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先生誕辰一百二十週年之際，回顧百年中國的憲政歷程，愈發令人感念，先生作為自由主義的先驅，其樸素平實的憲政思想，竟然具有穿越時空的光芒。

　　胡適先生在百年中國的定位，首先是一位學人，而且與國立北京大學，有著殊勝的因緣，先生的生日，12月17日，正是老北大的校慶日。胡適1917年由蔡元培先生禮聘入北大，開始了漫長的教育家的生涯。

　　百年中國學術地圖上，胡適先生這一代學人，內心尚有修齊治平的傳統積澱，學而優則仕，多數人走著亦學亦政的人生軌跡，而胡適先生，除了抗戰時期，擔任駐美大使，一生謹守學人的底線，應該說是很不容易的。這樣，胡適先生就與翁文灝、蔣夢麟、羅家倫、蔣廷黻、吳景超、葉公超「出山」的朋友相區別。

　　同時，胡適先生與醇儒陳寅恪不同，愛惜羽毛的先生，自稱「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天生對政治具有特別的敏感和濃厚的興致，通過主持《努力》、《新月》、《獨立評論》、《自由中國》，胡適殫精竭慮，拓展言論自由的空間，普及民主憲政常識，盡了一份知識分子的責任。

　　這樣胡適先生走了一條非常獨特的路，先生有言：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這番話，充分表達了先生對政治的關切。國家不上軌道，正直的學人，都會感同身受，只不過，學養和興味有異，取徑不同而已。

　　胡適先生「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對現實政治，議論風生，津津有味，但，只是表達內心的感受，決不「下海」。商務印書館的朋友高夢旦、張元濟，都覺得梁任公吃虧在放棄了言論事業，去做總長。胡適內心，也是這樣看待的，所以，決計不做「梁任公之續」。但是，胡適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決不放棄言論的衝動。胡適先生的獨特路徑在於，只「議政」，不「參政」。

　　先生早歲遊美期間，新大陸這塊年輕的土地，竟然具有如此豐厚的民主傳統，令人驚詫不已，也令人低回不已！1912年，正直總統選舉年，年輕的胡適熱忱參「大選」，成為內心民主憲政的「酵母」。胡適先生對民主憲政的自覺認識，首先得益於七年的留學生活，其次，先生的見解，根植於深切的歷史視野，所以，先生質樸平實的見解，比起政治學學養深厚的錢端升，更有厚重之感。

　　既然，在胡適先生看來，民主政治是一種現代生活，「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經過努力，中國完全可以走上這種道路。胡適先生既是一個試驗主義者，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宏大目標，點滴努力。」

　　胡適在辦《獨立評論》期間，就曾發生民主與獨裁的討論。錢端升、蔣廷黻、吳景超，這些受過民主熏陶、學養深厚的朋友們，竟然都擁護獨裁，這讓胡適覺得有話要說。錢端升的文章最具有代表性：「我們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個——本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熏陶的。這些人對於犯民主政治的各種制度自然看了極不順眼，但如果我們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近代國家，我們恐怕也非改變我們的成見不可。」

　　《獨立評論》的朋友，竟然擔挑獨立了，不具有底線政治共識。出現這種情形，一方面有些人把民主看得高不可攀，另一方面，可以說是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救亡壓倒了啟蒙。這也是落後國家的「囚徒困境」。

　　胡適先生指出，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按理說，類似民主與獨裁的爭論，應該發生在英國、美國這樣率先進入憲政的國度。因為，那時候，民主憲政還沒有成功的標桿，那麼，肯定有一幫老輩諄諄告誡那些後生：既然連民主的概念，都那麼模糊，歷史上沒有搞過，何必捨近求遠、標新立異呢？

　　歷史的弔詭在於，民主憲政的先進國家，通過努力和實幹，生長出一套憲政的制度安排，而落後的中國，1933年，現代學人還在探討新式獨裁的可行性，怎麼不令胡適先生感慨萬千呢？胡適先生坦誠告訴朋友們，中國既無獨裁的必要也無可能。

　　胡適先生不愧是新文化運動的巨擘。筆者看來，這場運動，既是文藝復興，又是啟蒙運動，從此，中國人不迷信孔夫子，不以孔子定是非。

　　可是，時過境遷，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卻開始建立新的現代迷信，胡適先生覺得，真是不可思議，驚詫莫名！

　　原來，國民黨從總理孫中山那裡，尋找政治構架的合法性。「知難行易」、「先知先覺」、「軍政、訓政、憲政」，都是孫中山經常掛在嘴邊的話，無奈，歷史沒有給他更多實踐政治理想的機會。

　　國民黨一上台，便開始對孫中山搞造神運動，以孫中山的是非定是非。秉持自由理念的胡適先生，倍感壓抑，北洋政府固然很糟糕，激發了自己談論政治的衝動，《我們的政治主張》，就是胡適的鋒芒初試，呼喚一個好政府。北洋政府，一方面沒有搞造神運動，另一方面賄選醜聞不斷，但畢竟還是保持國會的安排。國民黨比起北洋政府，號稱先進，竟然，「公僕」還要訓練「主人」參政的能力，何時結束訓政、開闢憲政，既沒有路線圖，也沒有時間表，簡直是開歷史的倒車。

　　這時，正值胡適先生卜居上海，與老友徐志摩、余上沅、梁實秋、潘光旦、聞一多、饒孟侃，將新月社由鬆散的沙龍，變成比較緊密的社團，《新月》時期的胡適先生，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時評政論，大氣磅礡，酣暢淋漓，大有「糞土當年萬戶侯」的錚錚鐵骨。

　　胡適先生《新月》時期，先後寫出《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痛陳時弊，言辭激越：「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胡適先生認為，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種教育，人民參政並不需要專門的知識，而是參政的經驗。『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這便是民權主義的根據。怕只怕民眾不肯出來參政，只要民眾肯出來參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

　　胡適先生終其一生，是一個平和的自由主義者，先生的「理想國」——古老的國度，實現民主憲政。胡適先生曾經隱忍過，退讓過，但是，平生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迴避危險。

　　胡適和蔣廷黻兩位先生，所走的道路，不少學者翹首以盼，但，兩位先生，對於入閣，有著理性的判斷，堅守著底線倫理，保持了獨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