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了中共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古田會議」。「古田會議」之後，為了進一步闡述宣傳鼓動重於指派命令，毛澤東給大家講了《三國演義》中老將黃忠大敗夏侯淵的故事。毛澤東說：「黃忠本來年邁體衰，很難取勝夏侯淵。可是諸葛亮使用了『激將法』，把黃忠的勇氣鼓動起來了。於是黃忠表示：如不斬夏侯淵於馬下，提頭來見。結果，黃忠果然殺了夏侯淵。」（賴傳珠：《古田會議前後》). 

      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轉移到湘贛邊界敵人統治薄弱的井岡山。毛澤東一到井岡山，立即帶領部隊深入群眾，訪貧問苦，號召人民組織起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紅色政權」。在井岡山那段非常艱苦的歲月裡，書刊是很稀缺的，毛澤東讀書的嗜好是很難滿足的。因此，一次打土豪的時候，毛澤東就特意到土豪家裡尋找《三國演義》之類的書。有一位農民告訴他：「沒有了！沒有了！昨天共產了。」1938　年5月3日，毛澤東對「抗大」三期二大隊作的題為《我們對三民主義的態度》的講話時，還津津樂道地給人們講了這段趣事。在這次講話大約五個月之後，在1938　年10　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還對賀龍和徐海東兩位將領開玩笑說：「中國有三部小說，《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誰就不算中國人。」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是毛澤東非常推崇的。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毛澤東說，《三國演義》裡有三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知識分子，有高級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或像諸葛亮那樣拿鵝毛扇的就是知識分子。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幹部不要怕群眾，不要脫離群眾，要跟群眾在一起的問題時，毛澤東說：「劉備得了孔明，說是『如魚得水』，確有其事，不僅小說上那麼寫，歷史上也那麼寫，也像魚跟水的關係一樣。群眾就是孔明，領導就是劉備。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毛澤東選集》第5　卷，第452頁）.而對於對諸葛亮這樣的人物，毛澤東的看法是：也不是「全人」，「總是有缺陷的」。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中，毛澤東說：「任何一個人都要人支持。一個好漢也要三個幫，一個籬笆也要三個樁。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這是中國的成語。中國還有一句成語，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單獨的一個諸葛亮總是不完全的，總是有缺陷的。」 

　　毛澤東國際問題秘書林克寫過這樣一段回憶：1957年春季，毛澤東到天津、濟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視察。3月20日下午，乘飛機由南京飛往上海途經鎮江上空時,觸景生情,書寫了辛棄疾《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這首詞。寫完後，圍繞這首詞的內容，毛澤東又講了許多。在說到「生子當如孫仲謀」這一句時,他解釋是借引曹操的言語。接著，毛澤東又講到煮酒論英雄一節.說:曹操說：「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劉備問：「誰能當之？」曹操以手指劉備後自指說：「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說到這裡，毛澤東繼而發揮說，儘管劉備比曹操所見略遜，但劉備這個人會用人，能團結人，終成大事。（《秘書工作》1993　年第11期第26　頁）上面說到的「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這句話，是在《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曹操「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這句名言，毛澤東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腦子裡。直到晚年，他在練習書法時，還時常很有興致地一次又一次地書寫。李銳也回憶說：「1959年7月初剛上廬山時，毛澤東心情舒暢，在同周小舟和筆者幾個人談話，談到『大躍進』高指標時，由於他的『發號施令』，要『三大元帥掛帥』，而引起經濟形勢的紊亂，他也不便於隨意指責『元帥』，搞亂了局面。於是引了《三國演義》中蔣幹過江的故事，那麼『元帥』會感慨得很：『曹營的事難辦得很哪！』引得我們都大笑起來，他本人也大笑起來。會議後期批彭德懷，他又用彭德懷比張飛：『有張飛之粗而無其細』。可見毛澤東對《三國演義》的熟悉，時常信手拈來，皆成章。」（《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第27頁） 
      對於《三國誌》和《三國演義》，毛澤東曾有一段評說：「《三國演義》是小說，《三國誌》是史書，二者不可等同視之。若說生動形象，當然要推演義；若論真實性，就是更接近歷史真實，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就不如陳壽的《三國誌》羅！」為了說明演義和真實歷史的差別，毛澤東還特意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比如，舊戲裡諸葛亮是須生，而周瑜是小生，顯然諸葛亮比周瑜年紀大。這可能是來源於演義，而在《三國誌》上記載周瑜死時37歲，那時諸葛亮才30歲，即比周瑜小7歲。」（陶魯笳：《憶毛澤東同志教我們讀書》，載《黨史文匯》1993年第9期）.毛澤東愛讀《三國演義》，也很愛讀《三國誌》。筆者認為，在毛澤東晚年的讀書生活中，這不同體裁、不同類別的兩部書，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他實際上把它當作一部書來讀了。從歷史的角度來讀「演義」，這是毛澤東晚年讀古典小說的一大特點。《三國誌》和《三國演義》，毛澤東晚年都讀過多遍。這裡，特向讀者介紹一點筆者所知道的有關情況。 

