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貴妃死於馬嵬坡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但是，楊貴妃魂歸離恨的真正原因，或者說是被誰殺死的，詩家有不同的說法。

　　杜甫與白居易觀點相反

　　杜甫名詩《北征》最後一節，寫到「馬嵬事變」：「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從其中「中自誅褒妲」一句看，杜甫似乎是說，楊貴妃是被唐玄宗親自下令處死的。

　　劉禹錫《馬嵬行》詩轉述當地小孩子的說法：「軍家誅戚族，天子捨妖姬。」具體細節是：「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為無暉。貴人飲金屑，倏忽舜英暮。」意思是，唐明皇在軍人的逼迫下，不得已(請特別注意「捨」字)用內含金屑的毒酒賜死楊貴妃。

　　白居易《長恨歌》敘述唐明皇帶著楊貴妃逃至「西出都門百餘里」的馬嵬驛時，「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顯然，白居易認為，楊貴妃是被扈從軍人處死的。

　　鄭畋《馬嵬坡》詩是這樣寫的：「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詩中雖然說唐明皇難以忘懷楊貴妃，但主要內容是：拿南朝陳後主(隋軍攻佔南京時，他跟妃子張麗華、孔貴嬪一起躲在景陽宮一口枯井裡)作反襯，說明唐明皇聖明，能夠在危急時刻，為了國家利益，下令處死自己寵愛的妃子。

　　這幾首詩，都是唐人詠「馬嵬事變」的名詩。他們的觀點態度，大致可以分為三派：杜甫、鄭畋似乎認為，唐明皇在處死楊貴妃一事上是主動的;白居易強調扈從軍人(六軍)的作用，沒提唐明皇的作用;劉禹錫介於兩者之間，既強調了軍人的作用，也沒有忽略唐明皇的作用。

　　那麼，孰是孰非、孰優孰劣呢?

　　史書說得也含糊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二引魏泰《隱居詩話》，對劉禹錫、白居易的觀點、措辭很不以為然。魏泰特別讚賞杜甫的說法，因為它肯定了唐明皇能夠吸取夏商末代君主的失敗教訓，「畏天悔過，賜妃子以死」。至於鄭畋的《馬嵬坡》，意思倒是沒錯，但是，「詞句凡下，比托無狀」，不值得一說。

　　今人周振甫先生在《詩詞例話》一書中，完全不同意魏泰「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的觀點。他認為，魏泰的觀點是「極端錯誤的」。他認為：這幾首詩中，白居易寫得最好，因為「寫出了事實的真相，寫出了唐明皇無可奈何的心情，也寫出了在危急時犧牲楊貴妃的醜惡表現」;劉禹錫寫得不如白居易，「劉雖然也寫了事實，但他用『妖姬』兩字，具有『女人是禍水』的錯誤觀點」「鄭畋歌頌唐明皇是聖明天子，違反官軍迫死楊貴妃的事實，是不對的」「杜甫還要替唐明皇美化，寫得最不行」。

　　我認為，周振甫先生的觀點，也未免帶有時代的烙印。其實，孰是孰非的問題，都是可以討論的。首先，楊貴妃被處死，原本就是多方作用的結果;其次，史書記載也頗含糊，不見得是詩人們故意歪曲;再次，評論詩歌好壞，不能簡單依據是否反映了自己認為的所謂「事實」，還應該考慮到寫作的時代背景等情況。例如，杜甫寫《北征》一詩，時當「安史」亂中，肯定唐明皇「中自誅褒妲」，或許有勉勵君王、激勵鬥志的用意。蕭滌非先生的《杜甫詩選注》云：「在當時危急存亡的情況下，把皇帝說成一個昏君，便要影響舉國上下『同仇敵愾』的情緒……」此說有理。事實上，杜甫也並非真的認為，楊貴妃就是唐明皇親自處死的上引《北征》詩句，接著還有「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幾句。杜甫特意提到當時兵諫主事者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並給他如此崇高的評價。可見，杜甫並沒有絲毫抹殺軍人作用的意思。他只不過是把話說得委婉一些，藝術一些罷了。

　　自作孽不可活

　　其實，楊貴妃的被縊殺，直接原因固然是馬嵬坡禁軍兵諫和玄宗許可兩個。但是，禍根早已種下。對此，新舊《唐書》裡的《楊貴妃傳》都有所透露。

　　《舊唐書》云：「及祿山反，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啣土陳請，帝遂不行內禪……」《新唐書》云：「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於廷。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

　　根據新舊《唐書》的如上記載，我們知道：楊貴妃之死，曾經百般討好她的「乾兒子」安祿山是重要有力的推手;後來(公元756年)在靈武繼位的太子李亨(唐肅宗)，有可能是「馬嵬事變」裡誅殺楊貴妃的幕後操手。

　　不過，歸根結底，楊貴妃的悲劇，根源還在於她那位臭名昭著的堂哥楊國忠的多行不義，在於她及其姊妹的不懂得謹言慎行，明哲保身。還是應了那句古語：「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楊國忠、楊貴妃兄妹，早在「馬嵬事變」之前，已經很清楚地知道，只要玄宗一退，沒有人能再罩著他們，他們犯下的罪孽，造成的禍害，立刻就會遭到清算，末日就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