」，「唐得書，不敢奏亦不敢報。石軍不得復」。根據這種說法，唐友耕收到石達開的信後，隱匿不報，也沒有回復石達開。

另一種說法是1935年四川瀘定西沙河壩農民高某在紫打地發現的此信抄件，收信人是駱秉章。當時高某發現石達開函稿共三件，這封信為其中的一件，於1935年3月25日在《農報》發表。1945年，都履和根據李左泉《石達開江被困記》整理而成《翼王石達開江被困死難紀實》，其中附錄有石達開的信。李左泉的文章是根據土千戶王應元幕僚許亮儒遺著《擒石野史》筆記潤色重編的，來源可靠。與十年前高某發現的信一樣，收信人也是駱秉章。

這兩種版本除了收信人一為重慶鎮總兵唐友耕，一為四川總督駱秉章有較大出入之外，文字內容也不盡相同。許本此信並無上款，唐本此信的上款是：「達開頓首再拜澤波軍門仁兄同志大人閣下」，稱呼方式不倫不類，與太平天國文書的格式以及石達開文書的用語都不符合。許本信件並沒有標明寫信日期，唐本信末所署日期為「太平天國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太平天國早就改「亥」為「開」，石達開作為太平天國的高級將領不會把「癸開」寫成「癸亥」。由於這個時候還沒採用公元紀年法，五月初九日指的是農曆，而且這一年的農曆「五月初九日」是公歷的6月22日，石達開早已被俘，正在被清軍押送赴成都途中，此時給唐友耕寫這樣的一封信是有悖常理的。

許本信中說：「惟是閣下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誠納眾，心實以信服人，不蓄詐虞，能依清約，即冀飛緘先復，並望賁駕遙臨，以便調停，庶免貽誤，否則閣下遲行有待，我軍久駐無糧……」石達開信中「肩蜀巨任」的話，應該是對身為四川總督、擔負四川全省重任的駱秉章說的，而不是對只管重慶一鎮綠營兵的唐友耕說的。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雲南的李永和、藍大順在昭通府起義。當時唐友耕為起義軍中的一個小頭目，後來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達開是不會寫信向他請求赦免三軍將士的，更何況唐友耕也沒有這麼大的權力。「並望賁駕遙臨」，顯然是對遠在成都的四川總督駱秉章說的，而不是對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說的。石達開信中還有「閣下如能依書附奏清主」的話，但是，當時總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唐本中與「肩蜀巨任」相對應的是「當得巨任」，與「並望賁駕遙臨」相對應的是「拜望台駕近臨」，以上種種破綻和改動，可以證明此信原本是寫給駱秉章的，唐友耕的兒子唐鴻學為了給父親臉上貼金，把此信編入《唐友耕年譜》，說是石達開向唐友耕乞降，以誇大其父戰功。

還有一種說法是，根本不存在這樣一封信。部分學者認為，石達開寫給清軍的信有許多地方與現實不符。信中所說「閣下如能依書附奏清主，宏施大度」，然後再作答覆，這就令人費解。因為，當時從四川到北京的公文批復至少需要一個月。即使駱秉章能夠根據情況自行處理，從大渡河到成都公文往返也得10天。這對於腹背受敵的石達開來說毫無意義。當時重慶鎮總兵唐友耕在大渡河北岸駐軍，此信如果是寫給唐友耕的，似乎稍近情理。其實不然，因為唐本中，也有「閣下如能依書赴奏，清主宏施大度」的話。如果說是希望唐友耕作決定，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唐友耕根本無此權力。

這封信的內容也有問題，信中說：「（石達開）閱歷十餘年，已覺備嘗艱苦；統兵數百萬，徒為奔走焦勞，每思遁跡山林，遂我素志，韜光泉石，卸余仔肩，無如騎虎難下，事不如心，豈知逐鹿空勞，天弗從願，達思天命如此，人將奈何。」這顯然與史實不符。太平天國鼎盛時期總兵力也不到百萬，在被圍困的情況下，石達開不會吹牛。而且，石達開這種悲觀失望的情緒與之前的豪氣干雲也不相符。石達開在去清營談判前五天，曾題詩：「大軍乏食乞誰糴，縱死涐江定不降」。石達開在去清營的前一天晚上與部下商議，「妖來背水一戰，幸而勝則圖前進，不勝則主臣赴彼清流，斷不受斧鉞辱」。石達開被審訊及臨刑時的表現，甚至連其敵人也不得不承認石達開的英雄氣概。「（石達開）供自金田發難之後，一切悖逆情狀歷歷如繪，其梟桀堅強之氣溢於顏面，而詞氣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之語。自言南面稱王十餘年，所屠戮官民以千萬計，今天亡我，我復何惜一死！臨刑之際，神色怡然」。

石達開寫這樣一封信的目的是通過談判保住全軍將士的性命，這封信應該著重談條件，但是信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談自己的思想問題，而對進行談判的條件則寥寥數語，一帶而過。這就使這封信的真偽更加使人懷疑。假如真有這樣一封信，清政府即使不加以大肆宣傳，也會在公私記載中留下一些痕跡。但是奇怪的是在1908年《唐友耕年譜》印行之前，不僅無人見過此信，連石達開寫過此信的事也沒有人知道。

也許，石達開當時有捨命救全軍的想法，又有詐降的打算；清軍也有通過談判而進行誘擒的陰謀，這一切都是事實。不過石達開寫信給駱秉章或唐友耕則並無其事。頭腦清醒的石達開不會去作這種遠水不救近火的無效勞動，我們現在見到的這兩封信都是偽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