　　大約從50年代後期開始，毛澤東離開中南海到外地去，總要帶上一大批他愛看的或者是他常讀的圖書，《三國誌》、《漢書》、《後漢書》、《史記》等二十四史大字線裝本是必帶的書籍之一。1958年11月到武漢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八屆六中全會時，就帶了《三國誌》等一大批圖書.會議期間，他在讀《三國誌·張魯傳》時還寫了兩段長長的批注。陶魯笳在《憶毛澤東同志教我們讀書》一文中說，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前一天，即1958　年11月20日上午，毛澤東召集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本人，到毛澤東在武漢東湖畔的住所開了一次座談會，專門座談陳壽的《三國誌》。35年之後，陶魯笳回憶這次座談會時還很有感觸地說：「原來我們都以為主席要座談的是預定在明天，即11月21日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相繼召開六中全會的問題。誰也沒有料到，當主席和藹可親地招呼我們在客廳坐定之後，一開頭他卻說：『今天找你們來談談陳壽的《三國誌》』。」在這次座談會上，毛澤東很有興致地談了他自己對《三國誌》、《三國演義》和曹操等歷史人物的看法。 
　    毛澤東國際問題秘書林克寫過這樣一段回憶：1957年春季，毛澤東到天津、濟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視察。3月20日下午，乘飛機由南京飛往上海途經鎮江上空時,觸景生情,書寫了辛棄疾《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這首詞。寫完後，圍繞這首詞的內容，毛澤東又講了許多。在說到「生子當如孫仲謀」這一句時,他解釋是借引曹操的言語。接著，毛澤東又講到煮酒論英雄一節.說:曹操說：「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劉備問：「誰能當之？」曹操以手指劉備後自指說：「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說到這裡，毛澤東繼而發揮說，儘管劉備比曹操所見略遜，但劉備這個人會用人，能團結人，終成大事。（《秘書工作》1993　年第11期第26　頁）上面說到的「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這句話，是在《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曹操「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這句名言，毛澤東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腦子裡。直到晚年，他在練習書法時，還時常很有興致地一次又一次地書寫。李銳也回憶說：「1959年7月初剛上廬山時，毛澤東心情舒暢，在同周小舟和筆者幾個人談話，談到『大躍進』高指標時，由於他的『發號施令』，要『三大元帥掛帥』，而引起經濟形勢的紊亂，他也不便於隨意指責『元帥』，搞亂了局面。於是引了《三國演義》中蔣幹過江的故事，那麼『元帥』會感慨得很：『曹營的事難辦得很哪！』引得我們都大笑起來，他本人也大笑起來。會議後期批彭德懷，他又用彭德懷比張飛：『有張飛之粗而無其細』。可見毛澤東對《三國演義》的熟悉，時常信手拈來，皆成章。」（《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第27頁） 

       1958年9月,毛澤東去大江南北視察,張治中應邀陪同前往。途中,毛澤東正在火車上閱讀《三國誌》，張治中和羅瑞卿進來，在談話間，毛澤東說：「呂蒙是行伍出身，沒有文化，很感不便。後來孫權勸他讀書，他接受了勸告，勤學苦讀，以後成了東吳的統帥。現在我們的高級軍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參加革命後才學文化的，他們不可不讀《三國誌》的《呂蒙傳》。」（《人民政協報》1987　年1　月6　日，余湛邦文。）關於讀《呂蒙傳》，毛澤東還向羅瑞卿推薦說：「公安幹警應成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要求。」回到北京後羅瑞卿自己先很用心地讀了《呂蒙傳》，他還請人將其譯成白話文，供公安部門各級幹部學習，以此來激勵大家學習文化的熱情。 

　　據逄先知的記載，60年代，毛澤東先後兩次要讀《三國誌》。一次是1960年4月20日，這次,逄先知送給主席的是標點本《三國誌》。一次是1964年10月13日主席要讀《三國誌》，逄先知送給主席的除上次送的那部標點本《三國誌》外，還有盧弼撰的《三國誌集解》.這部《三國誌集解》，線裝本、字也比較大，毛澤東非常喜愛，後來一直把它放在他的書房裡，讀了又讀，上面還寫了許多的批語。有兩處批語，至今還深深地留在筆者的記憶中。裴松之在《魏書·武帝紀》一段註釋中，引用了曹操於建安15　年（公元210　年）12　月所下的《讓縣自明本志令》。其主要內容是敘述他自己輾轉征戰的經歷及當時許多的心理活動，表明它守義為國，並無取代漢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讓出受封的陽夏、柘、苦等三縣，以消除時人對他的誤會。盧弼對此除作了一些考證、訂謬外，對曹操還提出了許多的指責。曹操在令中寫道，自己沒有背叛漢室之意，他死後，妻妾無論嫁到哪裡，都希望要為他說明這一心跡。盧弼對此指責說是「奸雄欺人之語」。曹操在令中又寫道，自己不能放棄兵權，「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這是「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盧弼對此指責這是「皆欺人語也」，並說陳壽撰寫的《三國誌》對這些話「削而不錄，亦惡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還寫道，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強，處小而擒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盧弼認為曹操的這些話是「志驕氣盛，言大而誇」，並在注中又列舉了曹操打過的敗仗。以上的這段文字，特別是盧弼的注，毛澤東看的很仔細，差不多都作了圈點。盧弼對曹操的看法和評價，毛澤東很不贊成，他認為，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所以，在讀了盧弼的這段注後，毛澤東在書的天頭上寫了這樣的一段頗有感慨的批語：此篇注文，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李太白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彌（據掃葉山房石印本《李太白全集》，「彌」應為「禰」）衡。  」此為近之。「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的詩句，引自李白的《望鸚鵡洲悲禰衡》一詩。禰衡是東漢時代人，史籍說此人狂傲而有才氣。曹操對這個人的才能不僅沒有引以重視，而且還污辱了他，因此被禰衡大罵。禰衡後被黃祖所殺。鸚鵡洲據說是禰衡曾在此作賦的地方。李白的這首詩，對曹操統一北方的功績是肯定的，同時又指出他輕視禰衡的失誤。大概是因為李白對曹操的這種評價比較符合歷史實際，也比較符合毛澤東本人的看法，所以毛澤東在此特引了李白的這句詩。 

　　  毛澤東在讀《魏書·劉表傳》時還寫了兩條有關曹操的批注。 

　　《魏書·劉表傳》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說劉表初到荊州時，江南有一些劉姓家族據兵謀反，劉表「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毛澤東讀到此注，對「皆斬之」的作法是不贊成的，所以，他在「皆斬之」三字旁劃了粗粗的曲線，又在天頭上寫下了這樣一條批語：殺降不祥，孟德所不為也。毛澤東的這條批語，既表明了他對劉表作法的蔑視，又表明了他對曹操「不殺降」和愛才的稱讚。 

　　在《魏書·劉表傳》中，盧弼也有一段註釋，劉表於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攻張懌平之」，有「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祭祀天地，自立為帝。毛澤東讀了這段註釋又在天頭上寫了一條批語：做土皇帝，孟德不為。又一次稱讚曹操。 

　　毛澤東晚年讀《三國誌集解》寫了不少的批注，許多的篇章他都圈劃得密密麻麻。從中我們足以看出，他老人家晚年對《三國誌》這部大作是很為喜愛的。 

　　據筆者的記載，1973年，毛澤東還先後兩次向筆者要過《三國演義》，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這兩次送給他的《三國演義》，都是從中國書店新購買來的。我們還看到，毛澤東晚年遊泳池畔的書房裡，除存放著多種平裝版本的《三國演義》外，還一直放有兩種線裝木刻大字本的《三國演義》。一種是上海涵芬樓（商務印書館專貯珍貴圖書的藏書樓名。該館從清光緒末年即搜集南北藏書家散出的孤本秘籍多種，曾選取部分古書，編印為《涵芬樓秘笈等》）版，全名叫《三國誌通俗演義》。這部書是50年代陳秉忱從中國書店給毛澤東購買來的。一種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2月影印出版的《三國誌通俗演義》.這兩種《三國誌通俗演義》，每部都是24個分冊，因為字都比較大，毛澤東很喜愛。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還常在書房裡很有興趣地翻閱這兩部不同版本的《三國演義》。1975年8月中旬，大概是在給他做白內障摘除手術之前，他還在遊泳池畔的書房裡與陪讀的北京大學蘆荻侃侃而談《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等中國古典小說。李銳說：「十年內戰時期，『左』傾教條主義者曾經攻擊毛的軍事路線，取得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不過是『把古代的《三國演義》無條件地當作現代的戰術』」.這種攻擊，當然是毫無根據的，但它從反面告訴我們：毛澤東在十年內戰時期，《三國演義》就已經讀得很熟了。對於這一點，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他67壽辰時同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聚餐的談話中，在談到「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問題時，還頗有感觸地說，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先後受到過三次大的處分。他說：「那時我沒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擔架上，做什麼？我看書！他抬他的擔架，我看我的書。他們又批評我，說我憑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指揮打仗。其實《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幾遍，但指揮作戰時，誰還記得什麼《三國演義》，統統忘了。」後來的幾十年裡，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後幾年，他還很有興趣地與身邊工作人員談《三國演義》。據筆者所知，毛澤東讀《三國演義》，如同讀《紅樓夢》、《水滸》等古典小說一樣，很善於從不同的視角去閱讀，從不同的視角去理解，從不同的視角去思考，從不同的視角去說明實際問題，這是毛澤東閱讀《三國演義》的特點，也是他閱讀《三國演義》與眾不同的獨到之處。